査建英筆下的弄潮兒 by 燕舞

 

《到美國去，到美國去》
查建英/著
作家出版社
1991年

 

五年不見。

上一次見到作家査建英， 還是2006年。那時，她帶著古根漢姆寫作基金回到中國已經3年，每年在紐約和北京各住半年。

早在1995年，査建英“第一本比較成熟的”非小說英文著作《中國波普》（China Pop）在美國出版，她描述和分析中國市場化浪潮沖擊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以及身處其中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種種面相。該書被美國《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雜志評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還被不少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

1981年秋天，查建英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去了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留學；1984年又拿著南卡羅來納大學的英語碩士學位轉投哥倫比亞大學，在夏志清先生門下攻讀比較文學，同門的有日后成為魏晉文學專家的唐翼明（歷史作家唐浩明的兄長）。査建英的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叢林下的冰河》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劉索拉、友友、嚴歌苓、虹影、劉西鴻等緊隨其后。

旅居紐約、芝加哥、休斯頓之后，査建英和家人于2000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兩年。此間査建英一直用中文為香港媒體撰寫文章介紹北京，用英文向歐美介紹中國。近年的一些長文陸續在《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刊發，《讀書》、《萬象》也讓她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文字還鄉”。

回到北京本來是為了新的寫作計劃，不料與1980年代文化熱中的一批“現象級”人物對談，談出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這本2006年5月在三聯書店出版并迅疾暢銷的訪談錄，正是我五年前第一次采訪査建英的緣起。

不見査建英的這幾年，不時“見”她出現在《鏘鏘三人行》的嘉賓席上。這是她獲得“在場感”、參與國內公共討論的重要途徑。

除“寫作個體戶”之外，査建英另一個重要身份是紐約The New School中印學院的中國代表。“印度開了一個新的認識中國的視角，就是中印比較，和中美比較很不一樣”，査建英這八年來組織了大量中印比較的學術研討，在紐約、北京和孟買做了許多實地考察。這位“地理文化決定論者”近年來格外關心的是，印度能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怎樣的經驗和教訓。

殊途同歸。

査建英1987年本來通過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口試，領了筆獎學金，說是要回中國研究“美國的‘越戰’小說和中國的‘文革’小說”。臨別前，時任比較文學系主任的薩義德曾疑惑地問：“你是不是真的還會回到我們這兒？”果不其然，査建英最后沒有寫出博士論文——夏志清先生或許有些失望，沒有像研究自然辨證法的父親査汝強那樣走上治學之路，她選擇了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寫作——査建英自認為不適合做一個站在講壇上的大學教師，“與其做一個特別糟糕的學者，不如做一點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

再次見到査建英是2011年年底，她在美國出版的新著《Tide Players》（《弄潮兒》），剛被英國《經濟學家》評為“2011年最佳圖書”。該書集中采寫了張大中、孫立哲、潘石屹、張欣和王蒙、張維迎等企業家與知識分子，試圖立體描述當下中國的發展狀況。

于是，圍繞著這五年的“見與不見”，我們再次一番暢談。

 

 《弄潮兒》
（ Tide Players :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
Jianying Zha/著
The New Press
2011年3月

 

訪談

Q=燕舞 A=查建英

 

弄潮兒

 

Q：《八十年代：訪談錄》掀起熱潮后，您更多地回歸和介入國內思想文化界了。這幾年在《紐約客》刊發的那些長文，都被國內網友第一時間主動翻譯過來，像《紐約客》2010年11月8日封面頭條那篇寫王蒙的《國家公仆》。而2011年國內出版的《紐約客》前任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不少媒體將其排在年度圖書評選榜首。描寫中國最深入的非虛構作品的作者不是中國人，而是一位美國記者，這多少值得中國記者和寫作者反思吧。

A：何偉是《紐約客》前些年的駐華記者，是專職記者，我是自由撰稿，跟他們沒有長期合約?，F在歐逸文（Evan Osnos）接任，他們都得一年內寫幾篇，我是沒有的。最早，他們跟我約稿時，我寫出來他們不滿意，讓我改，我不愿意按照他們的思路改，也不愿意由他們來給我定選題，我是一個天生的個體戶，最后就變成自由撰稿了。

