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葉靜宇 2012年的元旦，林建海過得異常艱難，整整兩天，他一遍遍撥打著電話，聯系了20多個民間借貸組織，希望獲得資金援助，但回答他的永遠是：沒錢。

方培林是林建海的“求救”對象之一。作為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的創辦者，方培林一直活躍在溫州民間金融的第一線。換作以前，方培林幾個電話就可以幫林建海解決1000多萬元的燃眉之急，但今年連他也無可奈何。

“溫州現在的民間借貸已經是一潭死水，這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還從來沒有過。”方培林說，盡管企業仍有迫切的融資需求，但民間已經找不到愿意提供資金的放貸人了。實際上，當了27年“掮客”的方培林自去年9月起就幾乎中止了經營。

在他看來，去年發生在溫州的民間借貸風波，最大的影響是破壞了溫州的民間信用體系。而這個體系，正是“溫州模式”賴以生存并發展的根基——無論是目前仍大量存在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微企業，還是已經成長為上市公司的大型企業集團，幾乎都建立在高度活躍的民間借貸基礎之上。

危機傳導

據溫州市去年10月底的消息稱，中小企業主“跑路潮”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但實際上，最近兩個月來，溫州的情況仍然不容樂觀。

去年12月，背負35億元債務“出走”到羅馬尼亞的上海星寶集團老板池萬明，繼10月被瑞安市政府派出專人接回后，又被傳出于近日再度跑路。據現已登記的資料顯示，其債權人總金額達25億元，銀行借款超過了10億元。

以時下4分利息計算，25億元民間借貸，池萬明每個月光利息就要支付1個億。據池萬明的債權人吳先生稱，池萬明擁有瑞安上海商會執行會長等多個頭銜，星寶集團旗下企業還成為世博會中國館的參建單位，因此在借錢時對池萬明的還債能力深信不疑。

根據當地媒體統計，進入2011年11月份以來，溫州再現老板負債承受不了壓力跳樓、跳江、跑路等事件。僅11月8日至13日，就發生了1人跳樓、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殺等。截至12月底，溫州老板跑路、企業關閉或停產的事件已經由10月初的93起增至140多起。

而種種跡象也顯示，牽涉到這些企業的擔保公司、民間借貸機構，正成為第二波“跑路潮”的“主力”。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陸在其住所被發現跳樓身亡。據了解，童小陸于2011年年初起從銀行、朋友、鄰居等處籌款上千萬元，再以較高月息貸出，因上家跑路、親戚朋友上門逼債，童小陸在家中跳樓自殺。

11月13日，溫州開擔保公司兼貿易進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婦在家雙雙注射海洛因自殺。據初步調查，他們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間借貸1000多萬元，因得不到銀行續貸、無力支付民間巨額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絕路。

在溫州，除了幾十家正規的小額貸款公司外，還有1000多家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寄售行等類金融機構，像銀行一樣“攬儲”、放貸，賺取差價。溫州市擔保協會會長郭炳鈔表示，目前溫州擔保公司在銀行的擔保余額共有100多億元。一些企業主的出逃，已造成了較大的金融風險。

面對愈演愈烈的企業資金鏈危機，盡管政府頒布了多項解救措施，但仍顯乏力，也是危機難以平復的原因之一。

去年9月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之后，一些負債較高的企業寄希望于以債轉股的方式重組使得企業重新振作起來，但困難重重。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重組方的資金注入，最終僅能滿足民間債權人的高息利息，對企業實體的幫助微乎其微。

溫州當地一位官員認為，雖然溫州出臺了多項救助措施，對小型、微型企業給予財稅扶持，但企業困局可能會持續到2012年一季度。

此外，針對溫州目前正在推行的金融改革，作為資深的業內人士，方培林指出，改革中針對民間借貸的多項舉措仍浮于表面，實際上離真正的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還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說，政府設立了民間借貸登記中心，但如果沒有擔保公司和保險公司共同加入這個體系，登記中心根本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

信用體系崩潰

在這樣的局面下，溫州的民間借貸陷入“冰凍期”。

林建海在溫州龍灣經營著一家皮革廠，年產值3000多萬元。臨近年底，他手頭一筆1000萬元的銀行貸款快到還款期限了，2012年2000萬元的訂單也需要30%的預付款。連著兩個多月來，林為此四處籌錢，只湊到300萬元。“以往年前這段時間，拆借1000萬元資本根本不是什么難事，今年卻讓我急得頭發都白了。”林有些沮喪地說。

