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財富》世界500強顯示，中國有69家公司進入，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這與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次席相互呼應，令人欣慰。

毋庸諱言，這里的中國，包括香港和臺灣。69家公司中有8家來自臺灣，3家來自香港，大陸實際上榜公司為58家。8家臺資企業中的5家為IT加工企業，它們與大陸聯系緊密，來自內地的產量和銷售收入均占有相當的比重；3家港資企業就更不用說了，內地是其最主要的市場。因此，將臺灣和香港的公司計算進來，也不是打腫臉充胖子，它們的確分享了中國內地經濟高速增長的好處。

即便剔除這11家公司，中國企業占全球比重也有九分之一強，對于一個至今未被歐美承認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的確不算少了。但是，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值得關注，這就是國內的上榜公司地域過于集中。

58家公司中，總部位于首都的高達43家，來自北京之外的，只有區區15家。號稱經濟中心的上海，只有4家企業入圍，位次也比較靠后；占全國經濟總量十分之一的廣東，只有3家公司上榜，而且2家在深圳；剩下8家企業零星分布在中東部的6個省份；其余21個省份則無1家企業上榜。這一現象在世界各國中是比較獨特的。

不久前看到學者肖知興的一篇文章《小地方,大企業》。文中列舉了一大批位于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上的世界著名企業：沃爾瑪總部設在美國南部阿肯色州 （該州人均收入位列全美倒數第三）小城Ben－tonville，人口3.3萬；微軟公司位于西雅圖以東16公里的小城市Red－mond，人口5萬；蘋果公司所在的Cu－pertino市，人口5萬；以及總部設在康涅狄格州小鎮Fairfield的GE公司，總部位于紐約州小鎮Armonk的IBM公司，總部位于新澤西州小鎮Brunswick的強生公司，等等。歐洲也是如此，米其林來自法國中部小城Clermont-Ferrand,人口14萬；空中客車總部設在圖魯茲旁邊一個叫Blagnac的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小鎮上。

的確，歐美的大城市，紐約、倫敦、巴黎，大公司不多見，只是有一些大的金融機構總部。一些國家的首都，如華盛頓、渥太華、堪培拉，本身就不是什么大城市，可能連一家像樣的大企業也沒有。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外如此之大的差異呢？

我想，大概是公司與公司不同，即公司的性質及其發展路徑不同。我們的上榜公司基本都是中字頭的大國企（雖然其中許多已經公開上市，但依然是國家高度控股），主要是靠國家政策扶持和市場壟斷地位快速積聚起來的，而國外的大公司是在自由市場競爭中慢慢積累起來的。也就是說，大家走的是不同的路子。我們的上榜企業一開始可能就是很高規格的公司（比如副部級），然后再向全國各地輻射開去；而國外的大公司，一開始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企業，發端于偏僻的一隅，是通過核心能力的不斷提升與復制，一步一步向全國、全球擴張形成的。

對國內上榜公司的結構做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首先，數量最多的是資源性企業，共29家，正好占據半壁江山。這包括11家能源類公司，即“四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航油，后者是為所有在中國落地的飛機加油的公司，一般人不知道它），“三大電”（華能、大唐、國電），“兩張網”（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兩團煤”（神華集團、冀中能源），以及8家金屬冶煉企業，10家與資源壟斷相關的加工或貿易企業。

其次，是服務領域的國字號企業。包括五大銀行（工、建、農、中、交）、四大保險公司（人壽、人保、平安、太平洋）、四大郵電企業（移動、電信、聯通、郵政），以及1家綜合金融企業（中信）、1家貨運公司（中國遠洋）。除了電信運營服務，其它領域早已放開市場準入，似乎不存在壟斷問題。但是這些企業能夠依靠國家優惠政策和大筆投資快速跑馬圈地，形成高高的技術壁壘，后來的進入者只能是在局部空間分杯羹罷了。

再次，是一些加工制造領域（如汽車、船舶、軍工）的企業集團，以及幾大建筑施工企業，同樣也是國家政策扶持和重點投資的結果，而且排名都不太靠前。最后是與信息技術有關的3家企業，即華為、中國電子和聯想。

從行業結構看，我國上榜公司主要集中在資源型和天然壟斷型的領域，而在市場充分競爭的行業，如家庭及個人用品（家用電器、個人電子設備、個人生活用品等）、食品飲料、制藥、零售、房地產、文化、娛樂等諸多行業，難覓中國公司的身影。

從企業屬性看，上榜公司基本都是中字頭國企，民營企業不多。真正的民營企業，只有深圳華為（第351位）和江蘇沙鋼（第366位）2家。平安保險、聯想集團至多算是半民營企業。

