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史塔威爾的《亞洲教父》具備多重受人歡迎的特質。對象吸引人：他描述的群體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權勢也最神秘的一群人；政治正確：至少從表面看，他是反對這群“教父”的，他認為他們對東南亞經濟的貢獻遠比大家認為的要??；嚴肅又娛樂：在嚴肅的經濟模式的探討之外，他又不乏八卦精神地大曝這些“教父”的隱私，上至商業原罪，下至個人生活。

這一群體的財富最輝煌的展示是在1996年。當年《福布斯》雜志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前25名中有8名東南亞教父；前50名中有13名東南亞教父。這讓喬·史塔威爾頗為感慨：“一個小地區，沒有一個非國有公司進入世界500強，月薪500美元就算高收入，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卻占了1/3。”

那么，如何成為一名富可敵國的教父？ 喬·史塔威爾給出了一份教父成功指南，同時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關于教父的奇聞軼事。

教父指南第一條：必須要有極強的適應能力，適應二戰后東南亞動蕩的、政商勾連的環境。“亞洲教父的歷史是他們像變色龍一樣靈活調整他們身份的歷史。”成功的教父看上去在支持所有當權者，無論誰成功掌權，他們從來沒有站錯隊。他們在不同的環境之間切換得游刃有余，盡管大多數教父是華人，而且越發強調自己的華人身份，但是，“一個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備條件是通曉數種語言，具有一種以上文化身份。”李嘉誠不但說英文更喜用英文閱讀，李光耀和郭鶴年都受過極好的英國教育，但是都以自己的華人身份自豪。為了適應，他們還必須很好地隱藏自身。到今天為止，關于教父們仍然是傳說多于事實。

教父指南第二條：擁有核心現金流，它可以理解為教父們必須手握源源不斷的造錢機器，即壟斷著某個行業。李嘉誠的港口業務和電力業務可以為他的電信業務與低迷時的地產業務輸血。源源不斷的現金流能夠讓他們平安度過危機，也可以讓他們肆意多元化。

教父指南第三條：擁有忠實于自己的團隊。教父們要擅長利用西方的專業管理人才。其中，“奴隸頭目”是教父的大總管，所有具體管理事宜都由他來完成；“鬼佬隨從”則是職業經理人組成的經理人團隊。李嘉誠的大管家是坎寧·?？?，一個灰白頭發的胖子，擅長“恃強凌弱”。郭鶴年的管家名叫理查德·劉，會因為工作壓力過大而流淚，但最后還是猝死在吉隆坡國際機場。在教父們中，李嘉誠對人才的使用和發掘頗受稱贊。

教父指南第四條：擁有銀行或者擁有銀行的支持。在更為國際化的香港，李嘉誠和包玉剛的成功離不開匯豐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的每個股東都不可持有超過1%的股份，這解釋了為何沒有一位教父將它據為己有。其他教父們自己開辦銀行。新加坡教父邱得拔則是被提到的著名的銀行掠奪者。他們還擅長通過將旗下的公司上市再私有化來掠奪中小股民的錢。

這本書的主題是教父經濟。所謂教父經濟，是指東南亞的政治權貴與經濟權貴之間形成緊密聯系，政治權貴賦予經濟權貴在國內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權，這些專營權則帶給經濟教父們巨額的財富：如澳門賭王何鴻燊獲得的賭場壟斷專營權、馬來西亞糖王郭鶴年獲得的糖業壟斷經營權、林梧桐家族的賭博業專營權、菲律賓大亨陳永栽在煙草啤酒方面的專營權。這種教父經濟能夠為教父和教父的家族帶來巨大的財富，但是卻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沒有多大貢獻。相反，專營壟斷讓教父的公司沒有動力涉足競爭激烈的行業，也沒有動力讓他們去參與國際競爭，把自己的公司變成國際知名公司，而是讓他們集中在國內市場。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對東南亞知名教父李嘉誠的評論：“李嘉誠可有制造一件行銷世界的商品？李嘉誠投資地產、港口、電力公司全靠和壟斷結盟。”

因此，東南亞的經濟增長奇跡并不是由這些教父們創造的，東南亞曾經巨大的貿易盈余，是由那些一個月只賺幾十美元的代工工廠中的女工們創造的。    

而教父們的產業只是拉高了地產價格和國內服務業價格。這些通過出口創造外匯和貿易盈余的公司，一部分是國內的中小型公司，另一部分則是外資公司。這些出口型企業，“只是把東南亞的廉價勞動力出租給了跨國公司，后者只在這些地區進行外包加工，而其新產品的研發部分則繼續留在發達國家。”長遠來看這自然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增長不利。但是教父們卻不這么認為。作者引用香港金英證券研究部資深主任斯蒂芬·布朗說的話：“他們真的相信：‘如果我沒有經商的天賦，你們都將失業。’”

與東南亞的“教父經濟”相對應的是東北亞的經濟模式。兩種模式的直接后果是，東南亞有大富豪而無大公司——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公司；東北亞則有大公司而少大富豪——韓國的三星、臺灣的臺積電、宏基、日本的索尼、松下等。喬·史塔威爾也費心總結了這兩種模式的差異：首先，東北亞進行了土地改革，確保每個人都有資金去創造自己的生活，東北亞對工會也更加包容，而東南亞則相反；其次，東北亞的政府會支持有技術創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東南亞挑選的則是集中在地產、貿易和區域服務業的教父公司；第三，東北亞的人們“總是比東南亞更嚴肅地將政治體制看做發展的促進者”，他們的政治更成熟。

“到目前為止，只有這種模式（東北亞模式）把一個非白人的貧窮國家建設成了一個發達國家。”喬·史塔威爾說。而龐大的中國正在這兩種模式之間搖擺。

對于很長一段時間的富豪排行榜上都充斥著房地產富豪的中國而言，這種區分正是一種警示。中國可以向著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的方向走去，華為、聯想、TCL已經顯示出了它們的全球雄心，也可以繼續向培養出超級富豪的路走，這些超級富豪們會繼續抬高房地產價格和國內服務業價格。當然，同“教父經濟”不同的是，中國還有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但是，這些以國有之名而享受壟斷的大公司和大金融機構，也和教父經濟有異曲同工之處：帶來的是高于國際水平的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