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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發生衰退時，凱恩斯經濟學認為有兩個政策可以應對經濟衰退，也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的擴張來對沖經濟的衰退，提振經濟。但是美債事件預示了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受到了限制，無法進一步擴張，后果就是美國的經濟進入衰退。

美國的出路在于新技術革命和結構化改革。 

一、 美國的財政政策 2011年5月16日，美國債務達到14.29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這是美國歷任總統都沒有企及的高峰。在5月16日債務總量突破法定上限后，8月1日，民主、共和兩黨就 提高債務上限、防止債務違約以及削減赤字達成妥協方案，并在國會兩院通過。這一方案規定，提高美 國債務上限至少2.1萬億美元并在10年內削減赤字2萬億美元以上。 從美國國債的絕對值來說，并不是一 個很高的數據。美國的GDP在15萬億美元左右，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是5萬億美元。如果美國能夠持續消 減政府支出，做到政府盈余并不是不可能。比如克林頓2000年卸任時，他留給小布什1788億美元的聯邦 政府盈余。通過長期的政府盈余，國債可以不斷消減下來。而目前通過的國會方案也是一個短期提升， 長期消減國債的方案。這樣的一個方案限制了美國財政政策的應用，其結果是美國無法通過長期的財政 擴張來促進經濟發展。

在另一方面，美國的財政支出是否能夠消減下來仍然是一個疑問。第一、在民主國家中，政客為了拉選票，都是通過各種政策在討好選民，這也造成了民主國家中的人民福利易升難降 。社保、醫保等問題基本上都是要政府兜底，這些社會保障是一個個無底洞，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到底要多少資金。

第二、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態勢下，西方國家的競爭力相對于東亞等后發國家的競爭力 下降，使得西方國家沒有能力維持原來的高工資水平。而工資水平也是易升難降，像希臘、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就是這樣，剛性工資造成了失業率高，社會福利也無法下降，政府只好不斷借貸。這樣的結果就是政府的財政支出很難下降，從而讓美國、歐洲的國債危機愈演愈烈。在標準普爾宣布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后各國都呼吁美國“量入為出”。美國需要深刻反思超前消費、赤字過度等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推行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實現經濟再平衡。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美國需要大幅削減龐大的軍費和社會福利開支。

雖然美國的國債發行理論上不存在上限，但是美債的不斷提高發行上限將對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第一、目前美國的國債還是美國的機構持有大多數，美債的持續發行導致的 債權貶值不但損害了中國、日本這樣的美債大戶，他們本國的機構也要承受這樣的損失。第二、如果美債不停的提高上限，中日這樣的國外機構拒絕購買后，美聯儲可以不斷的買入，但是這樣美元就要承受巨大的貶值壓力。美國財政部新發行的債券中，70%都是美聯儲在購買。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成了自身債務的頭號顧客。只有通過增加貨幣供應和擴大美聯儲自身資產負債表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而這種做法遲早會撐不住，這是把財政的壓力轉化為美元壓力，而強勢美元是符合美國的利益，弱勢美元會對世界經濟產生比較大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對美債的擔憂本質上是對通脹惡化和幣值貶低的擔憂。

二、 美國的貨幣政策無論何種貨幣，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為貨物交換的中介功能。

歷史證明，其他的交易中介將極大的提高交易成本，損害經濟的運行。一個穩定的貨幣對于經濟體運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佛里德曼對美國貨幣史的研究指出貨幣的迅猛擴張和緊縮對經濟會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貨幣是交換的中介，幣值的不穩定會影響經濟體的正常運轉。

佛里德曼提出最優的貨幣政策是把貨幣發行量控制在通貨膨脹2%左右的水平，這個貨幣發行量有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所以美國如果實行 大量發行貨幣的政策來提升經濟，不但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同時對美國自己的經濟體的傷 害也是非常大的，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得不償失的選擇。 美國國債必須要降下來，否則美債的壓力將轉化為美元的壓力。開動機器印美元，理論上可以還債，無違約風險，但美元大幅度貶值造成的風險仍然 可以壓垮美國經濟，進而導致信用暴跌。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也是越來越低，從而對美元產生了制約作用。由于美元是事實上的全球儲備和結算貨幣。

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二戰以后形成并運行了70年的世界市場、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支柱已經搖晃。未來我們將要面對的無非兩種可能——要么，美國以其行之有效的財政整固和經濟增長舉措重新贏回世人對美元的信心；要么，美國繼續無可救藥地沉淪下去，致使這根支柱徹底坍塌，將世界經濟拖入萬丈深淵，直至下一代的世界貨幣脫穎而出。

三、 美國經濟的未來

綜上所述，從凱恩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美國經濟，基于目前的現實條件，無論 是財政支出還是貨幣政策都不可能進行大的擴張，從而推動美國經濟的增長。但是美國作為這個星球上 最強大的國家，它的經濟也不是就這樣完全垮掉，沒有希望了。美國經濟的未來在于新的產業革命和結構化改革。 目前美國政府的政策很明顯就在于推動新產業的革命，奧巴馬期望在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能夠產生像90年代的IT革命一樣的產業革命。畢竟美國的人力資源、學術水平、創業精神都是世界一流的。美國仍繼續有最好的大學、一些生產力最強的工人、最具有創新能力的公司、全球最有膽識的企業家。同時在新產業領域還沒有形成一些結構化的勢力來阻礙產業發展。

相對于新的產業革命，結構化改革是一條更加艱難的道路。在美國的長期發展中，工會勢力、政治因素使得工人的福利不斷升高，在 一些產業已經開始蠶食資本租值。像通用汽車這樣的公司，有上百年的歷史，公司的專利、技術等資產 的租值價格頗為可觀，但是工會和勞工福利讓通用陷入虧損的泥潭而不得不重組。同理，像沃爾沃、薩 博、MG等汽車公司的資產阻值也是同樣被耗散了。這些公司在市場拍賣時，仍然可以賣出數十億美元， 但是工會等一些結構性因素使得公司往往以1美元的象征性價格出售，甚至有貼錢出售的例子（西門子手 機部門的出售）。結構化改革需要下調工人的工資收入，使之降低到一個具有競爭力的水平，但是美國 的工會勢力、政治因素都使得這條道路困難重重。如果美國能夠進行結構化改革，則可以重振傳統產業 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