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琪/文
作為一個典型的研究型學者，徐淑英不喜歡接受媒體采訪。所以，雖然已經是華人管理研究領域公認的領袖，但在公開的媒體報道中，實在很難搜索到她的信息。一些媒體在引用她的學術觀點時，甚至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而是直接翻譯成“徐安妮”（她的英文名是Anne Tsui）。
她確實不善于面對媒體，她把這歸因于口才不好。但是現在，徐淑英卻不得不要求自己與媒體合作，好讓自己的理念和所做的事情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她那間略顯促狹的辦公室里，徐淑英拿出整整十幾頁紙，上面是她根據記者事先提供的采訪提綱所準備的詳細答案。“我的普通話很不好，事先準備好，就不怕胡言亂語了。”她有些不好意思。
在徐淑英看來，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有幾個階段很重要。小時候只有她和母親兩個人生活，六七歲開始就要幫助母親捉菜蟲、做手工，“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我做事情非常專注?？赡芤驗樽ハx和做手工需要很好的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就這樣練出來了。”9歲的時候，徐淑英隨母親從上海去了香港，在那里長大并接受教育。“媽媽不愛講話，也很少微笑，她唯一微笑的時候就是我把好的成績單帶回家，所以我讀書很用功。”
1970年，21歲的徐淑英飛往美國最北部的一個城市求學。在一家中國餐館打工賺學費的她常常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宿舍，從小生活在亞熱帶的她直到現在還忘不了夜晚獨自一人在巴士站等車時遭遇的寒冷。但在后來和人聊起這段經歷時，她總是慶幸地說，比起同時期中國大陸那些被卷進“文革”漩渦的同胞，這樣的痛苦就算不上什么了。
她坦承經歷過很多次失敗。比如她最初主修的并不是管理，而是心理學，考碩士的時候，因一門關于美國文化的考試考得不好，申請的10個學校都沒有錄取她。最后，她在一位老師的建議下，去讀了和心理學聯系很緊的人事管理專業。“我的個性是往前看的，總結一下失敗的原因，學到了經驗，注意力就馬上回到該做的事情上去了。”她說。
碩士讀完之后，徐淑英進入著名的control data公司（CDC，控制數據公司），但在從事人事工作時，她發現自己所學的遠遠不夠，于是又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博士。在這期間，徐淑英對研究發生了更大的興趣。所以，從1981年開始，她先后在美國杜克大學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任教。1988年，美國幾個大公司重組，裁員很嚴重。徐淑英對這個現象作了深入研究后開展了兩個重要研究課題：企業雇傭關系和員工多樣性問題。
1995年對于徐淑英來說，非常重要。她接受邀請回到香港科技大學創建組織管理系。這一年，美國管理學會主席也邀請徐淑英擔任《管理學會學報》的主編，該期刊是世界管理學界最頂尖的期刊。就在同一時期，徐淑英關注到了中國大陸管理學研究的情況，并開始致力于中國和國際的管理學交流工作。實際上，直到1995年回到香港之前，已經在美教了14年管理學課程的徐淑英對中國內地的情況還是一無所知。“我之前所做的研究完全是針對美國的。我不懂中國，對中國很陌生。我9歲時離開上海，在香港待了12年，1970年到美國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另一個文化當中。”徐淑英說。
在香港科技大學期間，徐淑英曾訪問復旦和上海交大等幾所大學，她發現內地大學對管理研究非常有熱情，但不知道怎么做，由于起步比較晚，再加上語言等問題，國內的管理學研究與國際水平差距很大。于是，她向科大申請了一項基金，用于對內地的教師和學者進行國際水平研究方法論培訓。
2000年，徐淑英到北大做了一年的學術休假。這期間，她籌備成立了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同時也開始創辦《組織管理研究》期刊。之所以創辦這樣一個學會，徐淑英說，是為了系統地把中國的管理研究平臺提高，將國內和國外的資源進行整合，為雙方提供交流和溝通的渠道。由于語言的問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很難拿到國際一流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所以《組織管理研究》不僅僅能幫助中國學者發表論文，同時還能起到指導作用。“每一篇論文投來，不管質量怎么樣，我們都會很好地回饋，指導他們把研究做得更好。即使不能發表，也可以學到東西。”徐淑英說。
