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實習記者 陳旭/文 王小波有篇文章，叫《賣唱的人們》，講了在國外見到的街頭演奏的情形。其中有一次是經過洛杉磯的地鐵過廳時，遇到一個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在彈鋼琴，王小波說他依然記得當時演奏的曲子和年輕人的模樣，他寫道：“人在年輕時，可能要做些服務性的工作，糊口或攢學費，等待進取的時機，在公共場所演奏也是一種。這不要緊只要無損于尊嚴就可。我相信，這個青年一定會有很好的前途。”文末，是另一句對青年人的鼓勵：“青年的動人之處，就在于勇氣，和他們的遠大前程。”
韋紅和靳佳文是兩名中國青年，他們沒有國外的街頭藝人那么優雅和閑適。他們在北京公主墳的地下通道唱歌，都是“北漂族”，都有個音樂的夢想。
韋紅是廣西桂林人，自稱“壯鄉十仔”，獨自一人在北京已經待了13年。由于父母是廣西地方戲演員，韋紅在桂林當地的“風華藝校”學了三年“彩調劇”（一種廣西地方戲），這是他上得時間最長的學校。韋紅的童年是在跟隨母親游走各地，不斷轉學中度過的，也許是這樣的經歷讓他習慣甚至依賴漂泊的生活，用他的話說，讓他“有一種自由的沖動”。
初來北京，韋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豐臺體育中心的網球場做網球陪練，“網球是自學的，吉他也是自學的。”走上在地下通道唱歌這條路是在2002年，西單西的地下通道?；叵氲谝淮卧诘叵峦ǖ莱?，韋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那時就只會彈《灰姑娘》，也就會三四個和弦。臉紅得厲害，也不知怎么開口。有時候節奏也不對，聲音也不在琴調上。但厚著臉皮也唱下來了，現在就習以為常了。”
韋紅說，2003年來到公主墳唱歌還要感謝曾經一起住在豐臺區夏家胡同的兄弟們。這幫兄弟里有現在已經很火的“旭日陽剛”組合?；叵氘敵跞绾胃枪艽?ldquo;游擊戰”，五個人一人一把吉他，等城管一走就大聲唱的情景，韋紅還很興奮，畢竟“公主墳就是我們這幾個人的第二個家，這里有我們太多的歡樂和痛苦”。
當被問及當年的好兄弟“旭日陽剛”成名，而自己依然要在地下通道唱歌時，韋紅說：“心里挺平衡的。奮斗那么多年，他們也該出頭了。”
與韋紅不同，靳佳文來公主墳地下通道唱歌只有一年多，但因為唱歌“比較有激情”，再加上外向的性格，已經有挺多粉絲。最忠實的一個每晚都會來捧場，用空礦泉水瓶為他“打鼓點”。
靳佳文是河南新鄭人，來北京11年，在武警部隊當了5年兵，退伍后一直在旅游景點調度大巴車。“這份工作比較適合我，而且晚上的時間是自由的”?，F在佳文堅持每天晚上都來公主墳地下通道唱三個小時的歌。他說：“以前我的槍是八一步，現在吉他就是我的八一步。”
佳文說他從小就是文藝積極分子。無論是上學時還是在部隊，每次逢年過節，他都爭取機會上臺演出。每次回家，也央求在酒吧唱歌的朋友給他讓個位子，讓他唱兩首。就連附近的駐軍大院慶八一時，他和幾個朋友也湊過去唱上幾首革命歌曲。“就是比較喜歡唱歌吧”，佳文毫不掩飾對唱歌的熱愛。
佳文第一次來公主墳唱歌是2006年5月中旬，當時喝了一兩二鍋頭壯膽。但是剛唱完一首歌，城管過來說不能唱，“當時很害羞，掂著琴和包就跑了”。此后佳文便只是下班路過地下通道時，坐在旁邊的臺階上看當時的“旭日陽剛”還有韋紅幾個人唱，就這樣等了三年。直到旭日陽剛登上春晚舞臺不再在這里唱時，佳文才有機會成為一名“地鐵歌手”。雖然自稱“地鐵歌手”，但他因為怕打擾地鐵里睡覺的人，沒有選擇在地鐵車廂里唱歌。
跟佳文不同，韋紅除了唱歌沒有其他的工作。他每天下午在公主墳地下通道唱三個小時，然后回到出租屋，吃五塊錢一碗的蓋飯，剩下的時間就是練琴、寫歌。當被問到為什么不找份固定的工作時，韋紅說，“我想做時間的主人，不想時間限制我。我每天掙的錢夠我吃飯、交房租，剩下的時間可以練琴、寫歌。何樂而不為呢？他們上班的八個小時里我也許可以寫兩首歌出來。”
今年五月份，韋紅用唱歌這幾年攢下的一萬三千塊錢自費錄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唱歌賺的錢用在做音樂上面我一點都不心疼”，韋紅說。