方培林說，民間并不缺資金，問題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承擔風險往外借錢了。

陳百霖是溫州一家電器代理公司的負責人，2010年6月，一位朋友向他借錢100萬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一年后，陳百霖向朋友要錢，朋友才承認把錢轉借給了一家民間借貸機構，但那家機構的負責人不久前剛跑路了。

直到11月，陳百霖才拿回100萬元本金。當問及以后還會不會借錢給別人，陳百霖回答：“如果是親人們買房子、結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轉借給別人，那肯定是不會了。”

陳百霖的這種想法現在在溫州非常普遍。

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指出，不是現在才有這種現象，以往已經出現過，但是現在更為嚴重。

方培林認為，溫州民間信用體系在這場危機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是對溫州未來經濟最大的影響。

影響甚至已經擴大化，社會普遍失信現象也給廣大企業帶來了非常大的危害。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一項調查顯示，89.3%的企業受到不信守合同的傷害。

在溫州主干道車站大道一處紅瓦白墻上，幾行噴涂的大字十分醒目：“信：言必信，人無信而不立；信譽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誠：虔誠、忠誠、坦誠，誠者自成也。”

溫州人曾經以這句話引以為豪，但如今讀來卻不免有些尷尬。

林建?；叵雱摌I之初，他自籌9萬元，又高息借了3萬元，開始創辦皮革廠。“頭天晚上一說，第二天一早鄰居就把錢送過來了，不需要立字據，連利息也是口頭約定的。”之后，林建海又多次從親戚朋友處借款加大投入，同樣不用立字據。“最多一次，我一個在上海炒樓的親戚借給我1200萬元，打個電話就把錢轉過來了。”

但這樣的年代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內憂外患

溫州民間金融危機的背后，實質是溫州中小企業經營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

溫州中小企業所處的境地，一方面是外需萎靡、內需不熱、匯率波動、通脹高企，另一方面是溫州中小企業多以加工貿易型、勞動密集型為主，技術含量不高。兩方面原因疊加，導致企業訂單特別是長單減少，而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斷上漲，企業利潤受擠壓，經營負擔加重。

不少中小企業抱怨，現在做內單的利潤只有10%，外單更低，只有5%，僅夠還貸款利息。如果匯率再有起伏，那企業基本上就是“賠本賺吆喝”。

除此以外，據周德文稱，中小企業的綜合稅收達到40%以上，除了稅以外，在中國還有很多行政性收費，牽扯到18個部門，69種收費，這是中小企業生存很困難的原因之一。

比如，各種稅費加上企業為職工繳納的“三險一金”，幾乎占到企業利潤的一半。沉重的稅負進一步壓縮了企業利潤，小微企業痛楚尤深。

而今的信用之殤，更影響到實體經濟的運作。

溫州洪城電子的總經理楊貴說，以前外地供貨商對溫州企業都很信任，貨到付款，或者推遲一段時間結算都沒問題，而現在，很多供貨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貨，而且要全款。

方培林認為，此番溫州信用之殤，需要時間來撫平，信用、信心之重建，保守估計也至少需要兩年以上的時間。而業界有關人士則預計將用五年左右的時間才能重建。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不久前提出，溫州信用體系應以此為契機告別“熟人社會”的民間信用，建立“現代信用體系”。李揚認為，溫州的民間金融信用已經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現代信用體系是溫州經濟、溫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馬津龍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修煉內功。“就企業方面來講，目前我國企業無論是在立信（建立自身信用、誠信經營、提高融資能力），還是在征信（征集他人信用、防范外部風險）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

溫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表示，溫州既有商業精神中最先進的基因，也有傳統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債務危機以及業主跑路事件，是對溫州長期以來推崇的“熟人社會”規則的一種否定。在他看來，“熟人社會”模式已經嚴重阻礙了溫州的現代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溫州必須在陌生人社會中謀求現代誠信的建立。他認為，這才是信用恢復與重建的根本。

新聞背景

2011年4月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失蹤以來，溫州民企老板跑路事件愈演愈烈，幾乎導致溫州經濟大出血，溫州高利貸危機在2011年總爆發。10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溫州考察時強調，要明確將小微企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支持專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同時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