我2011年4月出的這本新書《Tide Players》（《弄潮兒》），還沒有中文版。昨天我在一個飯局上碰見“東西網”和“譯言網”的創辦人趙嘉敏，他說我這本書在大陸全部刊發不可能，但他想組織翻譯部分章節發表網絡版，還說國內現在也有一些讀者已經開始從網上的“蘋果商店”（Apple Store）買書了，買那些國內買不到的書。

我這個集子里有三章是《紐約客》發表過的，但不是《紐約客》上發表的那個樣子。比如寫王蒙那篇，實際上《紐約客》刪掉了將近一半，所以《弄潮兒》里面就長出來差不多一倍?！都~約客》只能是那么長，不可能再長了，我這幾篇都是《紐約客》當期封面的頭條，給的長度已經是最長的了。

其他幾篇是沒發表過的，就是專為這本書寫的?！杜眱骸肥且粋€集子，基本上是人物系列，所以給《紐約客》的那幾篇人物我收進去了。

 

Q：《弄潮兒》里主要寫了哪些人物？

A： 《弄潮兒》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企業家，即entrepreneur；第二部分是intellectual，算知識分子、知識人吧。我對知識人的定義比較寬泛，第一章是北大，我的母校。源起是一個個案，就是當年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我2003年從美國搬回北京來，就碰上北大改革最白熱化的時期，所以那是全書寫得最早的一章。這個爭論持續了一年多，之后我又追蹤，一直到前不久，這個改革有點無疾而終了。張維迎是這一章的主要人物，但里面是北大教授的群像：我在中文系的師兄比如陳平原、劉東，還提到甘陽、張永和這些人。王蒙那章的主要人物就是王蒙。張大中那章的二號人物是黃光裕，還有張大中的媽媽王佩英。

 

Q：我收到過王佩英慈善基金會贈送的紀錄片《我的母親王佩英》和《王佩英評傳》，其中收錄的權威資料顯示， 文革受難者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終于在2011年6月9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無罪。

A：張大中其實很希望我寫他媽媽為主，而不是以他為主，但是出于英文讀者的考慮，我說還是得以你為主——你媽媽在里面只能是二號角色，因為她的事情是一個歷史冤案，用中文寫意義更大，跟美國讀者講起來比較費勁。

企業家里面還有一個人物是孫立哲（亦可參見《北京青年報》2011年10月21日報道《孫立哲：一個赤腳醫生的傳奇》，網址為：http://bjyouth.ynet.com/3.1/1110/21/6371869.html——采訪人注），你們這個年紀的可能不知道，他是文革時期的風云人物，毛澤東欽點的五個模范知青之一，是全國最著名的赤腳醫生。他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1969年初下到延安插隊，之后變成一個“神醫”，特別有天賦，在當地治愈了無數農民?？墒?ldquo;四人幫”倒臺以后就把他打下去了，他的命運起伏極大。

后來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到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1982年出國，以后轉行變成了一個出版家，又回來投資。中信出版社原來很糟的，他參與之后帶來很多版權，出了很多暢銷書。像《誰動了我的奶酪》、哈佛商學院的經管系列，都是他最先帶動起來的，可他們后來發生了一場糾紛，他又被踢出去了。孫立哲是一個很“神”的人，精力非凡，一邊經商一邊滿世界飛去修各種學位，業余時間還免費給人治病，甚至自己買進口藥，送給貧窮的病人。很多這些老知青一代的人，一方面對知識，一方面對服務社會，有很深的情結，單是財富不能滿足他們。

還有一篇是《紐約客》上發表過的，關于潘石屹、張欣的，就是以他們這個“土鱉”+“海龜”的組合，以地產這個行業為中心寫的。

《八十年代訪談錄》
查建英/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年5月

企業家的human story

 

