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吳娓婷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是香港的法制傳統。香港政府每一個機構的設置，每一種權力的運作，都以此為原則和導向。

因此，如果你去問香港本地的傳媒人：“為什么要報道唐英年豪宅事件？”他們會相當愕然：“這是香港的大事，香港公職人員、甚至是下一任特首的切身事件，必須得報。”作為香港社會的第四種權力，傳媒獨立，且允許討論政治。在權力監督成為習慣的城市里，普通市民都會扭開收音機，聽電臺談論曾蔭權乘坐富豪的游輪，到底應該給對方支付多少錢。

事實上，在香港，政府的權力運作和決策必須向公眾告知，并有一套規范的程序。假如政府要做某件事情，需要公示它的理由、過程，經得起立法會的提問。如果香港社會發生突發事件，第一時間就有立法會議員向若干政府官員提出緊急質詢。政府官員會就做過的或還沒做到的工作進行客觀真實的描述、檢討。這里所說的“客觀真實”是指所答必是所問，包括通過提供數據、事例，去說服向他們提問的議員。在此過程中，香港任一名公民和媒體都可以到場旁聽。

一般而言，由于公權力已有一套程序發送信息、解答疑問，傳媒對于政治“黑箱”里面的事情無需過分好奇；更重要的是，公權力本身是在相互獨立、相互監督的框架中運作，一般也無需媒體花大力氣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揭黑打假”。因此，香港傳媒的報道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擔當信息告知的角色，沒有哪個媒體能獨家拿到駭人聽聞的“猛料”。

2月16日，發生了媒體出動多臺吊車俯拍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私人住宅的事件。光看圖片可能會引起誤解。在2月16號之前，媒體還是多次以常規方式追問。不過，唐英年似乎有所隱瞞。于是傳媒才不客氣地租用吊車，在“公眾人物必須受到監督”的原則下，越過“私人住宅不得拍攝”的圍墻，俯瞰墻內的動靜。

“圍拍”只是一種方式，媒體的運作是遵循合理合法的原則。香港衛視一名記者對我們說，媒體的提問有一個基本的package，就是事件中的各方都要采訪到。媒體對公職人員的現場提問都是基于“常識”、“邏輯”。當然，你可以說，這種“常識”和“邏輯”的背后是民主、法治教育的結果。例如，媒體會盯著唐英年的圖紙是在豪宅改造前還是改造后提交的，因為這是涉及是否違法的判定；例如，媒體會追問屋宇署是否失職，因為通過本次事件也是政府部門效率的展現。“把權力裝進籠子里”，不代表媒體包攬一切，無邊際地擴大事件。相反，媒體需要做的是根據法律去檢討事件每個細節，通過邏輯比對還原事件真相，引導事件通往應有的懲處。

越是高級別的官員，所受約束應該越多，而不是相反。作為可能的特區最高領導，誠信比政治經驗更重要。特首候選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隱瞞事實，負面影響立竿見影：唐英年的民望急劇下跌，支持的黨派與其割席。這個事實與其理解為媒體力量強大，不如解釋為香港社會的黨派、公民，其實都認同政治必須廉潔、權力必受規范的準則。所以，香港媒體并非奇葩，是植根于香港法制傳統與政治傳統土壤的產物。

縱觀事件細節，可見其中透露出層層設置的、縝密的權力制衡，每種權力都以法律的形式作了規限。當豪宅事件進入有關部門的調查過程，媒體也不能未經許可就窺視或揭露調查進展，因為可能妨礙司法公正。  

即使一名特首候選人在選舉前沒被挖出污點，上臺了以后仍有可能發生利益輸送。例如當前現任特首曾蔭權就處于收受富豪利益嫌疑的風口浪尖。不過，通過近日事件我們仍可相信，香港的法治環境對政治系統有“糾偏”和“修復”的能力。正如亞洲周刊編輯咼中校所說，香港的民主尚未健全，但法治確保了權力受到監督，不會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