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范世濤/文

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晚清來華傳教士最早將經濟學帶進了中國。1840年已經出現以麥克庫洛赫（馬克思將他看作“庸俗經濟學家”）《商業詞典》為藍本的《貿易通志》。因為士人們的主要精力耗費在四書五經和八股舉業上，難得問津其他方面的學問；而士紳們囿于華夷之辨的成見，對舶來的學問一向抱著鄙薄的態度。“新學”譯著蹩腳的漢語和文體讓崇尚“唐宋文章”的主流社會有了更多的鄙薄理由。所以，早期譯介近世經濟學的努力在專業上尚不夠成熟，既沒有引起主流士人群體的關注，也未能在經濟實踐上產生重大影響。

甲午海戰戰敗的刺激，終于使中國主流社會擾動起來，并催生了“戊戌變法”。變法的思想領袖大都有流連租界洋場的經歷，他們在租界書店擺放的雕版木刻印刷線裝書叢中，發現并迷戀上了不同以往的“新學”譯著。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以流利的漢語熱心推介他們似懂非懂的新學問。在康有為或梁啟超的新學書目表中，我們不難發現被稱作“理財學”的經濟學書。這些思想領袖在“戊戌變法”運動中曾經展示身手，極大地改變了主流社會對“新學”的看法。“戊戌變法”為時不長，但新學的種子已經落地生根，古典時代要走過去了。

與康、梁同時的嚴復曾經留學英國研習海軍，回國后長期落寞，科場屢屢失意。甲午海戰中，他的朋友、學生多有殉亡者。這刺激他寫出了《論救亡之亟》，隨后積極參與“戊戌變法”。他直接閱讀英文原著，以應試科舉訓練出來的典雅文筆喊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震動朝野。與此同時，他悄悄開始了經濟學著作的篩選翻譯工作，待譯書單中除了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還有一部“斯密亞丹”的《原富》。這項工作直到1902—1903年才完成。相比以前的傳教士工作，嚴譯《原富》選書更為嚴格，用詞更為準確，文體更為優雅，理解更為透徹，評論更為得體，理所當然地獲得廣泛喝彩，但“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淵雅文體也使讀者很少能貫徹始終地讀完。盡管這樣，這部譯作對于中國經濟學史仍有著地標性的意義，它標志著來華傳教士主導的經濟學傳播史結束，也標志著真正合格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史的開端。所以，我們在選編《中國經濟學經典文選》時，以《原富》開端，而沒有選入傳教士的譯作。

嚴譯《原富》正式出版后3年，晚清廢科舉、興學堂，經濟學由此得以進入主流教育體系分科傳授。同時，不少年輕人在維新變法浪潮下，越海留學日本、歐美，譯介出大量經濟學作品。通過這些翻譯，經濟學術語體系大體確立下來。少數留學生也在國外完成了達到很高研究水準的作品。從此，經濟學的教學、研究變得主流化、常規化和專業化了。某種意義上，現在的經濟學教育研究格局是20世紀的最初10年奠定下來的。

為了便于把握《原富》以來的中國經濟學歷史，我們將其研究和傳播區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02年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個階段從1949年10月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第三個階段從1978年到現在。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學研究有著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主題。

就第一個階段而言，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主題是走向社會主義。

歐洲20世紀前30、40年正是社會主義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從中國出去的留學青年很容易就受留學國家主流思想的影響，將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帶到中國。在中國，無論是蘇俄的布爾什維克思想還是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或工黨社會主義，抑或法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合作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甚至民族社會主義（納粹），都得到了廣泛的譯介和響應。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說法并非宣傳，毋寧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思潮的真實寫照。

事后看來，中國經濟學家們在第一階段關于國營企業優越性、統制經濟必要性和經濟計劃優越性的大量論述已經失去了光芒，反而是以改良社會為目標進行的大量社會經濟調查，顯得恒久實在。其中著名的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師生在卜凱主持下進行的一系列農家經濟調查和中國土地利用調查，南開大學以何廉、方顯廷為中心組織的華北工業化調查，如此等等，這些報告至今還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經濟的基本參考書。

第二個階段的核心主題是蘇式社會主義體制的確立和改良嘗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在確立國營經濟領導地位和穩定物價的過程中，以蘇式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就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在1952年醞釀提出、1953年正式確立“過渡時期總路線”后，“社會主義改造”進程進一步加快，并在1956年建立起以全面公有制（國有制加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

但是，這一體制剛剛建立，從經濟學家到國家領導人就很快發現這個體制的弊病，開始了“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嘗試。這種嘗試在批判“右傾”思想、“資本主義復辟”、“現代修正主義”的框架下進行，主流思想從未改變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基本架構，在這個架構下的多次放權讓利、調動地方積極性的努力都以經濟混亂而告終。

盡管這樣，在這一時期仍有一些經濟學家以極大的勇氣進行著嚴肅的研究，并試圖超越傳統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框架，對重大問題提出實事求是的意見。如顧準提出讓價格自由浮動，孫冶方主張將計劃和統計工作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上，等等。這些思想雖然并沒有對當時的經濟實踐產生重大影響，但卻為日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第三階段的核心主題是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心推進改革開放。

30年的蘇式社會主義實踐令人失望。在這種格局下，全國上下集結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開始了救亡圖存的新努力。經濟學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啟蒙和先導作用，在理論上全方位地突破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體系框架，在實踐上直接參與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架構的研討設計和搭建工作。這一階段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現，有些研究成果對中國經濟的走向和基礎架構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有些成果前瞻性地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經濟學界的深入研討和參與，以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為標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在中國基本建立起來；也很難想象，沒有新的體制框架支持，中國經濟能夠在近30余年維持高速增長，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正是基于對經濟學百年發展歷史的上述觀察，我們在選擇中國經濟學經典文獻時，給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研究給以了更多的篇幅和更重的分量。我們認為這樣才符合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實際。

回顧20世紀的中國經濟學歷程，我們認為有兩個基本認識格外來之不易：

一是社會主義觀念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流傳貫穿了整個20世紀，但絕大部分時間的主流社會主義概念都與國有、國營經濟為主導緊密聯系。如新民主主義論明確地將國營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成分，其他經濟成分要么是半社會主義，要么是資本主義，甚至是封建主義性質。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實踐表明，國有經濟并不必然意味著效率或公平，過大的國有經濟規模和過高的國有經濟比例反而損害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這不僅在經驗研究中被屢次證實，而且在公眾對國有壟斷企業的大量批評中得到了印證。20世紀末期，中國經濟學家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公平正義加共同富裕，與國有制并不存在必然聯系。這種新的社會主義概念是在近百年的痛苦經驗中得來的，并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浪潮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二是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在20世紀的最初20年，經濟學附屬于維新、憲政的目標之下，財政學格外發達。但隨著憲政目標遲遲難以實現，革命思潮隨后主導了思想舞臺，強調統制、計劃和社會政策的社會主義思潮迅速成為主流思想，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期實施。但是，不盡人意的經濟表現和嚴格深入的經濟學研究都表明，計劃經濟體制既無法充分調動國民的生產積極性，也難以利用分散在個人當中的知識。只有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一個國家才可能走向繁榮昌盛。

這兩個來之不易的觀念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確立下來的。遺憾的是，新的觀念地位并不穩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真的站穩腳跟了嗎？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觀念真的深入人心了嗎？市場經濟是否也會出現倒退？這些疑問也是留給經濟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