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爾斯·錢斯/文

中英兩國于9月8日在倫敦舉行了第四次經濟財金對話。中方領隊是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第一把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英方由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正式頭銜為英國“國庫總長”）帶領。眼下，囊中羞澀的各發達國家都希望吸引荷包滿滿、蒸蒸日上的中國的投資，英國為進一步拓展其經濟和戰略利益，自然對建立與中國的特殊關系不敢稍有懈怠。然而，是什么原因令一位資歷顯赫的中國領導人愿意坐下來，與一個經濟及政治地位均數二流的歐洲國家進行這種雙邊會議呢？

答案從上一輪對話的一長串議題中可見一斑。最突出的一項是有關兩國在全球經濟協調和對G20集團影響力認同上的合作。G20成功取代G7或G8集團成為主導經濟及戰略問題的國際組織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產生于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G8集團由美國一手操控，并集中了戰后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盟友日本和歐洲的英法等強國，G7集團自1945年以來一直控制著全球政策決定權。由新興經濟體組成的G20集團最初以論壇方式形成于上世紀90年代，它立場鮮明，強調世界是多邊的，不應由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控制。若非爆發金融風暴，發達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美歐等國恐怕至今都不會承認G20集團存在的意義，遑論向其叩首稱臣。2009年間，各國央行實行貨幣寬松政策，世界經濟有了復蘇跡象，G8集團大有重奪主導之勢。日本偏向保留舊日少數國家集團，因后者不包括中國且承認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而英、法、意等歐洲國家的全球影響力，也將隨著G20集團的崛起而遭到削弱。在各國爭奪全球勢力的角逐中，英國憑借昔日世界帝國龍頭的歷史、歐洲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外交影響力遠遠超過其地緣或經濟版圖的界線。英國同意G20為新的全球組織的立場，將使美、日及其他利益集團恢復G7或G8主導全球政策的意愿更加難以實現。

在新組閣的保守政府主政下，英國應對經濟衰退的措施是緊縮開支、減少債務。此策略一直受到英國經濟界和企業界的抨擊，但是它在重新平衡世界經濟的問題上，為那些赤字累累的國家起了表率作用，同時，亦為促使以中國為首的財政盈余國家通過增加進口提高內需來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中英對話中另一個牽動中國人心的議題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中國如能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同，就可以避免貿易伙伴對其“傾銷”產品的指控以及對其出口產品設置各種限制。如果一國的產品價格因補貼而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實生產成本，世界貿易權威組織會認為此國是“非市場經濟”；然而，一旦受質疑經濟體被認為屬于自由市場經濟，人們對其產品價格“合理性”的存疑便大大減低。因此，“自由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出口大國意義重大。十多年來，中國一直試圖讓西方尤其是美國，接受其為“自由市場經濟”，但效果不彰。所以，英國這個自由貿易及開放市場的捍衛者對中國經濟的認可，將使后者在獲得美國首肯上向前邁出一大步。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會員以及國際社會的資深成員，英國不僅在推動中國扮演全球新角色上起著重要作用，還能幫助中國達到自身發展的目標。氣候變化、綠色能源和知識產權等都是雙方討論的重要議題，其他則涉及兩國間產品及服務等貿易交流上的一些具體事宜。英方尤其屬意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歐洲平臺。中國對外投資今年前七個月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0％，全球總計達510億美元。日本自1980年起在英國直接投資，尤其是汽車工業，對后者的就業及出口影響很大。英國長期的貿易逆差累計至今年前8個月已超過1000億美元，使中國成為繼日本之后潛在的重要投資伙伴。英國是中國第八大出口國，它對中國的進口額今年前八個月比去年同期增幅近50％。雙方對探討和開發未來新的貿易途經始終保持濃厚的興趣。中國企業期望由產業鏈的低端制造過渡到自我研發設計新產品，英國正好具有中方所需的豐富技術資源。

盡管中英兩國在歷史上存在著誤解和紛爭，但雙方共同的戰略和經濟利益日益增多。繼17和18世紀中國對英一邊倒的茶葉、瓷器及絲綢貿易之后，英國先后兩次派往中國的貿易使團（麥卡尼勛爵1792至1794年第一次去中國，愛姆赫斯特第二次）都無功而返，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受辱，被英國為首的世界列強瓜分得四分五裂，直至1911年中國的帝王制度最終解體。盡管1949年后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崛起成為一個自由貿易港，且其被殖民的恥辱仍令中國耿耿于懷，但香港經濟地位對中國有利，還是兩國在關系緊張甚至沒有官方關系下的一個重要紐帶。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后持續的繁榮，加上中國親身體驗了英國將其體制結構及靈活性與中國人吃苦耐勞和創新精神完美的結合，都為中英間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的成功確實為兩國間的互信打下基礎，但英國也因此在相當長時間里，沒有將商業精力投注在中國內地，而完全放在香港。當德、法、美等國的大公司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分別進駐北京或上海拓展業務，并傾力與當地的中國大公司建立聯系時，他們的英國同行們正側重于通過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在中國發展業務。待英國公司意識到香港與中國的決策中心相隔千里之遙時，它們的競爭對手們在中國早已獲得難以逾越的戰略優勢。

然而，從剛剛結束的四次對話的議程可以看出，這次對話的涵蓋面已遠遠超出一年前，顯示出雙方都意識到面對當前的國際形勢，彼此皆需超越以往關系中的障礙，為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雙邊關系而努力。中英攜手將有助于中國登上與美國有著特殊關系的歐洲平臺，并接觸到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對英國而言，也可借此機會為本國公司趕上其他競爭對手助一臂之力，同時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大新興經濟體的一些關鍵政策的制定上發揮影響，如銀行的監管問題等。至少，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只當學生而發達的英國只做老師的觀念，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金融在中英關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倫敦有可能成為未來人民幣開展海外業務的中心。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辟海外債券市場就是從倫敦開始的。倫敦有為發行人民幣面值債券提供買方的天時地利。人民幣如果能夠成為和美元、歐元、日元及英鎊一樣的主要國際硬通貨或是儲備貨幣，中國將獲益匪淺。如果全球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中國發行債券的成本就會減低，從而有助于加強中國在國際金融社會中頂梁柱的地位，同時還可以坐收發行國際貨幣所獲得的“鑄幣稅”。隨著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的衰退和歐洲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人民幣有其千軍萬馬的儲備做后盾，極具未來在全球發揮重要作用的潛能。倫敦還將繼續保持其世界主要保險業中心的地位。這次對話議題中特別強調了雙方未來在發展專門保險業方面的合作。全球管理依舊是個重要議題，這次會議特別強調，G20集團應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國際渠道，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會議還提及接受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中的貨幣之一。

通過這次成功對話，中英兩國現在已視對方為重要戰略伙伴。十五年前當香港仍屬英國管轄時，誰又預料到了今天？（馬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