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劉金松 日前甘肅發生的校車事故致21個孩子喪命，校車安全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上周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舉行的“如何破解校車安全”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呼吁應通過立法，明確校車安全的責任主體。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表示，據不完全的統計，自去年10月份至今年9月份因校車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安全生產的死亡人數還多，“比如說我們的煤礦、黑煤窯會發生一些爆炸、礦難，但我們因校車事故而造成的死傷人數恐怕比那個要多”。

但校車安全卻并沒有引起重視。袁桂林認為，應該通過立法應該把責任主體說清楚，“這么多年、這么多事故頻頻發生，卻沒有一部法律，這在法制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袁桂林認為，這樣的現象應該引起重視，這已經不是單一個案問題，也不是局部的問題了，而是一個影響全局，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家長是否能安心工作，是否對孩子上學擔憂的問題。

袁桂林在其《學校布局調整與校車系統建設研究》中指出，2002年起，農村學校布局進行調整，改變了以往“村村有小學、鄉鎮設初中”的以鄉鎮為中心的主體格局，教育資源開始向縣城集中。隨著村小大量被撤并，上學遠的問題開始出現。

國際上解決上學遠的通行做法是兩條路徑：一是開中心校車，二是蓋“寄宿制學校”。在2002年開始的改革中，中國政府層面把“寄宿制學校”建設提到日程了，并投入上百億元興建農村“寄宿制學校”，但是對校車始終沒有過問。袁桂林認為，“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個很大的缺憾”。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秘書長儲朝暉認為，事故頻發的深層次根源在于兒童在我們整個社會的地位低下。整個社會包括學校、政府都沒有很好的尊重兒童的基本權利，所以在這個薄弱環節上就經常出問題，不光是校車出問題，其他方面也會出問題。“大家覺得孩子可以湊合湊合，如果是我們整個社會都 對孩子基本的權利尊重了，包括校車還有其他的各類事故就會盡可能的減少”。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在不斷出現的校車事故中，留守兒童正在成為受傷害最大的群體。儲朝暉認為，在推動解決校車安全的同時，城市應該盡可能解決流動子女上學問題，“我們不要把口子扎的這么緊，如果孩子可以跟父母在城市里，相對來講比留守在農村保障更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