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作為一個生于南京、長于南京的中年人，一個全家四口人（父親、妹妹和我本人）中三口曾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參與過南京-名古屋雙邊友好交流的外語專業畢業生，當我從網絡上看到2月20日，發生在名古屋的一幕時，其憤怒的心情不言而喻。

就在這一天，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會見來訪的、以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志偉為首的南京市訪日代表團時公然表示，“的確存在常規的戰斗行為，但我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并未發生過”，針對這種公然違背東京審判裁決、違背歷史事實、違背日本政府官方立場的言論，中方代表團并未當場予以明確反駁，卻按部就班地交換禮品、合影留念，完成了既定日程。

“外事無小事”，南京市政府代表團此行，是以官方身份代表當年南京大屠殺的受害城市出訪。名古屋這座城市對于南京而言意義非同尋常：一方面，它1978年即與南京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不僅是南京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革”后第一座國外友好城市，更是中日關系正?；闹匾濣c——中日乒乓外交的發生地；另一方面，它又是昔日南京大屠殺始作俑者——舊日本陸軍第三師團駐地，這個師團不僅是1938年攻占南京、發動大屠殺的主力之一，更在整個抗戰期間始終駐扎江蘇境內，抗戰勝利時的投降地點，就在南京東邊不遠的鎮江市。對于這樣一座與南京有著特殊淵源和復雜情感的城市，任何一個出訪該地的南京官方代表團、任何一位到訪的南京市官員，都應具備最基本的人文素養和應對能力，或者干脆說，一個南京市民最樸素的反應。

友好要講，合作也要講，戰爭已經遠去，大家都應向前看，這個道理南京人都懂，否則和名古屋也不會保持友好城市關系34年之久，更不會自改革開放之初直至今天，友好地迎接如過江之鯽的名古屋市各界訪問團；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堅持原則，正視歷史責任，并對各種形式、各種來頭的一切抹煞南京大屠殺歷史罪責言行予以及時地、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歷史和現實都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們，無原則的友誼與合作，是無基礎、不牢固的“友誼”與“合作”，放棄底線一味遷就退讓的結果不是贏得對方諒解，而只能換來對方的步步緊逼、得寸進尺。

事實也的確如此。河村隆之在名古屋-南京市際交流的官方場合釋放否認南京大屠殺言論并非首次，而南京市有關方面隱忍的結果，是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釁，和從“南京大屠殺是否不存在啊”的疑問句，到“南京大屠殺并未發生過”的肯定句之遞進。不僅如此，2月20日事件發生后不到24小時間，日本右翼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抓住“南京市官方代表團未反駁‘南京大屠殺不存在說’”大做文章，甚至直接把帖子發到中國國內的微博上。

事發后南京市有關方面在不到48小時內“三次升級”回應力度，從“嚴正聲明”到“指責性說明”，最終走到“斷交”——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官方交往的地步，盡管亡羊補牢、未可謂晚，但最適當的回應時機、平臺（會談當場）業已喪失。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當時在場的南京市官員缺乏應對經驗，且“對上負責”思維定式根深蒂固，遇到突發性事件既不敢擔當、也不會擔當。倘果真如此，只能說，這些官員只學會了做官，卻沒有學會怎么做一個合格的南京市民，一個合格的南京市“使者”和“代表”，只知“對上負責”，卻不知對城市負責、對市民負責、對歷史負責。人們當然會想到，如果去年12月，河村隆之對副市長李琦率領的另一個代表團作性質類似、措辭稍輕挑釁和試探時，倘在場的南京市官員們“嚴正”一些、擔當一些，2月20日的一幕會否發生；人們當然更會想到，倘沒有輿論的壓力和“上面”的意見，今天我們能否看到這48小時內補了又補的亡羊之牢。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學會了做官、卻沒學會做城市和市民使者、代表的一干人當初的“淡定”，最終既不能“鞏固友好成果”（34年之久的南京-名古屋市友好關系陷入歷史性最低點），也未必能“令上級滿意”，如今這件事如何發展下去，恐已非南京市這一層面所能決定的了，至少中國駐名古屋總領館，甚至外交部發言人都已出面、開口。

南京方面“說明”中稱“部分名古屋市府官員”表示歉意，稱河村隆之“言論不代表名古屋市只代表個人”之說即便屬實，也毫無說服力——市長在市際官方交流中的公開言論，豈能不代表市政府？更何況，“部分名古屋市府官員”同樣“只能代表個人”，且更沒道理由南京方面出面“代表”。南京方面作此“說明”，不但會“越說越不明”，且給人的感覺仍是“忙于做官”，而不顧及南京市民的感受。

2.20事件發生后，河村隆之非但不收回言論、不道歉，反倒在當天傍晚、中方“三次升級”前進一步發出“為了中日友好有必要進行討論”的進一步挑釁，顯然對于自己的言行他毫無反省之意。而短短兩天間“三次升級”、等于接連變相自我否定的南京市有關官員，是否真正反省、又是否反省出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