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雋/文 幾乎所有的記者采訪陳東升之后，都不自覺地在文章里描述采訪地點——泰康人壽大廈11層的會議室。
有別于其他正襟危坐的大企業，陳列在這間屋子的藝術品常常讓人在訪問中分神，想多看它們幾眼：八大山人、宋徽宗、文徵明……如果用一個詞形容，那就是很“東方”。陳東升相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他說：“未來真的可能會有‘巴黎水墨派’”。
內在能量來自于東方，著手做事時用的卻是西方的辦法。
1993年創辦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他去香港蘇富比學習，扛著在日本留學的弟弟買給他的攝像機偷偷摸摸拍那里的一切，連預展時用的玻璃罩子是幾公分厚都仔仔細細抄在小本子上；隨后創辦泰康人壽，他詳細地分析了西方中產階級家庭在保險上的消費份額，細致到“在美國、日本平均一個人擁有四至六張保單”。“照最好的葫蘆學畫瓢”，向西方成熟的市場借力，是陳東升一貫以來的宗旨。
今年是泰康成立15周年，嘉德的第18年，從大學時面對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人的狀況，只能“崇美崇歐”，到對中國傳統文化頂禮膜拜，認為“宋朝的文化、藝術到現在還沒有人超越”，再到向西方借“模板”，這是陳東升走的不太可能會被復制的路。這條路的大環境早已不再，而陳個人強大的自信和戰略眼光以及他所描述的92派的優勢，也很難重現。
一路沒挫折？
從嘉德到泰康，有人說他這一路從東到西，從古到今走得太順利，還打趣說陳老板缺乏“挫折體驗”。
陳東升聽到“沒坎坷”這三個字就樂了說，“你問得好，可是怎么會沒挫折呢？嘉德1993年5月成立，1994年3月才拍賣，我們在長城飯店開了好幾間房，那個美金嘩嘩地就流掉，我心疼得都冒冷汗——不是臉上冒冷汗，是心里冒。那種焦慮誰知道？”“我是92派（指1992年從政府部門辭職下海辦企業的一批人士），我們創辦了許多第一，之前中國沒有的行業，拍賣、滑雪、停車場、快遞、期貨……都是92派搞出來的。這群人有一些共同點：是國家的精英，比別人先天足，對政府的運作體系非常熟悉，對政策的理解力比別人強，有人脈，影響力大，好多都是局級干部，信譽度高。我做嘉德拍賣時，文化部是來調查過我的，當時我是從國務院下來的，這些都是優勢。”
92派的這些特點讓這群人做事有確定的目標和使命感：做品牌、做事業，而不是做項目，做一錘子買賣。“我們從一開始就走市場化、專業化，股權很明晰，各種條款很規范，這個不像現在聽說哪塊地能掙錢就去搶，那是搶項目，很多人倒在灰色地帶，我們不會在這兒倒下的，看上去沒坎坷，其實我們最大的困難是挑戰自己的智力，挑戰對自我行為的約束能力、挑戰團隊的合作……這些做事業、做品牌需要的事才是我們的困難。”
再造上流社會
陳東升不止一次向記者們描述這個場面：“昨天，倫敦索斯比拍賣行，梵高的《向日葵》創了天價，最終價格4356萬英鎊，聽說買家來自于日本，是一位神秘客人。畫面上是一個50歲開外指點江山的拍賣師，下面坐著的都是雍容華貴的有錢人。”這是80年代他最喜歡看的《新聞聯播》最后5分鐘國際新聞里的一則，他想，那就是西方的上流社會，落槌的一瞬間，拍賣會的氣氛格外動人。
所以，從一開始，陳東升做嘉德的目標就是把中國的上流社會聚集在自己的拍賣會上。
“毛澤東時代，干部25級工資，最高一級是宋慶齡拿，450塊錢，毛澤東是二級工資，420塊，最低的25級是34塊錢，最大的差別15倍都不到。工人8級，最高80多塊，我當過學徒工，18塊5毛，轉正后20塊，農民記工分，解放軍拿津貼。人們常說，毛澤東時代是最大的行為藝術。其實那時候國家就像一個大工廠，都勞動，財富都是國家的。沒有人為了追求個人財富而努力。”
