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經濟觀察報：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兩年多，你在《中國準備好了么》一書中所作出的結論和預測是否得到了印證？
    賈爾斯?錢斯：是的。聽起來似乎不太謙虛，但我認為我的論斷還是非常準確的。權力正在從發達世界向發展中世界轉移，如果危機沒有發生，美國自身的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這種轉移仍然會發生，只不過不會向現在這樣劇烈，速度會慢一些。重要的是，各國是否能夠很好地調整以適應這種新的格局。我認為像巴西和印度這樣從前一貧如洗的國家開始變得強大，這對所有人包括西方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美國人似乎很不情愿接受這樣的現實，這讓我有些吃驚。他們必須承認，他們的經濟中存在根本性的問題，這是長期積累起來的，簡單的說，是產生了太多的債務。美國應該集中財力鼓勵創新，發展新經濟，這樣才能使經濟真正重歸正軌。而中國經濟在當前顯示出了“過熱”的跡象，我認為中國應該適當放慢腳步，因為市場可以進行自我調節。所以，中美兩國都應該繼續改革它們的經濟結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評價美國和歐洲在對抗危機中所做的種種努力？
    賈爾斯?錢斯：我認為他們沒有正確地解決銀行業存在的問題，他們對銀行高管們過于仁慈，以至于體系中仍然存在過多的壞賬。這也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恢復如此緩慢的主要原因。他們應該讓那些表現不好的銀行破產，把有價值的資產出售給表現出色的競爭者，而不是一味地發行貨幣，正像美國所做的那樣。美聯儲通過“定量寬松”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希望以此來提升需求，但我不認為這樣做會有什么效果。
    經濟觀察報：美國的一些評論者認為，反對美聯儲的定量寬松政策的人只強調通貨膨脹、股市泡沫以及匯率戰爭的風險，卻忽視了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未來一到兩年內1500萬人的失業。任何政策都會有風險，但放任市場不管將意味著更大的損失，更何況，美聯儲只是在履行它應該履行的職責而已。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賈爾斯?錢斯：“定量寬松”政策是出發于美國人這樣的一種信念：一旦美國經濟恢復，它就能夠重新回到危機以前的地位。但這是不可能的。經濟需要不斷地重構和改變，美國也不例外。向經濟中注入大量貨幣的做法對于真正的經濟變革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岸繉捤伞眱H僅削弱了美元作為儲值貨幣的吸引力而已。所以，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美國的企業持有大量的美元現金，政府應該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它們擴大投資，從那些已經陳舊的基礎設施開始，比如對經濟高效運轉起支撐作用的公路、鐵路、橋梁、機場以及所有基本的通訊系統等。這種做法會極大地促進就業。美國還要削減其負債。石油稅的引入在減少的污染的同時，也會在長期內減少美國的赤字。類似于這樣的改變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大有裨益，雖然在實施起來尤其難度甚至要做出犧牲?！岸繉捤伞钡淖龇▍s表明美國不愿意采取真正有效的強力措施，而選擇那些更加溫和的做法，但是這種選擇實在于事無補。
    經濟觀察報：但在美國勢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美元的貶值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你也曾經在著作中提及引入一種新的國際貨幣的必要。
    賈爾斯?錢斯：是的。由于美國的問題存在于經濟的根基當中，所以要完全恢復到從前是非常困難的。這種情況下，如果把錢投資于美元，得不到任何回報，甚至是負回報。這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那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和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國家，因為美元自1945年以來一直是國際通用的儲值貨幣和交換手段，現在它們需要找一種貨幣來代替美元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數量太大了。所以，引入一種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這種新的國際貨幣不再應該是某一國的貨幣，而應該是一種以多種貨幣和商品為基礎的“特別提款權”。這樣的建議其實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來了，但由于政治原因和實施起來的難度——它需要所有國家達成一致，還要求一些國家尤其是美國放棄某些權力——一致無法變成現實。但我認為，不用多久，這件事就會被真正提到議程上來。
    經濟觀察報：經濟危機在全球的陰影似乎還遠未退去的情況下，你為什么認為中國現在正又一次經歷經濟“過熱”的危險？
