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薛涌，198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來獲耶魯大學歷史博士，現在美國任教。已經出版有《美國是怎樣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歲就上常青藤》《仇富》等書。中國的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是科學泰斗錢學森生前最大的疑問，也是總理溫家寶深感不安的問題。西方的研究咨詢機構也得出結論，世界500強企業在中國很難招到適合崗位要求的大學生，中國大學生的職業競爭力，甚至比不上印度。本書從西方大學的起源講起，結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魯受教育的實際情況，詳細分析西方大學教育的種種先進的理念與實踐，從而對比分析出中國高等教育的種種缺失，力圖給現在的大學生和執掌高教改革的官員描繪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線圖，使有心者能夠按圖索驥，共同改正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力。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定價：32元
目錄：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東西
“淘糞”教給我了什么？
大學生，請先淘糞再打高爾夫！
淘糞乃國學
討論班：大學的教學與文化
英語危機，還是教學危機？
以討論班為例
“什么都寫”就是什么都想（詳細目錄見文章后附）
“淘糞”教給我了什么？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學生“淘糞”讓媒體很是熱鬧了一通。我為此寫了兩篇文章，《大學生：請先淘糞再打高爾夫》和《掏糞乃國學》，都收到本節的附錄里，供大家參考。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當時所謂大學生“淘糞”并非準確的新聞。人家企業招收的是化糞池業務員。但在許多人看來，大學生就不能沾一個“糞”字。我的文章正是針對這種心態而發，指出大學生有些淘糞的經驗，比學什么高爾夫對人生要更有意義。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貼出后，引起一些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條說：“你淘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讓我先去淘糞試試的聲音響成一片。
我是個城里人，像農民那樣淘糞的機會確實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糞”定義得寬泛些，我確實淘過，而且一生受益。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憶的一段。
我“淘糞”，是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住在32樓。當時一個宿舍六個人，一層樓有三四十個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廁所就兩個。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幾道墻橫向截斷，下面則是通著的；而且沖水系統經常失靈，大便池也頻頻因超載而被堵。一天下來，二百多人的糞便，就堆在這兩道坑里。晚上即使停電，你也不愁找不到廁所，反正老遠味道就聞到了。原來一直是工友負責清掃，后來學校也許是想讓學生鍛煉一下，順便給低收入家庭的同學創造些工作機會，就把這種工作向學生開放。我立即報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個月，學校就不讓我干了。理由是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需要這個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機關當個局長，按級別算高干，在那計劃經濟的年月幾乎是家庭經濟條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學搶這個工作，實在不像話。雖然失望，也只好作罷。后來聽說有些女生宿舍樓沒有學生肯干這個，也許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這個架子吧。我于是聲稱：“男生給女生清掃廁所可以嗎？如果可以，我就去干！”聽的人一笑置之，沒有人會和我認真。
可見，我對“淘糞”，有著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種。我從小讀書不爭氣。在上中學時，抗日打游擊出身的老爹總教訓我：“我們當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嗎？不要說那個了，我現在一個月170塊的工資，你媽媽也是國家機關干部。咱們家要什么有什么?？纯垂と藪甓嗌?，三十幾塊。再看看農民怎么過，你都想象不出來。換了人家的處境你能行嗎？”等進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農村來的室友們，是在油燈下讀書考進來的！由此，我心里漸漸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時，我對北大人那種自負也漸不以為然。那年月上大學不容易，上北大更風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時，在北京27個考生才有一個能被錄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門時鄰居在背后指指點點：“就是這個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優勝記略，現在想起來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幾歲的孩子，能不飄飄然嗎？許多同學，大概都是這么越來越飄，自以為是國家棟梁了。但時間一久，這種北大文化就讓我生厭，覺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幾。怎么才能知道呢？還是從清掃廁所開始吧。
我總說，大學是一個人的“精神賬戶”，你一輩子都要不斷回來“提款”的。大學經驗影響人的一生，我“淘糞”的經驗也不例外。這種經驗給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你和最窮最苦的人都一樣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興興地干。生活為什么不能從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歲時，因為人生事業的突變，夫妻雙雙決定學英語出國讀書。妻子天賦高過一頭，1993年就到耶魯讀博士去了。我則托?？嫉貌焕硐?，哪個學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著陪讀出來。當時許多在美國的朋友說：“千萬別出來呀！你在國內多少還是個人物，出來則什么都不是，給老婆做做飯而已，況且經濟上沒有保障。20出頭還可以，但對于三十多歲的人來說，這種心理落差會讓你受不了。許多人像你這么出來的，后來壓抑得不得了?！蔽覄t不明白：為什么20出頭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還不是個架子問題嗎？我不端這個成功人士的架子，執意出來了。記得當年同機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讀去的，只有我一個是男士。她們戲稱我是娘子軍的“黨代表”。
