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修智/文

中日恢復邦交40周年之際，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提前送來一份“禮品”——繼2003年自民黨議員江藤隆美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慘案后，又一日本政客罔顧歷史事實，充當記憶暗殺者的角色，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此舉理所當然地引發了中國公眾的怒火。

在表達對河村隆之言論不滿的同時，中國公眾對率隊出席名古屋活動的南京市有關領導在事發現場的進退失據、未能及時反擊，給予了辛辣的嘲諷乃至謾罵。很快，在國內公眾的憤怒聲浪中，南京市政府作出暫停與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的決定。

其實，攻擊者總是處于主動的位置，而被冒犯者的反應往往滯后。1972年9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田中角榮首相一行的晚宴上，周恩來總理與田中首先分別致歡迎辭和答謝辭。在談到兩國的歷史問題時，周總理說：“……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而田中首相則說：過去幾十年間“日中關系經歷了不幸的歷程”，期間，日本“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日本《朝日新聞》當時對這一歷史性場景給予了細致記錄：盡管田中首相幾乎每一段講話中方都給予熱烈的掌聲，“但是有幾段話，中國方面卻沒有鼓掌。例如（田中首相）說‘給中國國民帶來麻煩’時，就沒有鼓掌”。

中方在第一時間用沉默傳遞出的意緒，隨后才得以用語言獲得明確表達。毛澤東在接見田中時說，“……添了‘麻煩’這樣的說法，年輕人認為不夠分量。在中國，不小心把水濺到婦女的裙子上，才用這個詞。”對此，田中辯解說：“日語中許多詞是從中國來的，可是，這個詞日本人在百感交集時也可以使用。”“明白了，‘麻煩’這個詞，你們用得妙。”毛澤東大開大合地說，然后隨手將一套6卷本的《楚辭集注》作為禮物送給了田中。

重溫這一細節，讓我對名古屋一幕不感意外。中方領隊人在突如其來的攻擊面前表現出的笨拙與遲鈍，并非多么了得的罪錯。同時，河村隆之的言論固然荒謬可笑，但它并沒有讓我感到有多受傷。因為它們不過是政客操縱民意的伎倆，在不少日本人眼中，河村的言論也過于輕率。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頭腦中，關于兩國之間那段慘痛的歷史，沉淀著同樣來自日本的更鄭重、更有分量的書寫，與之相比，河村隆之的言論不過是閑言碎語而已，微不足道。

我指的是出自于兩位日本記者筆下的作品。它們分別是小俉行男的《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與竹內迅的《為證言的證言》。借河村隆之事件之機，重溫這兩本國內早已翻譯出版的書，倍覺意味深長。

一個日本記者袒露的戰爭真相

《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以下簡稱《見聞錄》）原名為《侵略——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由日本現代史出版會1982年出版。1985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將其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該書作者小俉行男，1936年進入讀賣新聞社，從1938年1月到1942年8月，以《讀賣新聞》隨軍記者身份隨日本侵略軍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40多年后，“……激烈的戰爭，充滿艱苦行軍和血腥氣味的報道，都已成為遙遠的回憶了。往事業已忘懷，可是戰爭的場面卻不可思議地在腦海中重現。”于是小俉行男利用艱難保存、搜集起來有50冊之多的隨軍日記和簡報，寫成此書。

在序言中，小俉行男開宗明義，承認“這場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并認為，盡管死于異國他鄉的士兵、軍官、新聞報道都是這場愚蠢至極的戰爭的犧牲品，但是，日本人絕不該忘記日本軍人們是如何加害中國以及亞洲民眾的。

作為隨軍記者，小俉行男目睹的戰爭，是由燒房、毀城、殺人、被殺、搶糧等構成的一幅地獄圖景，而日軍的暴行，以及他對日軍暴行的袒露，都超出了作為中國人的想象與經驗。

在蘇北鹽城，小俉行男目睹到一個坐在路旁的中國姑娘，20歲左右，穿著上衣，下身卻被扒得精光。姑娘“梳著當時流行的短發，是個頗有姿色的美人。但已被士兵強奸得連站的氣力也沒有了，只有手略微在動，失神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茫然看著前方。這是路過的士兵們干的！裸露的大腿之間還插著一截小棍，姑娘連拔它的氣力都沒了。”傍晚，小俉行男問起姑娘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燒了。用那種姿勢躺在那兒，即使死了也不雅觀，于是，堆上劈柴，抬到上面燒了。”

小俉行男筆下日軍令人發指的暴行，或間接來自讀賣新聞社同事、日軍的講述，或直接來自自己的目擊，因而具有高度的可信性。關于南京大屠殺，小俉行男并沒有親歷，而是轉述自讀賣新聞社上海分社兩個聯絡員武田與畦崎的親口講述，兩人是南京陷落后的在場者，其中一個還津津樂道日軍攻下南京后，自己進到蔣介石的家中，從寢室里拿了一雙宋美齡穿過的鞋“留作紀念”，因此，他們的話，是南京大屠殺的可信證言。書中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這一章，具有絕疑排難的價值。

其一，它證實了大規模屠殺中國俘虜的歷史事實。書中通過讀賣新聞社上海聯絡員之口，載明，日軍俘獲10萬多中國軍人，對于如何處理這些俘虜，軍司令部給的命令是“適當處分”。而所謂適當處分，就是如果無法處理就予以處決。“這是軍隊里一開始就確定了的方針。”

于是有了如下血腥的文字：

俘虜被日本兵帶到長江岸邊的下關排隊斬首。第一排殺完，讓第二排把尸體拋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樣殺頭。就這樣從早晨殺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殺也只殺了2000人。

第二天殺累了，就抬出了機關槍，擺兩挺重機槍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讓俘虜排成一列，嗒嗒……扣動了重機槍的扳機。俘虜們一齊往江里逃，然而沒有一個人能掙扎著跑到對岸。

后來軍里傳令：“俘虜不殺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他苦役。”

此時已有不計其數的俘虜被殺死。長江上漂滿了中國士兵的尸體，染血染紅了江水，慘不忍睹??！

其二，它證實了日軍在南京大量殺害平民這一事實。對此，書中的描寫是：

不僅殘殺俘虜，還殺害無數平民百姓。聯絡員說他們看見路上躺滿了百姓的尸體。

“究竟殺了多少人？”

“這個數字既未發表，也無法統計?？傊菨M目死尸。”

留在室內沒有住進“難民區”的百姓，都被日軍“一掃而光”。

小俉行男聽完聯絡員的敘述后，驚嘆“這簡直是屠場！”日本軍國主義灌輸的“圣戰”形象，開始在頭腦中被顛覆。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具體死難者人數固然可以存疑，但《見聞錄》證明，大規模屠殺中國俘虜與平民的事實無可置疑地發生過，鐵案如山，不容否認。

除了記錄日軍暴行、日本軍人在中國的艱苦歷程，《見聞錄》還用大量筆墨描寫了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新聞的管制，甚至不惜自揭傷疤，比如描寫自己為了與對手報紙競爭，明明不在漢口戰役現場，卻編造自己在現場的情節的前前后后。報喜不報憂，只準報道各類勝利、佳話與美談，但絕對不能報道日軍暴行與敗績，是日本隨軍記者報道的主旋律。

這些不難理解。傳播學者早就總結過：“戰爭爆發后，最先死去的是真相。”和平年代，“薩哈夫”們尚且橫行無忌，在戰爭面前，變成“薩哈夫”，更是新聞記者難逃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