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闞治東/文 很多人向我詢問運作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秘訣，咨詢我對他們投資項目的看法，對此我常常感到難以回答。因為畢竟人精力有限，一個人不可能對所有的行業都有充分的了解，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詢問，自然不能給出面面俱到的回答。不過，有一條建議我覺得應該對所有PE都適用：那就是信任是成功運營PE的基石，無論是基金股東與基金管理人之間，還是基金管理人與項目公司之間。下面是我第一次進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募資和運作經歷，可以成為此觀點的一個佐證。

“攤派”湊來2億元

我第一次進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運作是在1999年。我當時擔任深圳創新投資公司籌備組組長，募集資金的目標是5億元。盡管深圳創新投資公司有著政府背景，但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說服潛在的股東,把“銀子”掏出來。當時深圳分管金融的莊心一副市長把我叫到辦公室，給了我一份列有深圳骨干企業的名單說：“你去找這些企業老總，讓他們都入股！”拿著這份“手諭”，我對于成功募集5億資金一度充滿信心，然而事實卻無情地給了我當頭一棒。

在隨后的十幾天里，深圳創新投資公司籌備組副組長李萬壽開著他借來的一輛舊吉普車載著我，從深圳西面走到東面，拜訪了深圳機場、深能源、深高速、免稅集團、鹽田港等企業。這些都是深圳國有控股的大企業，大部分是上市公司，資金實力非同一般。見我們拿著市領導“手諭”前來，這些企業的主要領導都出面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不過，接待歸接待，談到出資問題就一個個面帶難色，婉言拒絕。有的企業領導并不隱瞞自己真實的想法說：“闞總，政府辦的投資公司有賺錢的嗎？跟政府辦的投資公司有什么玩頭？廣國投玩完了,我們市里那些國有的投資公司還不是一個樣?這都是股東的錢，是要回報的。”有的企業老總搞不明白什么是創業投資，聽我們介紹成立創業投資公司目的是扶持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時說：“那不是政府該做的事嗎？我們是經營性的企業，我們的投資是要講經濟效益的！”一大圈轉下來，沒有一家企業痛快地答應參股。無奈，我向莊心一副市長匯報了這一情況，莊副市長聽此結果一愣，說：“是嗎？把他們一家家請過來，我和你一起做工作。”

我現在還記得在莊心一副市長辦公室里，這幾家企業老總魚貫而入的場景。莊副市長和他們都很熟，根本沒做什么工作，更沒說那些大道理，只是拍拍他們肩膀，開玩笑地說“你們這么有錢，也不能一毛不拔！你出3000萬，你，還有你！也不能少于這個數字……”

當然，這樣的募集方式不會讓人有成功募集的喜悅，反而帶來一種“攤派”的尷尬，即便如此，初期深圳創新投資公司也僅僅湊了2億元，加上政府出的5個億，沒有達到預期的10億元目標。

兩分錢換回的信任

第一次募資遇到的“囧”境，特別是那些企業領導的話深深地刺痛了我，讓我下定決心要讓這個“攤派”起家的國有控股的創業投資公司，真正變成一個給股東帶來利潤的基金。

當時有觀點認為作為政府主辦的一家創業投資公司應重視社會效益，不能過度強調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不過我覺得創業投資不是政府可以大包大攬的事，要把這一行業做大做強必須有大量的社會資金參與，而此前的政府主辦的創業投資公司，包括一些金融性的投資公司不成功的根本原因，說到底就是不賺錢！一個市場運作的企業自身不賺錢，難以為繼，談何社會效益？因此，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改變大家對國有投資公司的看法，贏得股東的信任和支持。

1999年，深圳創新投資公司成立3個月賬面就有2000多萬利潤。這主要是當時證券市場比較好，理財業務收益率高于國債，我對新成立的公司財務部門要求很簡單，“閑置資金不閑置，找流動性強、收益率高、風險度低的理財產品運作好”。

2000萬的利潤攤到每一股，分紅大約是2分錢，盡管這點錢很少，但是我還是決定要當年分紅。我把分紅想法向剛從深圳投資管理公司總裁提升為常委副市長兼任深圳創新投資公司董事長王穗明一提，王董事長有點生氣，她誤以為這是迫于股東的要求，當著我的面就說，“怎么？窮瘋了，這點錢也要分？”聽是我的想法之后，她爽快地答應了我的做法，但加上了一句：“我們政府那部分5年不拿回去。”

事實上，深圳創新投資公司成立3個月馬上進行分紅，讓很多股東既吃驚又感動，盡管僅僅是2分錢一股的小紅利，但是對于他們的觸動頗深——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指望過投資于政府辦的機構居然還能分紅！

對股東也要反向選擇

分紅2分錢帶來的結果是股東們對深圳創新投資公司第二次募集響應強烈。當我們次年再次提出增資9億使深圳創新投資公司注冊資本達到16億元，打造國內投資能力最強的創業投資公司之后，沒等到我們出門“化緣”，股東們紛紛主動上門——深圳機場公司直接提出要16億的20%的股份，也就是凈增資2.9億元；其余6.1億認購的公司有廣東億安集團、福田投資、粵電力、廣深鐵路、四川隆興、上海大眾公用等等。

其中，當時廣東億安集團董事長羅成表現最積極，直接索要5億股份的增資權，為此還多次來公司找我等洽談。另外，當時的上海首富周正毅甚至直接跑到虹橋機場，攔住剛下飛機的我商談入股的事情。面對眾多的“追求者”，我們也開始有條件地進行對股東的反向選擇。我和李萬壽等人去位于廣州的億安集團總部進行考察，董事長羅成對我們進行了接待，我們也安排羅成董事長與常委副市長、公司董事長王穗明見了面。盡管當時廣東億安集團旗下的億安股份的股價突破100元，成為當時唯一的百元大股，給人感覺很有實力，但是這次增資還是沒有選擇億安集團，因為王董事長對羅成印象似乎不佳，事后反復對我說，這次增資必須是有“真金白銀”的企業，要找些好的合作伙伴！而周正毅也沒有能夠參股，他希望獲取的20%股份，最終也花落上海大眾公用股份有限公司。

后來，億安集團與周正毅雙雙出事，這后來發生的事情讓我感到幸運，越發感到王穗明董事長提出找好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倘若億安集團和周正毅成為公司的主要股東，公司勢必會被他們后來的遭遇殃及，必定會給公司此后的發展帶來巨大不利影響。

離開深圳創新投資公司已有多年，時過境遷，早年那些籌資和投資現在已經難說有什么成功經驗可以借鑒，但是公司成立初期的兩次資金募集的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PE運作過程之中，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雙向信任與雙向選擇，才是PE能獲得成功的最根本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