Q：寫王蒙那篇我讀得比較細。您和王蒙1990年代初就認識了，私下接觸也挺多，但企業家這塊兒可能就沒那么熟，是后來再去訪談？

A：我對企業家的熟悉程度也都不一樣。寫潘石屹和張欣，開始認識的時候并沒想寫他們，是先認識張欣，就是幾個女朋友洪晃、張欣、劉索拉、寧瀛和我，這五個人老在一起吃飯，號稱“姑奶奶俱樂部”，一起神侃就認識了。我那個時候都不知道張欣是干什么的，剛從國外回來嘛，第一次跟她一塊兒吃飯，她說“我是蓋房子的”。后來慢慢熟了，才知道潘石屹，才開始覺得他們挺有意思的。后來才決定寫他們，其實已經有點像朋友了，那時候再訪談就不是純粹地拿著錄音機，因為已經有一個階段的了解。

孫立哲的第一任太太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學，關系特別好，但是她很早就得癌癥去世了。我那時候就在他們那個圈子里混，他們都是老知青，我是班上最小的，因為我跟他太太好，所以有時候帶著我玩，一塊兒吃飯。史鐵生、孫立哲都是一個圈子的，都特別熟，很多都是清華附中的子弟或者父母都是清華的海歸教授。因為是陜北知青，他們回城后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我認識他們的時候才十八九歲，后來孫立哲的太太去世了我們還聯系著。

其中，最晚認識張大中，也不是我找他要寫一篇文章，而是他找我。他的一個代理律師是北大法律系的，也是一個海歸，他送給張大中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張大中那時候（2007年）剛把他的公司賣給黃光裕了，沒有以前那么忙了。他看了這本書以后就有興趣認識我，這個律師朋友就把我們湊在一起吃了一頓飯。吃飯當中我才發現他有這么一個媽媽，由此對他更有興趣，因為如果他僅僅是一個企業家，好像也沒有那么特別。

吃完飯以后他告訴我，他最有共鳴的是《國家公敵》，《八十年代：訪談錄》他倒沒什么特別的感覺——我有那么一個哥哥，他有那么一個媽媽，他愿意跟我談。這樣才約了一起再聊天，越聊越覺得很有意思，就決定把他作為故事主人公寫篇英文的文章，最后我跟他也變成朋友了。關于她媽媽當年受迫害致死的采訪，我推薦了郭宇寬去做，還給他們提供過見證人，恰好我的一個老朋友是他媽媽被押送刑場前的萬人公審大會的在場者。

我寫東西有一個特點，可能他本來不是朋友，寫完往往就變成朋友了，因為我不是一次性采訪，會觀察得比較長；或者是他本來就是我的朋友，我覺得他值得寫，他也同意，我就寫了。你看《八十年代：訪談錄》里面，大部分人我都認識很多年了，這種訪談就像朋友談話一樣。

 

Q：但這可能會有一定的同質性，選題可能局限在一個相對比較小的范圍？

A：對，這個限制在于，我的寫作前提是只寫我熟悉的，我熟悉的當然就跟我平常的生活圈子、感興趣的范圍有關系。比如說，企業家其實是我相對不熟悉的，在我來說還是出了一下這個圈子。但是，我選的這些企業家，其實也是要有一段時間去了解，我不太愿意寫一個沒有深入了解的人。而且，就是寫企業家，我一般寫的是human story，是從人性的角度，以他們的成長和心路歷程折射出一個時代或者一個歷史的瞬間，而不是只寫他們怎么賺錢、怎么成功，那種勵志故事更有商業性、更流行，但那既非我的強項也非我的興趣所在。

 

忠實于真相

 

Q：《國家公仆》追問得特別好，“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還是一位辯護士”，王蒙看到后是一個什么樣的反應？

A：發表之前他沒有看過。這是美國的行規：發表之前你不能先給你寫到的人看稿，否則會被認為你可能受到寫作對象的影響、下筆不客觀中立。發表之后，《紐約客》上的英文版和后來的中譯版王蒙都看過，未予置評。但我們的友好關系沒有受到影響。他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這個態度我非常理解。我甚至覺得有點慶幸，因為很多人來問我他什么反應，他真的是一句沒說，我們照常來往，還一起上《鏘鏘三人行》；平常我們也有聯絡，發發電子郵件什么的，一切正常。

