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云

經濟觀察報 賈爾斯·錢斯/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gileschance@yahoo.com

1989年底，我在倫敦參加一個關于中國商業機會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和中國有關的會，有意思的是發現來了很多公司的中層和高層管理者。會議快結束時，主持人請那些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持樂觀看法的人舉手，難以置信的是竟沒有一個人舉手?，F在回頭來看，顯然會議上的每個人都錯了。不過當時即便是對中國最樂觀的觀察者，也無法預計到中國經濟如今會如此成功，以及發展得會如此迅速。

經歷了30年的變革與發展，中國人是否依然渴求通過進一步的必要變革，來突破自身潛力，成為一個現代、均衡、和諧、充滿創造力的高收入國家？這恰恰是一份名為《中國2030》的報告中所暗示的問題。這份報告由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時間上恰契合了本月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這份長達468頁的報告寫明了中國如果要在2030年或之前進入高收入國家陣營所需付出的努力。在肯定了中國過去30年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指明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需要經歷更為深刻的變革，來避免環境和科技問題給進一步發展帶來的阻力。

然而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巨大變遷之后，中國人是否做好了繼續打破現狀的準備？中國政府是否有決心將全部資源調動起來，以實現社會和經濟的一系列根本性變革？中國的成功故事是否會因屈從于惰性和既得利益的壓力而就此消逝？由于中國目前穩居于世界最大出口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這些問題將不僅影響到中國，而是整個世界。

國研中心和世行的報告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必要的重大改革，年均GDP增幅保持在4%-6.5%的速度就足以實現全部目標。報告同時指出，實現高收入國家潛力這一目標非常容易遭遇失敗。上世紀60年代和中國處于同一收入水平的101個國家當中，如今只有15個進入高收入國家陣營（以世行所定義的人均年國民收入達到12276美元以上為基準）。那些未能達到這一標準而成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犧牲品的國家有：南美的阿根廷、秘魯和巴西；中東的敘利亞和約旦；中亞的伊朗；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國家都沒能下定決心通過進行廣泛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來將自身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提升至更高水準。

停滯在中等收入水平和達到高收入狀態兩者之間究竟差異何在？簡單來講就是生產率增長水平不同，也就是以相同或更少的資源（包括資本、人力和設備）投入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不同。如果想使中國保持現有的生產率水平的同時令環境污染和老齡化問題得以緩解，就必須對經濟和社會做出重大變革，通過提升效率來改變對現有資源不可持續的高消費狀態。報告指出，為達到這些目標，中國必須調整自身的政策框架和發展戰略。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需要建立在其優勢之上——如高儲蓄率、不斷增加的大量嫻熟勞動力、進一步城市化的潛力，以及對廣泛外部機會的把握——包括全球化進程加劇、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以及新技術的涌現。

然而真正需要做出改變的是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之間的關系。報告顯示，在提升經濟增長率方面，中國的私有部門比國有部門表現更佳。它呼吁中國政府退出對國有部門的直接經濟干預，而轉向提供國防、教育以及能夠激發中國企業家活力的現代法律體系等公共產品方面。為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中國需要引入更多競爭機制，讓私有部門參與進來。中國的國企也將需要經歷新一輪如同上世紀90年代末一樣迅猛的重組和改革進程——當時有超過5000萬員工下崗，耗資2萬億元人民幣。即便在一些國防和電力部門領域，國企作為關鍵或“支柱”部門的主導地位也需要削弱。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的經驗已經證明，只要有一個清晰的管制框架，由私有企業運營會顯著提升效率和減少浪費。若想保持高水平發展的同時能減少資源浪費，唯一方式就是鼓勵競爭。因此中國政府的角色需要從產品和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轉化為一種鼓勵競爭和創新的體系的構建者和管理者。

在農業領域，土地改革是報告中所傳遞出的關鍵信息?；谥袊壳巴恋卮蠓鶞p少和環境不斷惡化的趨勢，報告評論了目前地方政府過于依賴土地實現經濟增長的做法——它們通過低價收購農業用地隨后以城市化用途將其高價出售。需要引入一種新的地方稅收體系，令地方政府可以獲得和目前買賣土地相等的收入。為鼓勵創新和提升農村生產率，需要強調農業用地保有量的安全地位。中國共產黨在2008年做出的保證農民永久土地使用權的政策決定需要列入法律體系之中，并在全國推廣。

在金融領域，諸如信貸配給和設定利率等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同樣需要用一種新的政策框架加以替代，無論是國有銀行、外資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服務機構都可以自由競爭，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為中國消費者和企業提供優質服務。報告指出，利率應當因供需變化而浮動。信貸體系應由價格評定——比如利率——而非由中央銀行來進行信貸配給。

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很多方面的開支落后于發展程度相當的其他國家。比如，中國的醫療開支僅占GDP的1%，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醫療開支水平為3.2%，高收入國家的醫療開支水平為GDP的6.3%。中國的公共服務開支僅占GDP的2.9%，而其他中高收入國家為GDP的5.6%。中國的稅收體系必須改革，以獲得足夠收入來提高在諸如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險（包括養老金）等關鍵領域的開支。同時，中國需要走一條綠色之路，來減少高速而粗放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污染。

這份報告命名為《中國2030》，說明還有20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這些改變。然而國研中心和世行所指出的這些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變革方向如此徹底和深遠，以至于隨便是個觀察者就會發出質疑：“中國能承受這些為達到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目標所進行的劇烈變革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國家就是最好的警示，它們的惰性引發了經濟和社會的下沉，與此同時社會動蕩和貧困加劇。中國會重蹈覆轍嗎？我不這樣認為。但仍然需要足夠的想象力來展望一下報告中所描述的2030年的遠景。中國已經實現大半目標，但國研中心和世行向我們足夠清晰地表明，還有更多問題需要面對。

（張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