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金松 楊筱雅 在北京，一個中、小學校長能支配的資金是多少？從目前審結的案件看，超過1個億。
優質教育資源的缺乏，正讓北京一些知名中小學成為利益的競技場，尤以“小升初”激烈。因此衍生的利益鏈條，正逐漸包裹著原本純潔的校園，一些身肩教書育人的校長們，也在利益的脅裹下，逐漸迷失。
校長，正成為一項高危職業。
日前，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發布了《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應當引起重視》的調研報告，對發生在中小學教育領域的腐敗敲響了警鐘。從本報掌握的情況看，該領域的腐敗多與招生相關。
西城區與海淀區同屬北京教育資源最為集中的地區。
“拼爹”游戲
孩子已經升入北京市十九中的陳靜（化名）終于松了一口氣，從兒子上小學三年級起，她就專職陪讀。每天接送孩子上學，4點半放學后，又趕緊帶著孩子往培訓班趕。從下午6點到晚上9點，還有三節課外培訓課等著。
為了便于給孩子輔導，培訓班的課程陳靜也要跟著完整地聽下來，“回去的時候他不懂再教給他，尤其是奧數，不學根本不會。”
兒子戶口所在的學區，可供選擇的中學有6所：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學、海淀實驗、十九中、萬壽寺中學、萬泉河中學。原計劃是將該小學參加電腦派位的學生分到萬泉河中學，這是6所學校中師資力量最為薄弱的。
聽到這一消息，陳靜和家人開始行動起來，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學不敢奢望。尤其前者，基本是“坑班”考試，也就是孩子必須在他們辦的坑班“蹲坑”，才有機會被招錄。
經過權衡后，陳靜將目標定為十九中，經過多方打探、托關系，花費不菲的“中介費”后，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進不去。“蹲坑”是普通家長突破電腦派位的主要方式。“坑班”大多是公辦重點中學自辦或與社會機構合辦、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機構，從中選拔優秀學生升入本校初中。
在陳靜和家人即將絕望時，戲劇性的結果出現了。相對較弱的萬壽寺、萬泉河中學分別改為北京理工附中分校和八一中學分校。傍上名校后自然身價倍增，結果兒子所在小學參加電腦派位的學生，全被劃到十九中。雖然對前期打點的數萬投入很糾結，但對結果，她覺得還能接受，“要不還得再交好幾萬的贊助費”。
這次切身經歷讓陳靜覺得，“小升初就是‘拼爹’，真正參加電腦派位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其孩子所在班上的46名學生，參加電腦派位的不到1/3。
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普通學校承擔了大部分派位學生，學校越好，參加派位的比例越小。一些名校如人大附中等根本不接受電腦派位生；海淀實驗中學的17個班中，4個班為派位生，約占24%。據初步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區通過電腦派位入學方式的比例大致為東城44%、海淀40%、西城33%，均不足半數。
操作路徑
2011年，北京市小學畢業生人數為10.2萬人，至少有超過5萬名孩子要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到“擇校”競爭中，包括“占坑班”點招、推優、特長生、共建生、“條子生”等方式進入目標學校。這是“小升初”灰色利益貢獻最大的群體。
“占坑班”總體花費不菲。據21世紀教育研究的估算，多數學生課外培訓費用為每年3萬-5萬元，多的達6萬-8萬元。此外，還有交通費、在外就餐費，家長需要陪同接送等等。從小學三年級孩子進入坑班起，至六年級面臨“小升初”，四年的實際花費可達10萬元甚至更高。按2010年度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73元，以一家三口人計算，每年孩子就讀“占坑班”的費用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
巨額花銷后，最終結果未必理想。以海淀區為例，2010年海淀區的七大名校對應的“坑班”有106個，按每班50人計，總人數達5000多人，點招人數共計560人，約10%。
推優和特長生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順”的擇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間。兩種方式同樣投入不菲，藝術特長生，一節鋼琴課、聲樂科，少則五六百，多則上千。
上述方式都是累孩子累家長的方式。而真正的VIP通道，則是“共建”模式。共建一般是指國家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與重點學校通過“合作共建”，滿足本部門職工子女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實際操作中，共建單位或利用公共資源給學校額外投入，或職工自負費用，以“共建”名義統一給學校。這也被認為是典型的“以權擇校”。
此模式被認為是最能為學校帶來穩定的收入來源。
一些優質中學共建單位可達十數個。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中，北京八中共建生占錄取學生的比例達17%。作為國資委所屬的大型國企，北京市外企服務總公司的共建學校，涵蓋了東城、西城、海淀、朝陽的多所熱門中學。
在這些方式之外，還存在一個“條子生”。“條子生”也被稱為對教育公平損害最大的一個方式。目前一些重點中學這類生源占到當年招生人數的8%-10%左右。以致有名校不得不在每年開學前，設立“條子辦”，專門處理此類事項。
在擇校競爭最為激烈的東城、西城、海淀，電腦派位外的眾多擇校方式入學比例已達52%。
北京市早在1994年推行“小升初”基本就近入學政策時制定的目標，提出“擇優生要從嚴控制比例，一般不可超過3%到5%為宜”。
無法約束的校長
