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陳杰人/文 3月19日上午，備受公眾關注的“5·8”故宮失竊案在北京二中院一審宣判，小偷石柏魁被判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罰金13000元。

法院認定，2011年5月8號，石柏魁潛入故宮博物院一些房間，打破展柜，竊得香港某博物館在故宮展出的9件展品，這些展品的投保金額是41萬元。法院稱，石在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內盜竊展品情節特別嚴重，多次盜竊已構成盜竊罪，但鑒于他歸案后如實供述罪行，并具有坦白情節，遂從輕處罰。

根據媒體的報道和律師的說法，這次判決存在一些嚴重的值得質疑之處。

首先，對盜竊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盜竊數額，根據刑法第264條的規定，被判13年，應該是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但有關報道指出，直到現在，法院并沒有就石柏魁所盜竊文物的實際價值作出鑒定，而只是參考了這些文物展出前的投保額。

眾所周知，一件物品的保險額，和其實際價值絕不可劃等號。因為，保險行為是一種商業行為，甚至帶有投資和投機性質。比如，一件物品本來價值1000元，但所有者完全可以通過提高保費的方式，為其投下一份乃至多份保險，保險金額可遠遠超過物品本身價值。所以換言之，那些被盜竊文物的參展商對這些物品的投保金額，只能說明如果這些物品被損或者丟失了，能夠獲得多少商業保險賠償，用可預期的賠償額作為物品的實際價值，顯然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

退一步說，即便這些投保額有一定參考價值，但那也只是民事賠償上的可參考范圍。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是“確實充分”，而禁止揣測等方式。當有關證據對被盜竊文物的實際價值判斷只有參考意義的時候，法院就徑直以這些“參考資料”認定盜竊數額，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其實，有關盜竊文物案件的刑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五條第8項已有明確規定，該項說：“不屬于館藏三級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書畫等，按國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價計算，或者按國家文物主管部門核定的價格計算。”

如此規定，實際上是賦予了控方以證明責任——即涉及文物盜竊案件，應當由控方舉證以證明價格。而故宮盜竊案，直到現在沒有就此確定盜竊數額，顯然有違規定。

本案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審法院還認定，石柏魁的盜竊行為發生在重點文物保護場所，情節嚴重。這并不是法定的量刑情節。根據最高法院的前述司法解釋第九條的規定，只有盜竊國家一級文物的，才能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但本案并沒有鑒定被盜文物屬于一級文物，甚至，連被盜物品到底是不是文物都還沒有確定，因此，所謂盜竊情節嚴重的說辭，也無法可依。

筆者認為，故宮被盜案，從輿論傳播的效應和社會反響角度來看，的確影響惡劣，但這種結果，一是基于故宮管理失范，二是被偷地點敏感。但這兩點，都不是法律所規定的刑事訴訟中加重對被告人處罰的情形。法院在沒有鑒定被盜文物等級和價值的情況下，就輕率判決，是對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對被告人正當權益的侵犯。

其實法官應該認識到，越是對這種影響廣泛的案件，越要慎重處理，越要嚴格依法辦事。而現在這種宣判，不僅沒有產生好的社會效應，反而讓人看到了首都地方法院刑事訴訟的隨意性和低水平。這樣的判決，不僅不能服眾，反而有害法治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