陳東升認為，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形成的上層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而為了聚集中國的新貴們成立的嘉德拍賣，“應該說是一個奢侈品品牌，頂尖的拍賣行才是整個奢侈品行業皇冠上的明珠。LV算什么，這些穿的、戴的只不過是個身份，太膚淺，藝術品才是最高等級。這些收藏家應該是有學識、有鑒賞能力、有財力、有家族傳統的，這才是頂尖藝術品、奢侈品傳承的脈絡。在創辦之初我就想，嘉德未來應該是大企業家、將軍、政治家的聚集地，衣冠楚楚，儀態萬千。”陳東升直言：“嘉德拍賣服務于上流社會，而我現在所做的泰康保險，則服務于大眾，我要做的就是把保險變成人們的生活方式。”
參加過拍賣會的人都知道，那與陳董描繪的由雍容華貴的老先生老太太為主體構成的優雅場面相去甚遠：每一次加價都引來高聲喝彩，甚至能聽得見緊張的空氣中金幣在丁零作響，看見投資者拿著滿滿當當的錢袋子擠進門來，而會后時常有拖欠不付款的丑聞，難見到陳董希望的“衣冠楚楚、儀態萬千”，他甚至直斥某些參加拍賣會的人是“痞子”。
“拖欠其實是一種投機行為，我理解他就是在做期貨，這個想法是我的‘發明’。買下來不付錢，等一陣再拿出去拍，或者有人沒拍到，跟買主商量雙倍價錢買下來。除了拖欠，你說的現在的情況，只能說中國的經濟增長畢竟是最近十年里發生的事，我們再等等。至于資本進入藝術品市場，我是不看好的，那些藝術基金、文交所，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了那么多年，我相信他們中早有賭徒做過嘗試，并沒有成功的先例。藝術品不比房產，房地產漲的時候，鬼去買都會掙錢。藝術品不能標準化，非常個人，現在是盛世，很多人有錢來投資，是因為它一直在漲——就和房子一樣，買來賣去的，心理很急躁。到有一天世道不好了，它漲得慢了，賣不掉了，就留在手里研究吧，天天看，天天品，不就成了藏家了。我們要多給點時間。”
私人博物館
陳東升走訪歐洲，在瑞士的溫特圖爾見到一個私人博物館，雖地處小鎮，卻是世界級，主人曾做木材生意，收藏了幾十張雷諾阿，離世后捐出畫和房子做了博物館；在蘇黎世，另一件博物館里擁有十幾張梵高和畢加索的作品，那是畢加索當時三位經紀人之一建立的私人博物館。這些經歷讓陳東升最大的愿望就是擁有一間私人博物館。
他曾想如果能把前門的老火車站改造成巴黎的奧賽美術館那樣多好，“可是我不是北京市長，雖然我有財力，但是太費勁，后來想想，不要刻意去追求，是歷史選擇你，不是你選擇歷史。你堅持自己的看法走下去，可能會無限接近真理，而且還可以活得很輕松。”
好在泰康空間幾乎完成了陳東升對博物館的念想。
這個空間已經為泰康人壽持續了十年系統的收藏，定位是“1942-1976-今”的美術史發展，同時致力于建立一個高學術水準的平臺，通過支持和資助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的創作及展覽活動，推動當代藝術在本土的發展。
原本喜愛古代書畫還寫過小說的陳東升，在泰康空間的影響下，多多少少對當代藝術尤其是先鋒的年輕藝術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好幾個非常先鋒的展覽上，陳都提議空間收藏那些凌厲的作品，比如《為無名山增高一米》。這也應了那句“不強求”的話吧，雖然還沒有做成中國的奧賽，相信泰康空間多年來的積累會讓陳東升沒有遺憾的。
至于多次提到的“老了以后回到嘉德去”，陳董笑笑說：“那是個驕傲的說法。老了我做兩件事，一要做個基金會，做個智庫，至少證明我在這些年里在經濟理論、戰略上是有思考的；還有一個就是回嘉德，那地方很神奇，是一個時空交錯的點，四周都是八大啊、宋徽宗，在那個交匯點，你就想著，他們為什么這么畫，這么寫……這樣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