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謝良兵 如今的成都，已經成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并被稱為中國“第四城”。對于今天的中國，成都作為西部區域經濟領跑者的最大意義，其實在于其從2003年開始的統籌城鄉改革。盡管過程曲折，但在葛紅林等主政者的努力下，這一改革已步入深水區。

這種改革的“成都試驗”是否具有復制性？葛紅林的“市長哲學”是如何與一座城市的價值和改革捆綁？2012年成都又將如何建設天府新區與西部核心增長極？本報記者專訪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委副書記、市長葛紅林。

經濟觀察報：你有一個觀點，就是當好城市的CEO，將市長定位為企業一樣的CEO，這兩種角色的轉換如何做到？這兩種崗位的價值觀有何不同？

葛紅林：以企業管理來說，是要體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比如要增加員工收入、上交更多稅收，增強企業后勁。而對于政府管理而言，就是體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即對群眾生活品質提升的貢獻，對城市發展實力增強的貢獻，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

企業管理和政府管理其實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比如成都進行的農村改革就是效仿國企改革的“企業人”變“社會人”的模式，將農民由“土地人”變為“社會人”。當年國企改革后，職工就業有了雙向選擇的自由和權利。

成都的統籌城鄉改革，最花智慧和力量的是進行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構建起類似于國有企業那樣的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相關制度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從而構建起新型農村生產關系，為農民從單純的“土地人”成為“社會人”打下制度基礎。

經濟觀察報：我們接觸過的很多企業家時刻有一種危機感，作為城市CEO的市長，你是否也有危機感？

葛紅林：危機感肯定存在。所以我一直堅持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我也要求我的團隊這樣做。同樣地，做市長需要“哲學+數學”的思維，因為判斷一個城市的發展路徑很重要。我們還一直對標先進，先是在西部地區內對標，現在是全國范圍內。另外，城市管理者要加速“認知折舊”，隨時保持自己的理念具有先進性、以人為本、保持同流不合污的底線，讓整個城市悶聲不響地發大財。

經濟觀察報：城市CEO一定程度上就是經營城市，但目前很多地方“經營城市”的結果往往被異化為“賣地”，即房地產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成都有過這樣的困境沒？

葛紅林：2003年的時候，我們也像很多城市一樣將房地產作為很重要的產業，給予地產企業重要扶持，但到2005年的時候，我們就不用這一套了。其實最短期內見不了政績的就是實體經濟，但像我剛才說的要看這座城市的發展后勁，就必須關注實體經濟。

比如說傳統的制造業汽車產業。從支持一汽集團到支持吉利汽車建設沃爾沃生產基地，再到支持聯合中國重汽集團，成都8年來汽車產業已經實現從小到大、從單一到多樣、從低端到高端的轉變。

再比如，我們先后引進了英特爾、德州儀器、IBM、聯想等世界500強企業，形成了集成電路、光電顯示、電子終端制造、軟件及服務外包的完整產業鏈。2011年出口蘋果iPad2000萬臺，成為世界級的平板電腦和筆記本生產基地，國家重要的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經濟觀察報：我們知道，過去的9年，成都在你們一班人的努力下，進行了諸多改革尤其是統籌城鄉的改革實踐。在或將開啟的中國第二次改革中，這一塊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你認為，已先試的成都試驗能否復制到全國？

葛紅林：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需要在制度上去突破。每個地方的情況不同，不好說復制的問題。成都只是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創新。其中一個重要特征是持續性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所謂持續性，其實就是對農民以持久的系統性的關注，并給予利益傾斜。

成都的做法是全面的戶籍放開。當時就有人擔心，一是農民回不去了，二是城市的承載力。當然，這里面取向很重要，判斷力更重要。成都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是分步走，水到渠成的。在全面放開戶籍之前，已進行了多年的縮小城鄉差距的鋪墊。

我們著力增加農民經營性收入和農民財產性收入，提升農民工資性收入，加大進城務工人員培訓力度，還建立了城鄉一體化的社保體系。2011年，成都市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到2.42:1，是全國唯一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呈縮小趨勢的特大中心城市。

我始終認為，一個城市的經濟活力，也要看這個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2000年到2011年，成都戶籍人口已經增加了150萬，常住人口增加了432萬。這說明成都這個城市是向上的。

經濟觀察報：外來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成都的城市價值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目前國家也逐步放開了地級市的戶籍制度，成都的全域自由遷徙戶籍改革是怎么樣的？

葛紅林：一個城市的競爭力最終體現在對各級各類人才創造力的發揮程度上。2005年開始，成都已經實現了人才從“凈輸出”到“凈輸入”的順差轉變。再以“用工荒”為例，我認為解決辦法就是放開戶籍，讓他們“肯出來”，還得“進得去”。“肯出來”，指的是農民從農村出來后，他原來的權利等得到充分保障，才會愿意出來。因此需要建立一種以農村土地為基礎的農村農民的基本產權制度，使土地既成為農民的一種基本產權的資本，又不會成為農民到城鎮發展的束縛。

成都的做法是，首先為以農村土地為基礎的農村農民的基本產權進行了“確權頒證”。這項改革是從未有過的、艱苦浩繁的工程。我們從2008年起，花了3年時間、4億元資金，并派了3000多名年輕大學畢業生和志愿者，才完成這項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工作。

另外，成都在全國率先建立了耕地保護基金制度。每年核發耕?；鹧a貼，資金總量達到28億元，涉及176萬余農戶，這部分基金主要用于為承擔耕地保護責任的農戶購買社保。

這樣一來，無論到成都市任何城鎮居住就業，他都保有在農村的土地財產權利，他都可以通過對原來農村的土地權證的擁有、流轉、出租、入股獲得收益權利的保證。

全域自由遷徙還要“進得去”。這主要就是城市承載力問題。在這方面，成都都事先做過調研。當然重要的是社會保障，成都已經建立了社會需求頻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