曾不止一個人說過韋紅這樣在地下通道唱歌的人“不務正業”，就連他的前女友也因為他的“一事無成”和“一無所有”而離開。當被問到今后的打算時，韋紅特別認真地說：“我這條路走不到頭，我就出家了。”他說，因為除了唱歌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干別的事可能會給別人帶來不愉快或者損失。
在一個地方唱了這么多年，韋紅有時挺無奈、疲憊甚至厭煩。他說只要是在地下道唱過四年歌的人脾氣都特倔，每天對著一面墻唱歌，腦子里是空白的，甚至會有一種無名火沖上心頭。而且“在這里唱歌你不用唱得多好，多有感情，只要吼得大聲，別人就給你錢。這里面唱歌的藝術成分太少了。”
但佳文顯然比韋紅樂觀很多，這也許只是因為唱的時間不長。佳文每次都會拿一大疊譜子，選一些新歌來唱。他說：“我不喜歡重復。希望自己能越來越好，一直在努力。干什么事貴在堅持，不管結局好與壞，成名與否都是浮云，在這兒唱歌能鍛煉個人素質。我也有一些機會上節目，但上節目不重要，自身的實力更重要。”之前佳文參加過遼寧臺的《激情唱響》比賽，但最終沒進入復賽。“我來年還會再戰的”，像大多數懷揣音樂夢想的人一樣，佳文依然渴望通過這種選秀比賽到更大的舞臺上去唱歌。
佳文總是強調自己是個“粗人”，但是內心里卻比較戀家。“我打算過兩年就回老家，因為父母年齡大了”。佳文說他會珍惜現在在公主墳唱歌的機會，好好工作，好好唱歌。他特別感謝那些對他微笑、招手、豎大拇指的路人。“是他們給我信心。”
在地下通道這七、八年的日子里，韋紅寫過很多歌，但現在還沒機會做出來。其中一首的主歌部分這樣唱道：
在有些人的眼里，我們是一群不聽話的孩子。帶著面具每天在琴弦上跳舞，刺耳的喧囂，那白色的眼光，在我們高昂的頭上掠過。
在有些人的心里，我們是一群枯萎的孩子。任憑青春就這樣在琴弦上溜走，誰會想起我那孤獨的笑容，瞬間消失在我們的胸口。
不要笑我們一無所有，也不在乎我們真的一無所有。
這段歌詞后面還有一句：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們是一群純真的孩子。
韋紅說，他知道大多數人都是善良和善意的。這些年在地下通道里他遇到過很多令他感動的事，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曾經路過的女孩子。“我那天感冒了。她熟悉我的聲音，聽到我的聲音不對。十多分鐘后，她往我琴袋上扔了一盒仁和可立克感冒膠囊（紅白包裝）、十塊錢還有一瓶茶飲料。我低著頭唱歌，沒看到臉。那件事讓我特感動。那藥我吃了一半，剩下的一直放著，已經過期了。我只想當面說聲謝謝。”韋紅說。
韋紅和佳文兩個人在公主墳的地下通道相識，一個下午唱，一個晚上唱。韋紅性格比較內向，不愛跟陌生人說話；佳文喜歡炫一點的東西，買了個卡祖笛（一種發聲類似薩克斯管的樂器）跟吉他一起演奏。兩人的經歷不同，對未來的打算也不同。但作為“賣唱的年輕人”，他們有勇氣，一直在堅持，而且絕對真誠。
自從今年初“旭日陽剛”和“西單女孩”登上春晚舞臺以來，草根明星被大眾的認可鼓舞了好幾撥年輕人涌入北京的地下通道和地鐵站唱歌，他們希望也能像前輩一樣被媒體和“伯樂”發現。但媒體一向都是挑剔和健忘的，在“旭日陽剛”和“西單女孩”被發現并迅速放大之后，下一個進入媒體視線的草根明星還會出現在地下通道嗎？而就算是以“草根明星”的身份一夜走紅，如果沒有真正的實力和不斷的創作力，恐怕其演藝生命也不能長久。
韋紅和靳佳文有沒有遠大前程，誰都不知道。佳文說：“我們都想把音樂當做畢生追求，但是沒辦法，只能把音樂作為愛好，不能作為主業，因為玩音樂前方的路很渺茫。”但韋紅幾乎是把音樂當做主業，渴望能到更大、更正規的舞臺上去演出，把自己的歌唱給更多的人聽。他聽說公主墳地下通道可能因為修地鐵要擴建，到時候這里就不能唱了。“這不能唱，我還會到別的地方唱的”。
他們有選擇的自由，然而前路渺茫，但愿王小波的話是真的，他們會有遠大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