    賈爾斯?錢斯：在中國，目前的貨幣流通和銀行信貸增加迅速，工資和食品、能源以及其他資源的價格正在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最新公布的消費者價格指數（10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4%，然而，很多中國居民對房地產等資產和黃金的投資熱情表明了通貨膨脹預期的強烈。我認為，中國目前的實際通貨膨脹率要遠高于4.4%。如果大多數人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都超過了兩位數的話，居民的儲蓄和整個經濟都將面臨很大危險。政府應該采取有力措施來阻止這種情形的發生。實際上，已經采取的一些相對小的措施都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經濟決策常常會有相應的成本，但是，考慮到整個經濟中的貨幣總量正在以20%甚至更多的速度增長，那么很明顯，中國當前的利率水平就實在是太低了，必須通過大幅度提升利率來為存款者提供真正的回報，這樣做同時也能增加資本的成本，進而改善銀行信貸資產以及它們所支持的項目的質量。利率的升高可能會帶來人民幣的升值，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出口企業必須研發新的高附加值產品，來保證在人民幣升值、價格上升的情形下正常的利潤水平。1945年以來最成功的兩國的出口國日本和德國，同樣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貨幣。強大的經濟體本應擁有強大的貨幣。中國不應該懼怕這一點。中國的出口企業已經獲得了近十年的高利潤增長期，是時候讓它們擺脫對政府的依賴而獨自面對市場了。
    經濟觀察報：有人認為，由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包括通過鼓勵銀行向大型國有企業放貸以刺激經濟以及進來對房地產市場的打壓，未來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將大幅增加已成定局，這對于十多年來做進行的銀行業改革將是一種倒退，你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賈爾斯?錢斯：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極端的特殊事件。面對這場發端自美國跨越太平洋而來的危機，中國政府通過大規模的經濟激勵來抵消其影響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做法也意味著中國最主要的銀行需要重新回歸到聽命于它們最主要的股東——政府——的老路上。然而，銀行業通過改革（開始于2000年左右）引入的新的風險管理和操作流程還在起作用。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中國主要的幾家銀行都獲得了新的資本，我認為這些資本已足以吸收更高的貸款損失?，F在，只要政府向后退一步，停止干預，允許銀行根據商業規則自行運轉，就不會有太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管理者們不愿放棄權力和習慣干涉，情況就不好說了。
    經濟觀察報：你做過駐港軍官、開過公司，現在則是一位學者，這三種職業在你接近中國的過程中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哪一種使你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理解更加深刻？
    賈爾斯?錢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作為一名駐扎在香港的英國軍官，我親眼目睹了很多饑餓絕望的偷渡者被遣送回大陸，他們往往是剛剛潛過邊境就被抓住了。那時候中國的處境非常艱難。二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我走遍了中國的很多地方，身份是一名商人，和中國的國有企業做生意，我和它們談判并簽下了很多合同。在和它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能夠近距離地觀察這些中國人：他們機智、值得信任、有幽默感，有時則又固執甚至惡毒。也是在那時，我洞悉到這些國有企業和當地政府之間有種微妙的關系，這種關系對雙方都非常重要?，F在，作為學者和教師，我有機會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書的經歷，讓我從我的同事和學生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認為，與中國公司打交道并四處旅行對我理解中國幫助最大。我親身體會到了中國的遼闊，體驗到了不同的文化和各式各樣的人們。最后，我認識到了一個能夠管理和領導這樣一個龐大而又多樣化人口的強大中央政府的重要性。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中國目前的商學院教育，在中國大學授課的過程中，給你感觸最深的是什么？
    賈爾斯?錢斯：1999年我第一次在北京的光華管理學院授課，那時候教授都是站在教室的前面，連續不斷的講上三個小時的理論，而學生只是在下面寫下他所講的，反復記在腦子里，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學生們很少會主動提出問題，也不會與教授進行討論或辯論。當時的光華管理學院實際上還是北大經濟學院的一部分，學院的教師自己大多也沒上過商學院課程或出過國，所以，教學方式很狹窄和老舊?，F在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了，幾乎所有教授都有外國名校的高級學位，教學方式也非常先進、多變，富有互動。教授與學生之間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已經成了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從我自己在光華的經歷來看，中國的商學院教育已經有了非常大的發展。在光華，我們有著全中國最好的學生，能和他們在一起交流我感到很開心，這些學生的能力和強烈的求知欲讓我印象深刻。

（賈爾斯?錢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塔克商學院富布萊特學者，著有《中國準備好了嗎？——危機后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