我覺得他不作評論挺好。有些時候，不說話最好。他知道這是我的文章，我會文責自負。無論他怎么反應，這個文章已經出來了。

 

Q：您寫的時候會不會有什么顧慮？

A：我其實是很擔心的，因為已經認識快二十年了，但也不能說是那么近的朋友，應該說是我很尊重和喜歡的一個忘年交。畢竟，他有官場的經歷、 “放逐”新疆16年的右派經歷。我當然非常擔心這個文章出來以后會對他有傷害，如果他從個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或者是這個文章引起的議論影響到他某些方面，我都會很過意不去。但是，作為作家的第一考慮，就是我要忠實于真相、忠實于事實，我希望能盡可能的客觀。

他又是這么復雜、這么豐富的一個人物。為這么一篇文章我看了很多資料。他是一個高產作家，好多東西我都要看，他那三大本回憶錄我看了兩遍；然后跟他談，跟他周圍討厭他的和喜歡他的、佩服他的和感覺非常復雜的人都談過。最后寫出來的其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覺得還算實事求是吧。

但是文章出來以后，反應是截然不同的，喜歡王蒙的人覺得我下手太狠了，認識他這么多年，怎么能這么狠呢？不喜歡他的人，很多右派的朋友覺得我太同情他了，把他寫成了忍辱負重的那種感覺，認為最后給他的評價其實相當高，太體諒他了，沒有把他的所謂“嘴臉”寫出來，還不夠負面。

這是兩極的反應，但還是有很多作家朋友、美國的讀者，覺得把中國的復雜性寫出來了。

 

Q：文中也提到，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后或關鍵性的歷史時刻，您都會寫郵件詢問他的相關態度。比如，他在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演講，稱“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中國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學大國”，這引發國內互聯網上的一片嘲諷，您事后立即發郵件表達對這場爭論的失望，他簡潔地回復道：“沒事。隨便。我顧不上這些事，也早習慣了。謝謝。”可在另一些更重要的歷史時刻，您去信詢問他的態度，他就“沒有任何回復”了。

A：這些都是事實。他為什么不回我，也可以理解。他回什么、不回什么，就很說明他和他所處的語境了，我放在那兒就行了，用不著再過多地評價了，事實本身是最意味深長的。你看了以后，對這個人物的印象是更偏負面了嗎？

 

Q：沒有。我其實很少看虛構類作品，以前對王蒙的文本的印象不是特別好，因為他特別喜歡用排比句，這在我看來就是特別煽情，有時甚至是一種語言暴力。他的回憶錄中與訪美有關的章節我倒是研究過，當然因為直覺或某種偏見，我覺得他比較圓滑或者說有“生存智慧”。

A：太多的人這樣說他了，其中很多人自己也未見得有多么勇猛的表現。我持保留意見吧。

對他我已經非常感謝了，我寫這么長一篇文章，在這么長的過程中沒有給他看過一個字?！都~約客》有非常嚴格和繁瑣的查證程序，他們直接給他打電話了，但是也不會告訴他這個文章是怎么寫的，不可能給他念的，只會說這里面直接引用到他的話，問他說沒說過這句話，這個話準確不準確。

他能夠給我這么大的信任，已經非常不簡單了。而且，文章出來以后，他并沒有說什么，頂多說過感謝我花了這么多心血，這還是在看文章之前。

 

Q：寫作期間，您要跟他談什么，都會提前告訴他嗎？

A：有過一次錄音訪談。他知道我在寫，但是怎么寫、寫成什么樣，他完全不知道。

其實這些年我在挑選中國人物的過程中，遇到過很多精彩的、可以寫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些我已經花了大量工夫準備甚至寫了初稿，最后我都放棄了，因為考慮到這個被寫的人可能承受不了我這種比較“狠”的寫法。所謂的客觀筆法其實相當重的，臉皮薄一點的人都受不了。

寫王蒙的文章出來以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給我來了一封E-mail，他剛看了翻成中文的版本，說你居然寫完這個還可以跟王蒙吃飯，簡直不能想象。他就是研究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的，他說這些年（寫到當代知識分子的個案時）是寫一個就得罪一個就斷交一個，所以不能想象我和王蒙還能吃飯。

