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大介/文

日本的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所以方言并不像中國那樣錯綜復雜。即使是對東京人有很強敵視心理的大阪人，一旦來到東京也常常會放棄家鄉的關西方言，改說普通話（標準日語）。只有一個人是例外，從他到東京的第一天開始，就操著滿口的名古屋方言。他，就是現任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

在2009年春河村隆之當選名古屋市市長之前，我曾經幾次采訪過這位當時的在野黨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每次在國會議員會館接受采訪之后，這位有點愛出風頭的政治家都會意猶未盡地對我說：“等會兒我們去酒館邊喝邊聊吧！”到了酒館，等他喝了點生啤或燒酒之后，那一口令人不敢恭維的名古屋方言就響徹每個角落——大學考試落榜，參加司法考試多次都未通過，參選議員兩次落選，競選民主黨代表四次落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這半輩子真可謂是“落第人生”。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么多的失敗，所以他才會認為“與其他的精英政治家不同，只有我才深知民意”！

但是，這樣一位草根政治家，雖然深知名古屋百姓的民意，卻根本不解中國人民的情懷。

2月20日，面對從友好城市南京來訪的中國代表團，這位名古屋市的市長河村隆之，竟然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當我聽到這條新聞的時候，真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之前在采訪河村隆之的時候，每當談到中國問題，他總是表現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不僅是對中國，他似乎對日本全國的事情也沒有太多興趣，所以才會辭去國會議員之職，告老還鄉吧。

事件發生之后，在北京居住的日本人，相互見面時都會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心情也變得陰郁不堪。每當這樣的日本政治家發表“反動言論”時，在華居住的日本人員就很苦惱發愁。不斷地擔心著自己公司的產品、工廠狀況，以及偕同的家人的情況等。本來在國外從事貿易活動，其法律制度和習慣就有所不同，要承擔所謂的“中國風險”，然而在這之上還要無奈地背負上“日本風險”，真是苦不堪言啊。

另外，每當這種妄言四起時，我所想到的就是中日兩國文化差異之根深蒂固。

即使我在日本的時候對中國進行過研究，對于正確感受“中國人的思想”仍尚存困惑。這是由于中日兩國的文化環境完全不同而造成的。

日本是一個自由國度，連國民身份證也沒有。憲法第21條規定“保護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以及其他形式的一切言論自由”。因此，包含政治家在內，無論何人均可自由發表言論。加之，由于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執政黨民主黨派的很多人，都缺乏國際感，所以很容易像河村隆之市長那樣錯誤地認為“名古屋即是整個世界”。

河村隆之市長擁有何種思想是其自由，但在南京代表團面前發表這樣的言論，從國際禮儀觀點來看極為不妥。假設廣島代表團訪問美國友好城市時，美國市長聲稱“向廣島投擲原子彈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那么日本人民又該作何感想呢？

名古屋這座城市是江戶時代（1603年—1867年）的創立者德川家康在17世紀初創建的。德川家族第19代德川家廣是我尊敬的朋友。當我再次向他詢問有關德川家康對于中國的看法時，他是這樣回答的：

“德川家康是對中華文明懷有尊敬、畏敬之情的領導人。所以，在曾是其‘上司’的豐臣秀吉把中日關系搞得一塌糊涂的情況下，德川家康極力修復受損的中日關系。關于中日關系，德川家康強調‘求同存異’，是一位具有優秀的國際思想的人物。”

名古屋在如此英明的偉人之后，竟然出現了河村這樣讓人不堪的市長，真是可悲至極啊。

進入2012年，每當從日本來北京的客人問我：“現在中國流行什么？”我回答道：在北京的電影院里滿眼都是張藝謀導演執導的新作品《金陵十三釵》。這是一部具有特色的戰爭電影，講述了1937年12月，日軍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其中，一名美國男性與逃亡到教會的一群中國女性互相幫助，計劃誓死逃脫被日軍占領的南京城的故事。

我所去的電影院擁有300個席位，超大屏幕，觀看的大多數都是年輕的中國情侶。他們拉著手，驚恐不安地看著大屏幕上日軍集體強奸中國女學生、槍擊、刺殺等場景。

我是與在華居住的日本朋友們一同觀看的。電影結束后，我們都像是被灌入了大量的鉛，心情沉重。并且，顧忌到周圍環境不敢用日語說話，自始至終都沉默不語。

雖然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75年了，但是對于這個國家的人民，面對那段“歷史”的“親臨現場的感受”又是如何呢？不是“歷史”，而是作為“現實”存在的一個“惡的日本”被突顯出來了。

我們這些在華居住的日本人每天切身感受著“中國式文化”，所以對其有相應的理解。但問題是，近來的日本人越來越向“井底之蛙”的方向發展，根本不去理解“中國式文化”。

在迎來中日邦交正?；?0周年之際，無論日本還是中國，政治家們陳詞濫調般地陳述著“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關系”?？墒亲屛襾碚f，兩國國土的距離確實很近，但是文化的距離卻好像繞地球一周之后終于遇到了一樣的那種距離感。中日兩國有三個共通點：都屬于黃色人種圈、漢字文化圈、儒教-佛教文化圈。文化層面上的相似處就到這里，剩下的就好似水和油一樣難以相容。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他的那本1993年令世界瞠目的《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把全世界的文明分為九類，將“中華文明圈”和“日本文明圈”分開來予以分類。

參加中日商務貿易談判，我每天都會深切感受到，不能達成一致的原因，像價格這樣純粹的商務理由占一成，剩下的九成都是由于對對方的文化不理解以及誤解造成的。所以在中日商談中，當翻譯就會感覺到疲勞困惑。把中國人的發言直接翻譯給日本人，意思不明了，反過來也是一樣。在這個過程當中，雙方的相互不信任感就會增加，于是便陷入到互相疑神疑鬼的猜忌中去了。

舉一個例子來說，中日合作的商務貿易，如果發生了某些問題，日方會嚴格按照合同書來解決問題。而中方則首先提出修改合同書。在這樣的爭論中，我對日方解釋說：“中國是在過去的30年間連憲法都修改了4次的國家。”這樣一說，日本人目瞪口呆。另一方面，我對中方解釋說：“日本是65年前頒布的美軍制定的憲法，到現在連一個字都沒改過。”這下子中國人也啞口無言。這樣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切入點，雙方盡快地進入了談判。盡管頻頻發生這種情況，中日年度貿易額還是達到3000億美元。如果能理解彼此的文化，中日的年度貿易額將會達到3萬億美元呢。

重新回顧近40年的中日關系，印象非常深刻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從“中國離不開日本的時代”到“日本離不開中國的時代”的變遷。換言之，現在中國沒有日本也能生存，但日本沒有中國的話，日本經濟崩潰的時代就會很快來臨。

舉一個代表性的例子，現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三號大廳的國際航班大門的入口處，日本政府觀光局大手筆斥資高額廣告費，僅裝飾有巨幅日本風景油畫板的場所就有幾十處之多?？墒菬o論東京的成田機場還是羽田機場，中國國家旅游局并沒有打出同樣的廣告。也就是說，現在拼命吸引對方國家游客的，只是日本單方面。

既然這樣，關于中國人的文化，我們日本人就應該更加深刻地去理解。深刻意識到理解中國文化是直接關系到日本的國家利益的，就理應拼命學習中國文化。提及到南京歷史問題，我們應該向更加久遠的、那些命懸一線遠渡重洋的“遣隋使”、“遣唐使”等先輩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