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最近，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24號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引起一片嘩然。從文物保護角度，這處租來的住宅并不是梁林夫婦一生中時間最長的居所，但在1931年至1937年，因為有個聰敏美麗的女主人，梁家的客廳成為京城有名的文化沙龍之一：“太太的客廳”。

作為后世旁觀者，我們消費的當然是傳奇，好主人和好客人并不常有。另一個著名的客廳樣本誕生在60多年后，同樣在北京，重慶人黃珂以飯會友，大擺流水席，參與者超越地域、方言、行業和階層，觥籌交錯間竟成為生活方式和社會交際取向的自發實驗。

前后二者非常不同。太太客廳尋求同一價值觀，一群西化的知識分子談論雪萊、濟慈，這個沙龍成為自由學術氛圍的推手卻并不開放。黃家客廳魚龍混雜，沒有主角，主人也被客體化而成為提供的可參閱人生經驗之一。一個好空間，既有私密的溫度，又有公共的開敞，黃珂的客廳正是如此。至于更多的價值，黃珂不做期待，就像林徽因之始料未及，但人群的聚合，總是傳奇年代最受關注的傳奇之一。

——編者按

2012年才第一次踏入黃珂的家門，實在是一件非常“no　fashion”的事。

黃珂家在北京望京一個叫“望京新城”的普通小區里，開發商將小區名豎在樓頂上，他所在的那幢樓，正好位于“城”字底下。從1999年搬進這里，他所住的606號房幾乎日日大擺流水席，最初以相熟的文藝界朋友為主，大伙喝酒清談，盡興后方作鳥獸散，像個藝術家食堂，后來各路媒體登門報道，流水席的聲名逐漸傳開，黃珂專門請了一個廚師兩個廚娘，漸漸成為京城夜宴地標，據說最多一次吃飯有一百人之眾，一晚上翻了三次臺。如果按每晚10人計，至今已經超過5萬人，在他家吃過飯。

黃珂從不算賬，怕數額太大把自己嚇到。保姆小彭倒是悄悄記著，家里每月的菜錢大約要花掉2萬多將近3萬元。一年吃掉的米和油，恐怕比整幢樓里其他人家的總和還多，至于喝空的酒瓶，排起來估計也能繞著整個小區走兩圈了。

下午6點鐘，天還沒完全黑透?？蛷d里落地燈沒有打開，黃珂弓著背，在沙發里翻一本書，早到的幾個朋友在廚房幫忙，還有一位女性友人從美國帶回來的兩個小女兒，像兩臺小轟炸機，一陣陣地在黃珂身邊低空盤旋，呼嘯而過。黃珂頭也不抬，只有在來了客人時，才會將目光從書中拔出來——這種目光不是對陌生人的探究，只是打量，如果足夠敏感，的確可以從中捕捉到朋友所評述的“一絲悲憫”。

黃珂據說長得很有佛相，面肥帶笑，寬唇闊耳，來吃飯的導演關錦鵬還曾經游說他在戲里客串一個活佛的角色。心慈面善，這是成為發起人的基礎，更重要的原因，黃珂認為是因為這個客廳沒有女主人，“天天如此，任何女人都受不了。我這里沒有女主人的臉色可看，可以滿地亂走，沒人提意見。”黃珂說。

從來不請客的人和天天請客的人都是新聞。所有人都在為這種長期行為尋找合理的動因，媒體上賦予這個故事大起大落的戲劇沖突：一次嚴重車禍后，死里逃生的黃珂從此對生命有了新的體驗，從此樂善好施。

此種說法黃珂并不認同。若無天性支持，大徹大悟恐怕只會是皮層刺激下的短暫記憶。“我是把重慶的碼頭文化搬到北京了。我就是喜歡交朋友，朋友來了就好好款待，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都有這個體會，到山區那些比較貧困的地方，你到他家去討頓飯吃討口水喝，人家會把你當成貴賓，他心頭清醒得很，你可能永遠不會和他再見面了，但他還是把家里最好的老臘肉拿出來給你吃。我其實骨子里也是‘山民意識’在作祟。”