我說，這正說明王蒙的大度，而且我的預計基本上是對的。如果我覺得他完全承受不了，這篇我就不寫了。我想了半天，覺得他可以承受，他經歷了那么多，那么穩妥和看透，會看得出我沒有惡意，這么一篇文章也不會給他政治上帶來什么打擊。頂多他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他多少年來就是嘛，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承受得住，我從不認為他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

有很多人覺得他就是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地位所帶來的特權，斤斤計較；另一些人把他捧上天，一天到晚叫他大師，讓人起雞皮疙瘩。這兩種我都不是，是很認真地對待他的，我覺得他可以感覺到這點，也能接受我對他的一些批評。

 

Q：《弄潮兒》里寫到潘石屹和張欣的部分，他們也該讀到了？

A：發表以后，他們才讀到，之前沒讀到?！都~約客》給張欣打過電話，沒給潘石屹打電話，因為他不懂英文，那時候《紐約客》還沒有中文核查的專職人員。到了王蒙那篇，他們有了，就派了一個小時候移民去美國但中文很流利的人來查證。

《紐約客》向張欣查證過，還向相關的人查證過，但他們都是發表出來后才看到的。我說的客觀也只能說是盡可能的客觀，有些東西我在選材的時候也是要回避的，比如隱私；比如涉及腐敗——你寫了就可能把這個人抓起來了，那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事情，你得做一個考慮：他的腐敗是不是到了某種程度，還是只是大環境的一個反映？如果只是一個反映，你必須要寫到。

地產業有多少暗箱啊，我其實寫了潘石屹、馮侖他們萬通的第一桶金在海南是怎么淘的，當時整個環境都很瘋狂，有點像開發西部時候的土匪。到后來拿地、拍地什么的，這在中國有很多暗箱、潛規則、權錢交易，要搞政府關系。但是我不會直接寫到他們哪一次如何操作這么具體，我只是寫了地產界的一般狀況。我說的客觀，也是有邊界與分寸的，是有很多技術問題需要把握的。我不能因為發表一篇文章而去傷害一個人。

 

Q：以前采訪您，好像您說上網的時間不是特別多，那像微博這幾年在中國大陸發展得這么迅猛，您上嗎？

A：我Blog、微博都沒開。前幾年新浪曾邀請過我，我沒接受，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那個時代的人對沒有隱私這件事有一種很深的反感，什么《雷鋒日記》之類的，就是為了給別人看。“隱私”這個詞，以前漢語里聽不到的，現在開始撿起來，我就非常在意，你私人寫日記就不要放到網上去了。Blog已經有點兒這種嫌疑，現在發展到更瑣碎的微博。老在那兒發布給別人看，你這一天在干什么、想什么。如果真的發表文章，應該是最公眾的，不是私人日記、隨想什么的?？赡苓@是我個人的一個心理障礙，我不習慣這樣，這個公與私的界限太模糊了。

在這個高科技、大批量快速生產的時代，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80年代剛去美國上學我就開始用電腦，這都多少年了，我還是把電腦主要當作文字處理機，除了寫、編文章，僅限于收發E-mail，近年才開始用網絡做研究工具，查查資料什么的。

我本人對文字還是很挑剔的，對隨手就寫然后公布出去，是不太習慣的。我是一個低產作家，有些人很高產，我很佩服，但也發現好多人高產高得不太講究。芝麻西瓜，什么都抓一把；一瀉千里，泥沙俱下。文字應該是一個講究的東西，應該沉靜下來用心對待、舍得花時間打磨，應該沉淀、少而精。至少這是我自己更愿意選取的寫作態度。也許文字才是我的真愛吧。如果你真愛一個人，你自然會珍惜、檢點、細致地對待他，如果隨隨便便，不講究時間地點、也無所謂裝束舉止，天天破門而出招搖過市，那不是一個糙人或者一個輕狂濫情的薄幸之徒嗎？