在她看來，除了提升中國管理研究的水平，一個更加迫切的問題是管理研究的本土化。“目前，全球管理知識的主要貢獻者是那些研究美國本土企業的美國學者，然而，現有研究結果中的大部分并不能在其他國家簡單地復制，這表明現有的管理知識還遠遠算不上普遍知識。”徐淑英在一篇倡導本土化研究的文章中寫道，“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頂尖的管理學術雜志很歡迎對中國的研究, 因為編輯和研究者們都喜歡了解中國管理，他們想知道在中國情境下的企業管理都有些什么特征，這也是我們中國學者的機會所在。十分可惜的是，目前已發表的中國管理研究文章幾乎顯示不出本土化的特征。”正因為這個原因，她目前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積極推動中國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在她和國內外眾多研究中國管理學者的努力下，《組織管理研究》已經位列SS-CI評選的全球最有影響力管理期刊的第15名。她說：“我做事情一直很堅持，不輕易放棄。每件事情我都會用120%的力量去做好，把事情交給別人之前就先問問自己有沒有盡到我的能力，可不可以做得更好，這也是我對學生的要求。”
與之伴隨的，則是徐淑英個人學術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根據一項統計，在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間，徐淑英是世界商業和經濟學領域中被引用最多的100位學者之一；在1981至2001年間，在世界管理學界，她被引用的次數排在第21位。在1981至2004年間，在全球前30本管理期刊發表過的25000個作者中，徐淑英排名49，（到99名再是一個中國學者）。她還被選為美國管理學會2011－2012年度的會長。該學會成立于1936年，至今擁有110個國家的19528名會員，是世界上歷史最長、規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管理學協會。
從2003年開始，徐淑英開始擔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商學院教授，同時作為國內幾所重要大學的訪問教授，繼續致力于傳播管理學研究方法，推動本土的管理學研究。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在評價徐淑英為光華近年的進步所起的作用時，稱其為“最重要的功臣之一”。
徐淑英一直堅持著讀博士時養成的工作習慣：上午6點起床運動(現在她改為晚上運動)，7點開始工作；平均一周工作六天半，星期五晚上獎勵自己盡量不工作，星期天上午去教堂——她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她很謙虛，采訪的過程中幾次提到自己遭遇的失敗和能力上的不足。“年輕時，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想到什么就去做，也不考慮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時間，所以有的事情最后做得很不好。年齡大些了，才慢慢學會說對不起，這個事情我做不了。”
采訪結束時，記者提議為她拍照。她笑容優雅地拿起最新一期的《組織管理研究》放在胸前，“這里面的文章其實都很有趣，做得很扎實，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能看到它，而不僅僅是少數幾個做研究的學者。”
訪談：
經濟觀察報：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中國的管理研究的？
徐淑英：1995年去香港之后。我對中國的研究，功勞要歸樊景立老師，他是臺灣人，比我早一年到香港科大。他邀請我共同做一個“關系”的研究，從那開始，我慢慢對中國文化中的“關系”概念有點了解。另外，我在科大所帶的博士生大多都是大陸出來的，他們的研究樣本都是中國的，所以，我從學生那里也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國的情況。
經濟觀察報：這樣看來，香港科技大學的經歷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徐淑英：是的。實際上，我剛去的時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建成一個世界一流的管理系。從來沒想到跟大陸的研究有什么關系。但是，科大當時對內地很關注，很支持和內地大學合作研究。有一次我們去訪問幾所內地大學，發現他們對管理研究非常熱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他們很希望跟國際接軌。我們就想到了做培訓，主要針對內地高校的一些優秀學生和老師。我們申請了一項基金，1999年做了第一期培訓班。結果發現，接受培訓的老師們注意力并不在研究，而在教學上，總是問有什么案例可以拿來教學生、怎么教等等。我們就說你們是來學習研究的，不是來學習教學的。第二班、第三班就好多了，他們會說，你們讓我們大開眼界，真不知道研究原來是這樣做的。
經濟觀察報：近幾年，國內的管理學研究似乎有了一定的發展？
徐淑英：中國管理研究目前在全球學術界占據了一定的位置，所有頂尖的學術期刊都已經發表過有關中國的研究，中國學者也很努力，對理論和方法的把握都很好，但有兩個嚴重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還沒有找到中國管理的特征；第二，中國企業界對管理學院的研究不了解，也不滿意?？梢哉f，30年的中國管理研究在學術和實踐上還沒有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這樣的情況不能全怪商學院和研究者，有制度的問題。商學院努力做和實踐有關的研究，但還不夠，還需要政府和科研制度、企業的配合。我希望企業界能夠關心和支持商學院的研究，因為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創造知識，幫助企業運作，提高管理和競爭力，它們是最終的受益者，但企業還沒意識到。