黃珂出生在重慶一個相對殷實的干部家庭，不自傲但也絕不卑微，這樣的背景才能生長出江湖上的仗義俠客——除了請客吃飯，已故作家張棗回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寄居在黃家，詩人芒克的夫人坐月子，湯水都是黃珂送過去的。

晚上七點之后，從京城各個角落前來吃飯的人陸續進門，客廳的5米長桌和一個設在房間里的小桌上，擠滿了身份迥異的人，公務員、國企干部、藝術家、學者、小白領，甚至還有兩個英國人。

每天來的人數都不確定。黃珂家有三個大冰柜，里面整齊地碼著大塊的豬肉、整雞和其他食材，大泡菜壇子堆了六七個，“人多了隨時可以再添菜”。

黃珂坐在主桌上，話很少，興致好的時候，會介紹一些人相互認識，更多的時候，他抿著啤酒，笑瞇瞇地注視著桌上高談闊論或大快朵頤的客人，也許他并沒有在看，你不經意轉頭，能看到他正一點點地滑進另一種思緒里。

所有的一切，都不像是外界所渲染的那種活色生香，他也有很疲憊的時候，“朋友們繼續留在客廳里喝酒聊天，我只是提醒他們走的時候把門帶上，就進房間里睡了。”喝醉的人，可以在客房或沙發上留宿，他吩咐保姆準備好醒酒湯。

梁文道評價黃珂，“他沒有什么偉大作品，你也不覺得他在思想上占有多重的地位，但他是場地的提供者，他催生了一種文化氛圍。”胡耀邦的妻兒慕名來過，那些大名鼎鼎的學者，一邊吃菜一邊談論藝術和哲學，平常前呼后擁的女明星，經常來晚了沒有座位。“還有有意思的，離了婚的夫妻，大家又分別結婚，然后各自帶著新的另一半上門吃飯。一天吃飯時來了一對衣著時尚的青年男女，進門后就放下一個大包，大家都在琢磨帥哥靚女的來路，后來才知道是賣碟的。”黃珂說。

黃珂年輕時當過記者、做過廣告、折騰地產、后來還到新疆種彩棉，現在經營一家投資公司……和許多沙龍主人一樣，他的座上賓比他本人要精彩得多。他有與生俱來的攢局本領和組織才能，權貴的高高在上，文化人的孤芳自賞，小肚雞腸或是豁達明亮的人格，到他這里，一手化骨綿掌都能一一化解。只是，沙龍這個詞嫌洋味，讓人想起香檳酒的彬彬有禮，小圈子的自我精英感和體面的封閉，黃珂的氣場是非常江湖味的。最貼切的比喻就是，黃家客廳的沙龍像個澡堂子，進門脫衣，眾生平等。

黃家的客人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客人是熟客，不用和主人說太多話，到達后自動進入角色，吃飯、談天或者斗地主。第二類人是好奇心使然，80后和老外居多，希望能補充些杯酒人生，快意恩仇的現實經驗，黃珂家對他們而言，就是一次性的大party。

黃珂的客廳里，黏性最高的其實是那群生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男人們。說起來有些寂寥，他們經歷了思想和學術成長、激辯的80年代，那些公園里簡陋的沙龍、群居社會的碰撞全部停止后，他們也慢慢放棄了理想主義，直至黃珂的停留在80年代的客廳出現，才讓他們找到精神上新的空間支撐。

張棗說，這個客廳貴在環境居家，不豪華，也不寒酸，還有很平易近人的家常菜。對于主人黃珂和他的朋友們來說，不打招呼闖上門去吃飯是種詩意，推杯換盞是浪漫，就像屢次提到的酒酣時摟住姑娘的腰，是他們認為的文人之風流———這些是他們失去的共同暗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