所以我這樣的人不適合開微博、開Blog。但是，我不否定開微博，因為它由是各種人組成、各種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中國大陸網絡之外的言論、媒體空間很有限，有些公眾事件的報道和討論，只有網絡和微博能做。在美國做，就沒多大意義，美國主要是用它來社交，大家約會啊、八卦啊，中國當然也有一大批這樣的，但微博在中國大陸確實是一個透明度、自由度都很高的民間監督平臺，在這個意義上我很尊重它。

 

Q：尤其像解救被拐兒童或其他公共事件的討論，它即使在微博上被刪掉，但只要這個事情發生了，相關微博內容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傳播出去了。

A：而且會被成幾何級地無限轉發。我也有不少“公知”朋友開微博，他們的言論要不受限制地直接發布出來，只有通過這種形式。報紙上開專欄受很多限制，在電視上說也受限制，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只不過我個人的成長背景和性格使我不太適合選取這種方式去參與，所以選取了寫作，這種方式是我能控制的。

寫作完全是個體的事，我很少與人合寫。像《八十年代：訪談錄》我要跟每一個受訪人合作，這在我是一次例外。我還參與過我工作的研究所編輯的論文集。其他時候我都是單干戶，英文書也都是我自己寫，文章也沒有合寫的。

 

Q：我也上微博，但有時又發現，國人在很多場合談論的話題都來自微博，就覺得我們的話語資源太過貧乏，似乎不談論微博上的話題就無話可說了。

A：對，但即使不開微博，也能聽到無數的信息，所以我不缺這個。其實，我潛水去微博上看過，我注冊了一個賬號，看了一段連自己的賬號都忘了。他們都說會上癮，我根本不上癮，看了看就煩了。我不看微博，信息也都到我這兒了。那些最敏感、最熱點的事件，從別的渠道，從電子郵箱，很多人就轉發給我了，或者在飯桌上就可以聽到。

 

Q：前面的談話中，您特別多地講到“吃飯”，飯局是不是也是您回北京這幾年了解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

A：當然了。我本來就是一個好吃之徒，所以好飯局、好飯館我是不太容易拒絕的，在飯桌上就能聽到各種各樣的消息，包括這些人對這些消息的態度。

信息源是多方面的，關一個，其他信息也足夠了?，F在我覺得還得關，你看我這里好多雜志寄過來，看都看不過來。好多信息是重復性的、不必要的。你的腦子像一個裝滿太多雜物的閣樓，塞滿了，反而你該看的書、該想的事、該認真對待的人，你沒有時間也裝不進去了。你成了信息的奴隸，對生活中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你反而麻木了，整天跟著時事跑、圍著八卦轉。所以，微博對我來說是不必要的。

 

Q：梁文道有個說法，他不愿意跟人在外面吃飯，因為在座一坐上來就都低頭拿著手機發微博。

A：這太恐怖了，我最害怕這種人了，如果我的同齡人里有這么一個人，那更恐怖了。年輕人這么做還可以理解，他們就生在這么一個時代，年輕人也容易不自信、愛跟風，需要群體承認、確認他?？墒堑搅诉@種“微博控”的程度，坦率說我覺得這是一種病，就像“照鏡狂”。如果一個中年人，一天到晚生怕一群陌生人不關注你、生怕“掉粉”，完全被你的所謂粉絲團控制住了，你還有什么自我，這也太可憐了。

而且這種行為實在太不講究、太糙了，貌似他是高科技能手，他很in，但其實連基本的教養都沒有，惡俗無比。這種人出現在飯局上何止是敗興，應該請他走路，out！因為他不經別人同意就把私人場所的門打開，搬到網絡上的公眾場所去了。

 

《中國波普》（China Pop）
Jianying Zha /著
The New Press
1996月4年

 

印度是中國的鏡子

 

Q：我最關心的還是您作為紐約The New School中印學院的中國代表這幾年所做的工作，因為中印比較研究是國內近年來的一大熱點。

A：The New School剛創辦印度中國研究所的時候，我就受聘參加了。2004年開始討論，2005年初正式成立。開始我對印度完全不了解，那時候印度也不太熱。2004年，美國一個大基金會投了一大筆資金，放到這個大學里面，他們要找一個駐中國的、一個駐印度的代表一起來做項目策劃和管理。此前一年，2003年我拿到了古根漢姆的寫作基金，搬回來寫關于中國的一本書，同時帶著我女兒在北京上小學。好不容易回來了，我也不想回美國去。所以覺得這個工作特別適合我，他們需要這個人住在中國；另外那個印度代表駐孟買，但是都要兩邊跑，因為總部在紐約。我正好借此也可以常去紐約，就答應了。