其實，《財富》世界500強是按照銷售收入的大小進行的簡單排隊，嚴格地說是“500大”，不是“500強”。如果只是追求上榜公司的數量，簡單“做大”，那是比較容易的事情。都是國有企業，搞搞“拉郎配”，往一塊兒歸并歸并，很快就能再造十家500強企業來，但這好像除了能滿足一下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招致更多的他國恨和貿易壁壘之外，并無別的好處。

因此，我們要關注的不僅是一個國家大公司的數量，更要分析其結構和質量。

當今世界，公司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毫不夸張地說，公司強則國家強。

2009年，公司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機會，構成了全球經濟力量的90%，創造了全球生產總值的94%。全球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公司，49個是國家。世界上有161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比不上沃爾瑪公司的收入。全球最大的10個公司的銷售總額，超過了世界上最小的100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摘自《公司的力量》）

和平時期，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主要是經濟競爭，即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較量。平心而論，我國的大公司在諸如治理機制、資源整合、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品牌形象、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等方面，與國際一流企業相比，都還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國際化能力方面，更為明顯落后。

我們500強企業中的絕大部分，市場和客戶均在國內，與國際上的交往不多，知名度主要局限于國內，尚未樹立起全球化的品牌，難以在世界市場瓜分一定的份額。

但是也有例外，這就是深圳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這家創立于1987年，最初只是代理銷售用戶交換機的小公司，用20多年的時間，成為了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其移動寬帶產品市場份額位列全球第一，無線接入市場份額躋身全球第二，曾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全球十大最有影響力的公司。

有人總結深圳30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其中一條就是培育出了幾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除了華為，還有中興、中集，它們的銷售收入已有相當部分來自國外。再如比亞迪、萬科，雖然他們的客戶和收入仍基本源自中國，但是其創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已經接近世界同業一流水準。金融領域的平安保險、招商銀行，在服務創新等方面也走在國內同業的前列。

為什么中國其它地方沒有集中出現這樣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呢？比如人文薈萃的首都北京，工業和經濟龍頭上海，享有資源傾斜的另外兩大直轄市天津、重慶，傳統工業重鎮沈陽、武漢，民營經濟發達的后起之秀廣州、東莞、杭州、蘇州、溫州，以及同為經濟特區的珠海、汕頭、廈門，同為“計劃單列市”的大連、青島等首批沿海開放城市。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什么地里長什么莊稼。企業也是如此，什么樣的土壤，培養出什么樣的企業。

西方的公司巨頭往往來自不知名的小城市，其原因我想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硬件。西方發達國家城鄉差別不大，即便是偏僻的小鎮，一般的基礎設施（電力、交通、通信）都很到位，所以對于企業經營而言，并不因處于小地方，就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發展受到局限，反而可能還會享受到稅收優惠，獲得價格低廉的土地廠房，大量節約成本開支。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軟件。西方的小城鎮，社區公共服務（法治、教育、醫療、餐飲、娛樂、養老）較為完善。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小城鎮還是在大都市，你可以喝到同樣口味的咖啡，開著同樣品牌的汽車，玩著同樣豪華的游艇。當然前提是要拿著同樣的薪水。甚至小地方風景更加優美，空氣更加清新，房子更加便宜，生活更加愜意！ 所以，小地方只要有就業機會，只要肯出高薪，就不怕吸引不到一流的人才。有了一流的人才，就能夠培育一流的企業來。

深圳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除了比鄰香港，能夠更快地接觸世界先進技術和最近管理成果，有些地緣優勢之外，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吸引了全國一大批的優秀人才。百萬精英下深圳，不賺百萬誓不還。不能說去的都是一流人才，但至少都是不安現狀，想闖出一番天地的人（其實就是具備最寶貴的企業家精神）。30年的大浪淘沙、百舸爭流，走出一批成功人士，誕生一批優秀企業，那是必然的。

作為新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沒有幾個本地人，自然沒有什么排外思想；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所以沒有誰瞧不起誰；一個過去的小漁村（其實200年前的上海、香港也都是小漁村），“文化的沙漠”，深圳人也不像其它大城市的居民，有可以驕傲和自豪的本錢。有的只是學習（當然也有抄襲）、創新（也有山寨）、加班、跑市場和創業，形成了包容、拼搏、競爭、自強不息的濃厚的重商文化。

深圳市政府在經濟發展和城市管理方面也采取了許多措施，比如爭取中央的財政優惠政策、先行先試政策，為企業減稅，為企業提供低廉的土地，容許企業為職工集資建房，不搞行政攤派，不干預企業經營等等。政府還大力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改善教育、醫療條件，積極發展文化、娛樂、服務產業，認真解決外來人口落戶、子女上學等等現實問題。

有云集的企業家和高素質人才，以及適合創業的寬松平等的商業環境，優秀企業就能雨后春筍般地成長起來。與其去刻意培育世界一流企業，不如營造好世界一流企業需要的土壤。

（作者單位為中國建設銀行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