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郭玉閃/文 姚明退役了，與李連杰一樣也要投身于自身基金會的運作。但可以預料，在中國做慈善，縱然有名如姚明，也不會那么順當。想想壹基金，在早已家喻戶曉的情況下申請獨立注冊，也幾度挫折，差點流產。而姚基金目前與壹基金起步時一樣，也只是掛靠在官方基金會下運作，日后能否獲得獨立地位，完全不可測。
姚明與李連杰等明星的這種自發慈善行為在中國所遭遇的困境，既不在于他們愛心或能力的缺乏，也不在于人們是否支持，完全在于官方的制度障礙。但另一方面，諸如中國紅十字會等官方慈善機構，就算出盡丑聞也不影響他們的生存。
民眾自發的慈善與官方慈善之不同境遇，正可見中國公益之難之怪之不可理喻。顯然，要完整理解中國公益，還得從理解中國官民關系開始。
官民關系
從道理上說，官民之間本應該是清楚的。
官履行的是國家職能，靠民交的稅養著；國家職能之外，全由民自主。而且，國家到底有哪些職能，也得經過一套政治程序由民來做主。如果民不滿意了，可以通過這套政治程序取消官承擔的一些職能，或者保留職能不變，但換一批官。
這種官民之間關系的版本可以稱為現代國家版本。
中國版本卻是倒過來的。最開始一切事情都是官做主的，所以民不僅要養著龐大的官員群體，連怎么養自己都得官安排。最后這種體制維持不下去了，才有了改革。但改革沒有改變官民關系的本質，不過讓民有了一些空間決定如何養活自己。至于國家職能到底應該多少，官們的規模應該多大，統統不由民說了算：民只有交稅的義務。
回顧歷史
讓民有一點養活自己的空間，這件事情用官方術語描述，被稱為“允許私人辦企業”。這么簡單的一件事情，也要到2001年《公司法》通過才算基本完整的完成。事情復雜的原因是因為官們要處理一個對他們來說極其重要的問題：政企分開。因為國有企業成為包袱，所以需要脫離政府，走向市場；因此需要保障，需要成為現代企業，于是才有了關于創辦企業的一系列法律規范，有了一些最基本的規則。相對于政企分開，私人企業的出現與發展，不過搭些順風車。
也幸虧有這個順風車，讓民在官以及官控制的國企之外擁有了屬于自己的企業，創造了就業，還創造了傳奇。一批批最寶貴的企業家也隨之成長起來。然而，即便如此，官民之間的劃分依然清楚：所謂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的行業，也就是對民最重要的行業，那是國企才能做的生意，民無權涉足。換言之，對老百姓越重要，老百姓越不能自己做主。
所以，于今回顧，這三十年改革，民其實也就正式有了一點空間做生意；其他方面的空間依然闕如，比如社會慈善、環境保護、公民救助等公益事業。
當公益是權力
就既有官民之間關系而言，做善事或公益不是權利，而是權力，還掌握在官的手里。目前而言，慈善的權力分門別類的掌握在各種事業部門手里，比如人道救援在官辦紅十字會，慈善在官辦慈善協會及基金會，工人的福利在官辦工會，婦女保護在官辦婦聯，律師自我管理在官辦律協等等。
當做善事或公益都成了權力后，事情就會變得復雜且古怪。比如如果有一部分老百姓出于同情心或愛心，要自發去援助另外一部分老百姓時，他們無權自己成立一個基金會進行募捐；他們也無權自己組建一個專門的公民組織去招募同道致力于某項公益，除非他們能到官方的批準變成官方的一部分，或者受官方控制。再比如部分行業里，老百姓自發的想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可是卻無在官方行業協會之外另組建一協會的權利，只能被動的參與到官方協會里。典型的如北京律協，兩年前還因此與一些想組織自治律協的律師發生激烈的矛盾。
對官們來說，權力掌握公益的“好處”顯而易見。
第一個好處是可以蠻橫：即只能我做公益，而且除非經我批準，否則就算我不做也不能讓別人做。
第二個好處是無需任何交代：就算做的再差、再讓老百姓不滿意也可以賴著不走。比如紅十字會。哪怕紅十字會吃了天價餐還用了公益名義做商業；哪怕聲譽掃地、數萬名網民對紅十字會說呸；哪怕沒有人再對紅十字會捐款；只要權力不倒，至少有財政撥款支持，紅十字會也就不會倒。
所以，當權力掌握公益時，不需要熱愛公益，只需要熱愛權力。熱愛權力是官們做公益的起點。與官們相反，如果不熱愛公益，民就不會自發投入到公益或慈善中。熱愛公益是民做公益的起點。而且因為沒有權力做后盾，民做的慈善或公益機構要想賴著不走，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保持最良好的聲譽。社會一旦不信任，那就只能立即破產。保持聲譽是民做公益的重點，正如保持對權力的控制是官們做公益的重點。
重要的是開放
可見，在官民之間，從事公益與慈善的區別又清楚又巨大。所以過去三十年，當官們忙于搞“政企分開”而無暇進行“政事分離”時（即事業單位從政府部門分離），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老百姓雖然有著巨大的自發沖動要去援助另外一些老百姓，但他們并未能獲得自由做善事的空間。
或許與私有企業在中國的發展要順風“政企分開”一樣，只有當官們覺得日益龐大的事業部門成為不堪忍受的負擔，需要用“政事分開”再做一次政府職能轉型，那時民間公益才能搭乘順風車，獲得一些自主空間。
實際上，事業部門的確已經是沉重的負擔，而且絕不僅僅是政府的負擔，更是社會的負擔：近3000萬人靠著官方身份而非公益理想在各類公益事業中生存，靠著各類政府特權而非社會聲譽壟斷做善事的資源。如果不立即做改革，將官辦慈善、官辦公益與政府脫鉤，改革成民辦身份，良好的社會慈善與公益絕難在中國立足并發展。
和全世界所有熱愛美好生活的國家一樣，中國社會當然也需要良性健康的慈善與公益。所以， “政事分離”的改革重點不在事業部門本身，最最要緊的，在于將權力從公益與慈善中剝離，撤除民間進入公益與慈善的門檻，開放空間，讓民間自由辦基金會、辦公民援助機構、辦學、辦醫院等等。
讓自由的民間公益在中國扎根吧！也愿姚明的公益之路可以越走越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