那時我對印度一無所知，極不了解。好在我們只是出資花錢的單位，在紐約籌辦項目，在中國、印度、美國三地分別、分批選拔相應的學者來合作做研究課題，我負責中國這部分。開始真是兩眼一抹黑，我的一些朋友也很納悶，說你怎么搞到印度去了，印度有什么好研究的？

從那時候到現在，這七八年變化非常大：印度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印比較、中印美三國之間這種微妙的地緣政治關系，都變成了熱門話題。我們的課題也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好幾期不同的成員，課題組有些人也變成了朋友，比如第一期里面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姚洋，（記者）郭宇寬，我們一起去印度考察，也成了朋友。后來的中國成員包括許志永、盧思騁、李波等。印度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由此不僅對印度增加了一些了解，而且印度提供了一個新的認識中國的視角。中印比較和中美比較很不一樣。

 

Q：具體怎么不一樣？

A：印度與中國同為古老的亞洲文明，互為鄰居，可是我們彼此的研究興趣相當弱、相當差。對很多中國人來講，印度是在我們意識之外的，至少是在邊緣上，有很多出于無知的偏見，我們老是盯著西方，主要盯著美國、歐美，對吧？

我們對印度其實是很漠視的，他們對中國也有一種微妙的心理。本來他們在歷史上覺得自己是中國的老師，因為佛教就是從他們那兒傳來的嘛，在文明交流中，中國受惠于印度很多。然而1962年發生了中印邊境戰爭，印度是戰敗者，他們認為中國背叛了友誼，尼赫魯為此郁郁而死，所以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傷痛的情結，不信任、有敵意。

在經濟發展方面，他們市場改革起步晚一些，至今走在中國后面，與我們又有一種競爭心理。但他們是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所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種優越感。不只政治制度，在價值觀、精神文明、意識形態上，他們好像都有一種優越感。你別看它有那么長的被殖民史，很多印度人在文化上相當自我，認為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最優秀。

去實地考察以后，我發現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比如在這么一塊與我們同樣古老的亞洲文明土地上實行民主，實際運行的經驗其實非常復雜，成敗得失，一言難盡。它為什么跟歐美式民主不一樣，英國人帶去的民主、法治是怎樣演變成了另一種樣態的民主、法治？這當然與它的歷史文化有關系。而印度可以作為中國追求民主的一面鏡子。畢竟我們跟美國太不一樣了。

我本來就是一個地理文化決定論者，對地理文化是特別在意的，很多東西你得推到歷史的源頭上去看，不能光看現在是怎么回事——它為什么是這樣的，為什么中國文明的主流是儒家傳統，而不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也不是佛教呢？為什么我們歷史上多數時期一直是王朝、帝國，而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制呢？有很多東西，都跟現在的問題直接相通、一脈相承，不看歷史就看不清今天。去看這么一個歷史悠久的鄰居，當然有助于認識我們自己。

比如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很多印度的左翼知識分子們對毛澤東是非常崇拜的，對中國革命持有非常浪漫化的觀點，我認識的好多印度左派學者都如此。那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問題意識，比如種性問題、不平等的問題。人們往往出于自己的問題，去從別人那兒取經或者抓別人的東西來，就像我們愛把西方的某些東西拿來批判我們自己一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把西方浪漫化了?？傊D了一圈，印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參照體，一個學習、借鑒和理解我們自己的鏡子。這個工作讓我獲益匪淺。

查建英

作家，北京人，1978年-1987年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87年回國，90年代返回美國。著有：《八十年代訪談錄》、《Tide Players》、《China Pop》、《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叢林下的冰河》等，2003獲美國古根海姆寫作基金?！禖hina Pop》被美國 Village 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 雜志評選為“1995年度25本最佳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