“小升初”的擇校熱，已催生出穩固的、明確的利益格局，權力尋租和利益交換。北京市“小升初”內在機制和利益格局中，政府主管部門、重點學校、市場培訓機構均參與其中：教育主管部門與重點學校結成利益聯盟，重點學校又與培訓機構結盟，三者利益共享。
如人大附中的“華羅庚數學學校”是最早舉辦的和最有影響的面向小學生的課外培訓機構，后更名為“仁華學校”。
一些培訓機構和面向小學生的學科競賽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門的身影。如北京市西城區教委主管的西城區老教協組織的培訓班從三年級起辦，跟西城各個小學有交流合作，并為實驗中學、35中、北京八中、三帆中學4所中學培訓班提供生源。
在眾多擇校方式中，對學校而言，最為穩定的是共建。原本為解決中央機關和部分企事業單位在京子女就學問題的政策，在激烈的擇校競爭中，正逐漸異化為集體占坑“誰給錢，就招誰”。建立共建關系的范圍也逐漸擴大，除部委、央企外，一些中小企業也參與進來。
對中學而言，無論以何種方式“擇校”，最終都要收取“贊助費”，這成為整個“小升初”利益格局中，最直接的利益收入。
一些家長透露，學校在錄取前一般會提前通知，讓去交費，“他們都是直接告訴你，交多少，到哪兒交。不會拐彎抹角。”一般在交錢之前，會先給家長一張白紙，然后手抄一份準備好的“自愿捐資助學”申請書，大意是本人自愿捐資，為教育事業做貢獻之類。其實，家長們對此心知肚明。
這些費用，一般先以自愿捐款的形式存到區教委指定的銀行賬戶或教育基金會賬戶上，再按70%-80%的比例返還給學校。
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報告，北京中小學因“擇校費”每年產生的收入在15億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還，初中階段的學?？烧瓶氐氖杖朐?0億元以上。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王春林在調查中發現，目前中小學普遍存在收取共建費的現象。該院曾偵辦的一個案例，涉案學校在將共建單位和學生數量報送區教委時，將收取的共建費用采取“高收低報”或者人員數量減少，將降低下來的部分予以截留；此外，將剩下來的名額擴大計劃外招生，獲取賬外“共建費”。
有的學校干脆將共建費直接存放在共建單位，由校長指定專人負責，收入、支出上，只對校長一人負責，因此這筆費用，從學校賬面上沒有任何跡象。而在審計和調查時，共建單位多為部委、軍隊、央企，往往并不配合，給調查取證工作帶來難度。以致這部分費用，被揮霍或裝入領導個人腰包，其他人無法察覺。
王春林在其撰寫的調研報告中指出，目前中小學財務制度不健全，校長權力過于集中，一支筆現象突出，“小金庫的錢款還是由學校里的財務擔任庫管，唯校長命令是從，上千萬的非法錢財處理得相當隨意，有的入賬了，有的分了，有的吞了”。
目前，能夠進入公眾視線的涉案金額只是冰山一角，更為龐大的資金則游離于監控之外。王春林認為，作為行政主管部門的教委，雖然對共建費、共建單位、學生數量有相關規定，每年也有例行的財務檢查，但是針對共建費及共建生數量的專門檢查、審計卻沒有，導致招收共建生數量不清楚、所收共建費用金額多少不詳細。共建等相關事項需要上報中心審批、備案的規定，很多流于形式，因沒有相關的抽查、檢查及相關責任的承擔等細致、系統化的規定，而最終監督無力，形同虛設。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柳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證實了對教育領域外部監管的虛弱。他介紹，目前對轄區內教育領域職務犯罪的查處多來自內部利益紛爭而舉報，海淀區檢察院近幾年受理的40多個中小學教職人員職務犯罪舉報線索中，有80%來自內部職工。但他也表示，“不能總期待學校內訌”。
“小升初”蔓延
“小升初”擇校熱在蔓延。“幼升小”即從幼兒園或學齡前兒童升小學的擇校競爭也變得異常激烈和復雜，“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開始凸顯。類似“小升初”中以權擇校、以錢擇校、考試入學、乃至“共建”等多重入學方式在“幼升小”中被復制。
根據調查走訪，目前北京市重點小學的“幼升小”全部都在舉行選拔性測試。一份北京市重點小學擇校費一覽表顯示，位于前10位的學校，擇校費從25萬到8萬不等。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報告披露，中關村一小、二小和三小就近入學比例均不超過50%。實驗二小、史家小學更是成為以招收擇校生為主的“貴族學校”，就近入學比例不超過20%。
一些幼兒園的教學不但明顯“小學化”，而且出現“奧數化”苗頭。北京“幼升小”的一道考題是：將1到10按“1，3，7；2，4，6；5，9，10”分成4組，請問是按什么方式分的？答案是按漢語拼音的4聲調來分。
小升初形成的巨大利益鏈開始向“幼升小”延伸，一些重點中學的附小開始成為家長追逐的目標。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調研報告披露，2010年，中關村一小一年級招生10個班，每班36人，其中8個班為擇校生，按最低3萬元的標準，僅此一項，約可帶來800多萬收入。
2008年爆出的中關村三小窩案，其時任校長王翠娟在庭審中，證實該校賬外資金超過了1億元，絕大部分來自于“贊助費”收入。當時，這所學校開辦僅6-7年時間。
在教育學者楊東平看來，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逐漸從義務教育的立場上出現后退，而且發展出具有以權擇校制度化、合法化的途徑，以錢擇校入學也是半合法化。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則認為，現在的擇校造成學生三六九等，把社會成員從小學開始分層，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現象。他認為義務教育一個最重要的功能是促進社會融合：不同階層、不同背景孩子們一塊形成共同的價值。“如果社會成員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分化，永遠融合不了。”袁連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