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湯嘉琛/文 12月5日，北京電影學院一名駕駛奧迪的學生因停車問題與清潔工發生糾紛，致使該清潔工當場死亡。盡管網絡輿論明顯偏向于死者一方，紛紛譴責“奧迪男”打死清潔工的暴行，但校方調取的現場監控錄像和目擊證人證實，涉事雙方當時發生了“互毆”。

盡管這起案件的相關細節仍在調查之中，但就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狹路相逢之時，哪怕“奧迪男”或清潔工有一方能夠選擇避讓，停車糾紛都不至于引發命案。這是一起發生在素不相識的學生和清潔工之間的暴力沖突，導火線僅是極其平常的停車糾紛，但要想解釋暴力行為的發生機制，或許應該跳出個案，從當前社會恣意蔓延的暴戾情緒中尋找邏輯起點。

我們的社會正變得暴力叢生。一個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有時都可能引發嚴重的暴力沖突，甚至成為群體性事件和公共治理危機的導火線，甕安事件和云南孟連事件即是典例。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暴力糾紛，每一個國家也都會面臨各種暴力問題，但正常的社會并不缺乏制衡和疏導暴戾情緒的機制。只不過，在今日之中國，原本可以通過倫理、道德、法治和政治途徑化解的沖突，似乎更容易訴諸于暴力。

從根源上來說，暴力滋生于政治失序、社會失序和人心失序的三重扭曲。大步向前的社會轉型進程，一方面強化了各種“壓力”的生成機制，讓每個人都缺乏足夠的安全感；另一方面，社會建設嚴重滯后于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破壞了維系社會體系健康運轉的根基，從而直接導致社會的暴力控制機能失效，暴戾情緒因此肆意蔓延。

可怕的是，這種社會暴戾情緒并不專屬于哪一個階層，而是已經將每個人都裹挾其中。同駕豪車的“京城四少”，可以僅僅因為交通摩擦而在鬧市拔槍相向；同為弱者的失業人員鄭民生，能夠殘忍地將屠刀砍向手無寸鐵的小學生。在當時的特定環境和特定情緒中，那位北影學生將拳頭砸向清潔工時，或許根本沒有將自己當作一個施暴者；而那個參與“斗毆”的清潔工，可能以前一直都是一個性格溫順之人。人在什么時候選擇暴力，并非總是有跡可循。

不過，當前中國日漸固化的階層分野，強化了底層弱勢群體的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這種社會趨向實質上已經變成煽動社會仇恨和暴力的淵藪。在我們這個流動性日益凝滯的社會，金錢和權力被視為至尊，“仇富”、“仇官”和“仇窮”的社會思潮同時存在，怨恨與隔閡是心理機制的自然結果。當處于金字塔頂端的精英階層習慣于暴力的時候，暴力也一定會成為他們施暴對象的圖騰。雖然對“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們來說，用暴力手段化解沖突可能無需承擔太多代價，但他們或許不知道，清潔工、失業人員、小攤小販等身處底層的弱勢群體，也完全有可能是個一點就著的炸藥桶，招惹不得。

當社會被暴戾之氣所裹挾，任何普通人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成為暴力事件的執行者。你在上班路上遇到的某個路人，可能正在醞釀一個危險的暴力計劃；不僅“殺貪官”已經成為網絡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情緒標簽，現實生活中也會有很多人僅僅因言語不合就頓起殺心。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環境中，無論是高居廟堂的權貴，還是流落江湖的草莽，誰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就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僅僅將“北影血案”當作一個極端個案，而是應該將其視為社會暴戾情緒全面失控的一個信號。當原本相對單純的學生，在飽讀詩書的環境中都不能以溫和、理性的手段來化解沖突，當任何一點小沖突都會引發暴力流血事件，這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