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真真

　　經濟觀察報：現在中國非政府組織（NGO）發展具體存在哪些問題?

馮可立：現在中國NGO的發展最主要的是外部的限制，雙重注冊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組織要通過業務部門和民政部兩部分的監管，有些組織很難成立。而在香港很簡單，主要就是證明我們沒有犯罪，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推行宗教宣揚，公益事業，教育問題，對法律的介紹等等，這些功能我們自己去定。但在內地，1989年以后，雙重登記開始推行，以前主要是民政部門去做，現在來看，這種制度造成了很大的障礙，很多民間組織很難建立起來。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壹基金前段時間由私募到公募的轉變？這對于國內社會組織的發展有什么啟示?有人說“壹基金只是個特例”，你如何看？

馮可立：現在壹基金轉變成公募，作為公募，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公眾去交待，要訂下很多的操守的規矩，基金要做到透明，比如行政人員收了多少錢，行政費是不是很高，有沒有亂用錢，所以要做好責任交待就不簡單了。

李連杰是個明星，當然有他的特殊之處，但是我要看的是他的一個影響，他會成為一個模范。其他人也會想，政府給我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讓我們也可以做。這個特殊的例子能不能成為一般的規矩，這就是一個關鍵。我認為經過一段時間，應該是有可能的。尤其是李連杰是做的公益事業，應該是更開放的，對民生也有很大的好處。政府對壹基金做法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的話，那就更好了。

經濟觀察報：一般來說，社會組織應該獨立于政府和企業，才能保證公信力，你認為在社會組織的發展中，政府應該起到什么作用？社會組織是保持獨立還是選擇與政府或者企業合作？

馮可立：舉個例子，香港有一個社會服務聯會，聯系的范圍近兩百個社團，一萬多名專業社工。這個社會服務聯會很多時候都提交福利的發展意見約見特首，要求政府正視民間的訴求。政府應該從人民中來，不是要求你絕對服從民意，但至少你要聽到民間的聲音，也多些反省。雖然內地現在還是官方主導，交流可能并不像香港那么容易，但是起碼一步一步來。太多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就不好了，也要一些由下而上的意見。所以，應該把上下的意見綜合起來，找一個平臺，找一個論壇去做，去討論，為什么不行呢？

社會組織的核心運作就是自已去訂社會規矩。你自己訂規矩，就應該遵守，因此就成為社會道德的一部份。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專業的發展。因為專業會有一定的規矩。比如說，香港有律師的公會，他們的專業就是要捍衛法治，教師的協會就要堅守教育的目的等等。社會工作者是人道主義者，用人道主義的精神與規矩去保障民生，這些都是從民間組織訂下來的規矩，有些時候與官方的態度不同。這沒問題，最主要的是官方與民間如何溝通交流。

雖然現在在國內政策的制定還是由下而上的，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小的改變。比如我剛從東莞回來，接觸有關社會保險的民間組織，他們都提出一些社會保險很多實務上要面對的問題，在這些民間組織中有一些人是官員，他們也了解到很多民間不同的反應。在中國，有不少的NGO其實里面有不少官員，他們身份上有矛盾，現在兩者相同身份還是存在，下一步就應該有分工了，這個分工慢慢就要專業起來，如果分工好了，就可以綜合很多意見。這個過程很長，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起碼要有一個起步。政府最好就是定義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民意方面要比較開放，這是最重要的，民意的調查應該交給民間組織。但社會管理方面要多元化，以前你管所有的東西，但是管得不好，你就應該放手。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中國社會組織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馮可立：我相信社會分工。社會分工不好的話，那整個社會發展就會受到障礙。什么是社會分工呢？就是職能分工，要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就變成一個全能的政府，所以在中國來說，政府要退一步，就是要定義自己的角色，他做的就是維持治安啊，提供服務的等等，但最主要是尊重專業的發展，比如福利，法律，教育，會計等等，這（社會分工）是定海神針。

如果政府能夠尊重專業主義，能夠在不同層面建立價值觀，政府不應該管這些東西，讓專業來管。這樣政府有政府的職能，民間團體有民間團體的職能，各自履行自己的責任，中間建立交流，才能形成一個比較好的公民社會。比如香港有個大律師公會，如果政府做了一些事情侵犯法治精神，他們會發一個聲明告訴政府，政府要改，因為大律師公會是更專業的。因為政府做的很多時候一方面是政治問題，一方面是管理問題，他沒有空間去做很多社會道德的建立，比如法治的精神，政府做不來的，一定需要很多行業來做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