經濟觀察報：企業應該是很樂意配合的，政府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具體是指？
徐淑英：比如政府對高校研究只看數量。很多論文在學術上面的貢獻一點都沒有，大家不管什么課題都做，只要能發表，甚至不關心自己做的是什么。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對于商學院教學在制度上進行控制。比如MBA教育的問題，國內的商學院，除了老師和研究生要做科研，MBA學生也要出論文，每個商學院有幾百個MBA學生，每個同學做一篇論文，要一個指導老師、三個評審老師，這是極大的投入，這些學生沒有受過系統的如何做研究的培訓，老師自己的研究水平也不理想，導致大部分論文質量低下。這樣的項目非常浪費資源，太不值得了。我希望教育部能改革一下MBA的論文制度。
經濟觀察報：商學院自身的情況呢？
徐淑英：這30年來企業發展得很快，需要的職業經理數量大大超過商學院能提供的，所以現在商學院的教學量極大，老師的科研時間很少。除了一些海歸，大部分老師都沒有經過系統的研究培訓，都是邊學邊做，要做高質量的研究是不太現實的。還是需要借助國際學者的資源，用合作的方法來進行比較有水平的研究。
我也希望每個商學院把自己定位在擅長的領域，集中重要的資源和團隊用來探討一個問題。目前我只看到幾個商學院有自己的重點研究題目。比如南京大學商學院的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項目，浙江大學有一個團隊在研究創業創新的問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有一批老師在做領導力的研究，這些隊伍都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希望商學院能更多地關注一個或是兩個專題的研究，把大量的科研資源放在這些項目上，鼓勵老師一起去參與。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和角度去做同一個題目，就會有很好的成果?，F在的情況是，每個老師做很多題目，每個題目之間沒多大關系，自己辛苦，做出來的東西也不夠深入。這不是個人的原因，現在的制度下，老師只能這樣做，努力評職稱。
再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MBA教育的問題，有些規定非常不合理，也浪費了國家的資源。
經濟觀察報：那么管理學者到底是應該專注于純粹的理論研究呢，還是應該把精力放在培育企業中有實際需要的人呢？
徐淑英：大學的老師不管研究的是什么領域，他的研究最終是要對社會有幫助的。管理學也一樣，而且管理是一個實踐領域，跟工程、法律等學科一樣，一定要考慮實踐上的需求，然后給出方案。但老師的責任是研究，不是咨詢，如果是為了解企業，沒問題，但如果是為了賺錢就不對。所以我總提倡沒有經驗的老師可以去旁聽EMBA課，了解一下什么是好企業，在臺下聽課的是50個身經百戰的成功老總，聽他們交流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年輕老師最好不要去為企業做咨詢或講課，因為很容易賺錢賺得高興了，就忘記自己的身份是個研究者。
經濟觀察報：在國內，上EMBA課的學生往往是抱著結識對自己有用的人的目的去學的。
徐淑英：沒有問題，因為管理到底還是從經驗里學習，我們做研究也是從好的經驗里面總結原則。學員間互相交流是可以學到東西的。但是這不應該是他去讀EMBA的唯一目的，讀EMBA還是要去學習，雖然現在主要還是教國外的理論和管理方法，國內好的研究模式還沒有被系統地放到課程中去，這種狀況是我們的責任。從這方面講，學員的那些個人經驗就很重要了。
經濟觀察報：目前國內管理學研究的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學者都有哪些？
徐淑英：我認為樊景立老師是做得比較好的，還有幾個其他的學者?，F在正在做中國本土研究的真的不多，假如今天我能給你很多名字的話，我們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了。
經濟觀察報：真正的本土化有可能么？畢竟你所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西方的。
徐淑英：當然有可能。概念和方法確實受西方的影響，但科學的概念是說，你的測量要準確，叫信度，你得出來結論要可信，這叫效度。達到信度和效度這兩個標準就是科學。
中國本土研究就是，第一你要關注本土問題，不是人家的問題；第二，你解釋這個問題時，邏輯可以用本土的邏輯，有些邏輯可能是通用的邏輯。比如企業分紅，員工就努力工作，這符合社會交換理論，是通用的邏輯。但還有一種情況，雇主把員工當親人，員工把企業當家，自發地為企業負責，而不提回報，這樣的“關系”就是本土的，西方是沒有的。如果你想搞清楚這個問題，只需要測量員工對雇主是家人的感覺重一些還是回報的愿望更強烈一些，用的測量方法是不是西方的無所謂，只要有效果、得到的結論符合現實就可以了。做學問就是要了解為什么，之后知道怎么做。了解了員工的動機，你才不會誤解他們，才能采取正確的激勵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