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對待個人財富這個問題來看新中國歷史，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角度。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都是純潔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待物質的態度，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像毛澤東同志，妻子、兄弟、兒子都貢獻給事業了。自己得了天下，生活卻樸素得驚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并沒有把“與私有財產決裂”的觀念一步到位貫徹落實，而是承認私人產權的合法性、調動私營企業的積極性，繼續開工生產賺錢。“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通過“贖買”的方式，將產權國有或是集體所有。

“改造”后，全國人民的財產觀念就淡漠起來了。這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那時沒有“房奴”之類，很開心，盡管物質匱乏，住房擁擠，但大家都差不多。領導干部再腐敗，與其他人的財產差別也不是太大，不過是擁有很多“公家”的特權。另一方面，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也泯沒了，生產效率低下。

到了文革，就登峰造極了。城市里打擊“投機倒把”，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其實，是隱含著這樣一種邏輯：在不追求個人財富方面人人平等。憑什么你干公家的活偷懶，每天在自家自留地干得歡，而我就不行？

改革開放，中國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免不了有人要以自己的聰明財富積攢點錢，這個社會就開始慢慢改變了。這個認識問題必須解決。

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簡潔實用的語言說：“允許一部分人富起來”！這其實就是允許大家在財富上有差異。

而改革開放中國創造的財富，令世界矚目。相對而言，個人財產的差異就可以接受了——只要是合法的。

黨的十六大修改黨章，允許工農兵與知識分子以外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入黨，將私營企業主在內的人都包含在“先鋒隊”的成員。

2007年《物權法》的出臺，從國家法律的層面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保護合法的財產權，保護公民通過誠實合法的勞動創造的財富，保護公民基本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當然財富的涌現帶來了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腐敗。在沒有財富的年代，誰家有什么東西都很扎眼，而現在，財富的獲取渠道已經很多。人們理直氣壯地享受，而且越享受想法越多。很多腐敗分子在東窗事發之前，相信他們在接受賄賂的時候并無罪惡感。正是這樣的觀念害了他們。

當國家和個人的財富都被大量創造出來后，公平的問題、社會保障的問題就有條件實現了，而且必須實現。因此，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在這個時候提出來的意義。

宏觀地看，剝奪個人的財富觀念是行不通的，但好的社會就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給所有的人以基本保障，“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