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市公司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必須尊重國際游戲規則。但在美國監管體系下，做空機構往往有空子可鉆，通過市場瞬間的恐慌，就可以達到做空獲利的目的。中國企業要想通過法律程序討回公道是非常難的，這要耗費很長時間，而在這樣長的時間里，企業的商譽已受到極大破壞。

因此，應當清醒認識到，歐美國家普遍經濟低迷，所有投行在正面投資上都虧錢，做空成為重要的賺錢手段，中概股已成為他們的獵殺目標，反擊做空者需未雨綢繆積極應對，中美監管機構應當加強合作，中概股公司也可以考慮集體抗爭。

監督者已經異化為逐利者

美國的社會體系以誠信為基礎，其上市門檻相對較低，審查也不如國內嚴格，但對不誠信行為的處罰非常嚴厲，一旦企業造假被發現，往往身敗名裂。事實上，賣空機制的存在有其積極作用，它讓資本市場變得更加干凈，也讓股價變得更為合理。但種種跡象表明，受巨額利潤誘惑，許多做空者已從上市公司天然的監督者，變異成不擇手段的逐利者。

成熟資本市場都有做空機制。當對沖基金認定某個上市公司存在股價暴跌的誘因，且該誘因被自己獨家掌握，便采用融券的手法，向共同基金等融券機構“借”來該公司的高價股票“砸”出，待股價下跌后，再在低位將所“砸”股數買回，補還融券的股數，其中由高到低的倒差價，便是做空的利潤所在。

美國、加拿大資本市場是杠桿交易十分發達的金融市場，具備完善、成熟的做空機制。正如巴菲特所言，對沖基金沽空的原則，就是“假定目標就是壞人”，而要“坐實”這個“壞人”，則需要拿到上市公司的真實數據，尤其是負面信息，于是便出現了專門的沽空調查公司。通常，調查公司先找到一些可能在財務上存在問題的上市公司，做空者在高位做空，然后調查公司發布負面研究報告，律師事務所緊隨其后對其進行起訴，造成投資者對該股票的恐慌，導致該股股價暴跌，做空者從中獲利。一般情況下，研究報告本身就盈利，但最大的盈利來自于對沖基金、律師事務所、投資人的合作分成。

因為調查公司的身份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他們往往以公益性研究為幌子，實際上卻是天量資本交易掠食戰中的“馬前卒”。調查公司先唱空，對沖基金隨后下單，兩家機構邊唱邊做。報告發布的時機也很講究。為對抗空頭，大股東會出手回購股票，拉升股價。但掠食者選準上市公司的靜默期，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其實，做空者的手法很簡單也很老套。他們所利用的是資本市場上的時間差、空間差，以及人們的偏見和恐慌心理。

上市公司要回應做空者的質疑，需要數據，同時也需要時間，而做空者要的只是短短幾天的“時間差”而已。做空者如果選擇了上市公司的窗口期發布報告，時間差就更加充裕。他們都是在短時間內填倉獲利，移向下一個目標，而此時上市公司已經受到傷害。

在一些西方投資者眼里，中國公司凡是利潤高的企業，必然與壟斷和尋租有關，而非自主創新、經營效率所致，污水公司正是利用這一點，編造故事——沒有核心技術、虛假現金流、與銀行職員的關系說不清楚……做空者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偏見激活并放大。

資本市場盤根錯節。銀行、供應商、股東，一般都奉行穩健原則，對負面信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這就是資本市場謠言的魅力。資本市場的信息錯誤和誤導性的猜測都會導致一系列連鎖反應。資本市場有其脆弱性和情緒化的一面，這也是資本市場信息獨有的敏感性，這些注定了短期內做空者往往能得手。

監管漏洞值得反思

由于多數投資者的知識缺陷、信息缺陷，資本市場最容易出現跟風、隨大流的羊群效應?？疹^常常會“借力打力”，刻意營造市場恐慌情緒，讓投資者和市場來幫自己砸盤，空頭在不出大本錢的情況下坐收漁利。做空中概股的空頭們宣稱這是一場共贏的游戲。但誰是輸家呢？全社會財富蒸發，除了中國民營企業和不明真相的中小股民外，共同基金、養老金、政府的機構等也都是受損者。

抱怨污水“無情”、“卑劣”、“偏執狂”都沒用，找到制度漏洞，健全監管體系才最為迫切。據我們了解，美國、加拿大迫于中小股民壓力，已經開始調查污水公司操縱股價的行為，并著手考慮系統性解決方案。在美國，“言論自由”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很難通過法律手段制裁做空者，加之調查公司尚未形成行業標準和規則，那些污水公司帶有強烈的賭博心態，做空杠桿率極高，潛藏著巨大金融風險?！陡窭?斯蒂格爾法案》以及金融危機之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均沒有涉及調查公司，也沒有對空頭之間的自營交易、關聯交易做出限制。

調查公司因為其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必須秉持公正的第三方立場，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監管機構對其連鎖反應和系統性風險必須有所預見，加強監管。有暴利而無監管，游擊作戰，所到之處，均無制衡，這不是監管當局所愿看到的局面。

遏制做空潮要有整體性解決方案

中概股的表現嚴重脫離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這肯定不會長期持續下去。沒有對中國民營經濟的切身感受和較為長期的觀察，所謂的調查報告都只是隔靴搔癢。做空者如果繼續沿用老一套，他們的虧損將是注定的。

中國民營企業到美國、加拿大、中國香港上市，系統成本極高，然而這個過程并沒有創造價值。中國民營企業一般都是創業者的企業，他們必須與公司同存亡。而西方企業的上市公司老總大多是職業經理人，他們不必為公司拼命，也沒有長遠打算，裁掉一個CEO卻要付出一大筆錢，這是中外企業很大的不同之處。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弗里德曼教授對中國經濟有著深刻觀察和了解，他在回憶錄中坦陳，許多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中國濟濟總量大，經濟形態復雜。那些學習西方財務邏輯出身的觀察者、調查者又有多少了解中國民營企業的商業模式？

當然，話說回來，對西方人而言，理解中國經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全球資本市場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做空中國概念股已成為國外機構的主要逐利手段之一。由于在美國監管體系下，做空機構有空子可鉆，而一般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起來非常耗費時間，做空機構通過市場的某一個時段制造恐慌就可以達到暴利的目的。因此，建議中國在美上市企業，要提前做好保護措施，在必要時聯合起來整體反擊做空機構。

我個人對中國概念股要破解做空機構的困局有四點建議：其一，中美應當在國家層面上加強對國際游資的金融監管和跨境監管合作，聯手遏制惡意做空者，保護投資人利益；其二，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以及金融開放進程的加快，國內監管部門應當加強預見性研究，完善制度，防備股災；其三，媒體應當增加污水公司的曝光度，向大眾和散戶揭示做空產業鏈背后的真相，提高免疫力，最大限度地降低跟風和恐慌效應；其四，打鐵還靠自身硬，反擊做空者最好的辦法就是恢復真相，以更大的透明度應對一切不實之詞。上市公司應當建立資本市場危機處理機制，尤其企業第一負責人要在第一時間、第一現場面向公眾，直接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