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呂尚春 “小產權房”又一次被架在了濃煙滾滾的干柴之上，兩個事情令人關注：一是國土部官員稱，對于小產權可能不惜動用“強拆”手段；二是一名小產權房開發者被判無期重刑。

3月30日，北京市首次對小產權房開發者施以嚴刑，房山區青龍湖鎮李鳳景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罪名為合同詐騙。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當我們回首中國土地制度的轉型經歷時，基于今日的土地政策背景下的判例，或會成為難以面對的尷尬一幕。

在經過幾番來來回回的博弈之后，行政管控欲望與農民從土地中獲取“資產性收益”的沖動，被擠到了無法克制的對立邊緣。小產權房的興盛，幾乎是與“大產權”的商品房同步上演的，在2000年至2005年之間，高房價、土地財政、強拆這些字眼兒，還處于非常稀罕的階段，小產權房的開發也只是星星點點，未成氣候。

2001年的土地出讓金僅為1295億元，然而到2010年，已經驟升至2.7萬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7%提高至67%，幾乎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財政。“干十年企業不如炒一套房”的觀念，在土地帶來的“資產”洪流中，一步步浸潤了整個社會。

而與此形成鮮明比照的是農村集體土地，不可流轉、不能抵押，從閘口上，切掉了農村土地任何“資產化”的可能，然而在另一面，只要這些土地經由所屬城市政府收儲、整理之后，即可以遠遠高出補償給農民的價格而以“天價”拍出。重利面前，于是我們看到，集中在2005年之后，小產權房才開始像從笸籮里打翻的小米，撒了一地：小產權房的建設開發多以村或鄉鎮登記為準，報批門檻低，只要有先行者，你就沒有理由拒絕后來人，于是出現了小產權房前幾年的爆發性修建。

據一項社科院提供的研究資料表明，土地招拍掛之后，土地出讓金的分配是這樣的：地方政府大約得60%~70%，村集體組織得25%~10%，農民個體只得到5%~10%，這是多么顯著的資產“剪刀差”。

事實上，正是制度的“剪刀差”導致了資產分配的高度落差。不論農村集體土地，或是國有土地，土地“產權”本不應有高低之分。眾所周知的小產權的“小”，幾乎找不到出處。所謂“大產權”與“小產權”，何謂大，何謂??？為什么集體土地，在從二元結構的一端轉到另一端時，才能具有交易的合法性？這樣的論述已經非常多，在此不贅述。我們想說的是，在存在著制度性的顯失公平的同時，如果再施以強烈的行政性、司法性壓制措施，小產權房這樣的問題走向良性解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常言道，宜疏不宜堵。我們設想一下，為什么這些小產權房產，不能用于城市中農民工以及中低收入藍領階層的保障之用？一方面是北京、成都等城市，紛紛表態要在保障房層面考慮納入農民工住戶，然而另一方面，卻是保障房始終處于普遍怠工狀態。近日，經過北京中關村地區的六郎莊、肖家河，我發現這些昔的城中村已經被拆得七零八落，在中關村務工的大批人員，在搬出城中村，到更遠的郊區尋求安身之處，又是一出“無處安放的青春”在身邊躁動。

而從更長遠的角度，打破國有和集體之間的土地產權壁壘這個“制度剪刀差”，在集體土地與城市用地之間建立權利平等的交易通道，才是推動健康的城市化進程，讓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公民都能獲得“財產性收入”等等問題的根本“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