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如果不是許鞍華，像桃姐或者天水圍這類其貌不揚的香港故事，怎么會有機會登上浮夸大片統治的大銀幕？

簡單來說，《桃姐》講的是一位大家庭長大的少爺Roger（劉德華飾），在侍奉家族60年的傭人桃姐（葉德嫻飾）中風并住進老人院之后，重新發現對方并彼此溫暖的故事。電影根據嘉禾電影公司的制片人李恩霖自己的故事改編。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親家的女傭。自小家貧，父母把她送人撫養，養父又遭遇不幸被殺害，養母在她13歲時把她托付給李恩霖的外祖母。在李恩霖母親結婚的時侯，她也一起從澳門到了香港的李家，總共照顧了李家5代人。就像人生循環，李恩霖由桃姐照顧長大，桃姐生病后換他照顧她。

博納影業稱，《桃姐》上檔首周4天票房就拿下了3600萬，銀幕數超過斯皮爾伯格的《戰馬》。許鞍華沒有太多錢做宣傳，支持觀眾掏錢的除了獎項，還有口碑，面對繞不過去的生老病死話題，每個觀影的人心里都有一個桃姐。

《桃姐》關注的是香港的老年社群——越來越多的老人院開在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北角、深水埗、油麻地，與繁華的香港并行。有數據顯示，到2031年，香港人口中老年人比例將達到四分之一。

成熟社會與親情倫理天然存在矛盾。那些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排排坐等待護工流水線喂飯，看起來像下個世紀的事。但老齡化遠比我們想象中要逼近，實行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催生了我們面臨的最大危機，不久的將來，那些無力得到奉養的老人將被分流，老人院是一個合理且不得不的選擇。

桃姐進老人院后的第一頓午餐，是在驚恐和陌生的情緒中度過的。老人們圍著長桌坐下吃飯，對面的老人從嘴里掏出假牙，浸泡在藥水里準備進餐，突然發現假牙不是自己的，大叫一聲：“是誰拿了我的假牙？”另一位老人舉著一副假牙顫顫巍巍從遠處跑進來，“這才是你的牙！”他隨即把手伸進杯子里。倆人交換了假牙，淡定地繼續吃飯。

許鞍華曾經公開表示自己對電影的滿意，她覺得屬于《桃姐》的調子既冷清又熱鬧。畫面和氣氛往往呈現的是反差：老人院里一幅末日氣象，可同時也有溫度；你覺得好笑，其實那里的人又很慘。

金婆婆是桃姐的院友，重男輕女，心心念念全是兒子，滿腹委屈的女兒支付她在護老院的所有費用，每次來探視都要大吵一架。金婆婆暈倒在廁所里被送去搶救，護老院的老人各懷心事，目送救護車離去；最后老人去世，女兒哭著到老人院收拾遺物時，坐在一旁的老人們反而面無表情地搓麻將。

作為一部深入的社會性電影，片中某些情感帶來的觸動很難用其他電影中兔死狐悲的代入感或者移情效應來表達。盡管很節制，《桃姐》還是用一種近乎殘酷的白描方式展現了暮年這一生存狀態。

其實地球上很大一部分人正經歷同樣事實，60歲一過，不定什么時候，改變人生軌跡的大事就會一樁連一樁。就像70歲的桃姐，早上還麻利下廚鹵牛舌，到了晚上就突然中風倒地了。相像的事早晚要發生，誰也逃不了，可能排列組合的方式各有不同，結果卻都是大同小異：家庭漸漸空巢；扇老無風，人老無用，工作機會不再；配偶和親人要么重病纏身，要么早早離世；家中也好，社交圈里也罷，地位一落千丈。

不想面對的不只是老人。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故事，當脆弱猝不及防地到來：媽媽矢口否認她已經羸弱不堪，直到發生一場意外；父親摔脫了髖關節，直到房子差點就燒成了廢墟，直到有賊摸進了家門，直到家政工留意到地毯上老是有除不凈的污漬并且抱怨說她實在沒辦法再清理下去，這時候孩子們才開始直面和擔憂，父母實實在在地老去了。

但每一個蒼老的身體里都有倔強的影子。中風后的桃姐會本能地拒絕來自他人的關照，即使是與自己情同母子的Roger。其實這與很多父母的心態是一樣的，既留戀著天倫之樂，又不甘成為兒女的負擔。社會上長期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恐老癥”，那些供老年人閱讀的雜志封面上，總是印著些貌似保養得宜的模特照片，其實這只是商業社會里肆意橫行無所不在的一種銷售理念，老人的生活質量必然隨著年齡增長而日益下降，但他們費盡力氣苦苦撐持。你看桃姐，中風之后總說沒事，不允許攙扶，不坐輪椅，有點康復了就想著自己去坐小巴。

如果說電影拍到這里，只是展示老年生活里不由人的淺顯苦澀，那導演也就沒有什么高明之處了。當桃姐病危再次被送進醫院，Roger叫來牧師，三人的手拉在一起為桃姐禱告。接下來醫生告知Roger，桃姐的病難以治愈而且器官正日趨衰竭，問他是否要考慮停止用藥。Roger沉默吃完泡面打完一通電話，對醫生說，“我明天要出差去內地一周，如果這期間桃姐有不測，不用等我回來，直接送到殯儀館。”

許鞍華沒有拍桃姐彌留時的煽情戲，《圣經》里說“生有時，死有時，笑有時，哭有時”桃姐自己加上了兩句，“吃奶嘴有時，進棺材有時”。繞來繞去幾部電影，許鞍華其實想表達的不過都是一種叫香港市民精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