來美后，確實看到許多像我這把年紀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國內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則每天歡天喜地，稱自己過的是“天堂里的日子”。為什么呢？我的結論是：我是個能“淘糞”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擺，有什么機會都要試試，而且都很珍惜。結果時間一久，反而大有收獲。我打過幾天工，還挺高興，體會不到從給報紙寫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開始學日文時已經36歲，身邊坐著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學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覺得自己怎么“淪落”了。讀博士最后那兩年，因為小女出生，又沒有正式收入，還跟著窮人排隊領過食物券?！?·11”的場面，就是在排這種長隊時從電視里看到的。這些都被我視為可貴的人生經驗。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則多是淘不了糞的。特別是三四十歲，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國內又是個“人物”的，一出來適應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讀常青藤的機會，還覺得年紀一大把地當學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廢了自己。
如今這80后，不僅是獨生子女，而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沒有經歷過匱乏和貧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產階層子弟）。20年后，中國勞動力供應減少，被撫養人口增加，一對夫婦經常要撫養兩邊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據正常的經濟周期，各種衰退甚至蕭條都可能打擊他們的生活。人生的路長著呢，意想不到的打擊也許會很多。他們是否有足夠的人生智慧應付這些考驗？這是我所擔心的。所以我才說，現在的大學生，如果有淘糞和高爾夫作為選擇的話，還是淘糞去為好。至少我自己會這么做。
附錄：大學生，請先淘糞再打高爾夫！
最近，媒體簡直為大學生應招淘糞的工作而炸了鍋。什么侮辱大學生呀、斯文掃地呀之類的議論不絕于耳。其實，大學生淘糞和前不久的所謂碩士生殺豬等，全是評論者的誤會。人家企業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說是“白領”。只不過企業要求這些“白領”從基層的實踐起步而已。媒體和各種專家對此的誤讀本身，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一些企業，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比較先進的經營理念，知道什么是培養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徑；第二，整個社會的觀念結構，特別是大學的教育理念，則跟不上這些在市場經濟的第一線沖殺的企業，還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觀念結構之中。
我們不妨從第二點講起，因為傳統觀念確實是媒體為正當的現代經營管理而大驚小怪的緣由。在當今中國教育體制所灌輸的價值觀念下，淘糞和殺豬一樣，都是君子不為的賤業。大學生、研究生從事此業，自然會引起哀嘆甚至公憤。但時代畢竟不同了。我勸大學生還是積極應征“淘糞”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錢多，十萬年薪是大部分大學畢業生掙不到的。不過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這類基層的工作，乃是年輕人事業起步之正道。經過淘糞鍛煉的大學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儕。新一代人應該率先突破傳統觀念。
既然談傳統，就不妨先隨手舉兩個歷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兩代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頂峰。稍微有條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舉，就像現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學一樣。結果社會上遍地是舉子。這就是我們繼承的傳統。有人估計，當時的“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大致維持在50萬之眾的水平上，恐怕比現在的大學生還要“精英”多了。有此資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記，算是進入了士大夫階層，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說，亦有各種特權，如免除徭役，見知縣時不用下跪、知縣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等等。換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干部編制了。想想看，明清兩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萬秀才，幾百年、十幾代下來，大致也是快千萬人了。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當時帝國行政最低一級大致是縣，全國就兩千多個縣，一個縣就一個縣令?？梢娨粋€七品芝麻官也要擠破門，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過是一種身份，并不具備當官的資格。要想當官，必須成為舉人才行，而且即使是舉人，飯碗也沒有保證。那么，當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對社會貢獻又如何呢？當時地方政府的吏治之敗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梢娂词故悄切┬疫\地考了高分、當了官的人，實在也是乏善可陳。而在接近千萬之眾的秀才中，既沒有官做不說，大部分也沒有其他成就留下來。他們多只能皓首窮經，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個孔乙己的下場。
在這種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讀書人淘糞是否算是出路？在那個時代，這要比現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總有幾個異數。甘心這么做的，還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會經濟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農書》。大概明清時代讀書人的心思都在科舉上，使我們這個最大的農業國家在這一時代的農書數量非常少。在這樣的背景下，《沈氏農書》也就更顯得珍貴了。此書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難細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鄉紳，是否有科舉的功名不甚清楚，但顯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為當地之大戶。他隱居江南鄉下務農，隨手寫下這本務農手冊，大概是供經營自己的農場之用。讀此書便知，他是個淘糞好手，不僅告訴你到哪里買糞、怎么運糞、各種糞的用法和效能，還非常細致地教導你糞應該如何攪拌、怎么觀察糞的顏色變化等，談拌糞如同談釀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間。根據其書的記載，他耕種的土地畝產在當時幾乎是最高的。說他是個成功的農業CEO，絕非言過其實。
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龔自珍、魏源等都屬于“經世致用”派的知識分子。他早年家貧，親自務農，想來也是淘過糞的。在他的筆記《安吳四種》中，就寫到糞池的修造以及糞的種種好處，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糞池，使得水田得益，產量高不說，也使環境清潔。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國士大夫中的異數。他們學問不錯，特別是包士臣，詩詞文章俱佳，書法也頗有成就，很為士林所重。但是，從今天看來，他最大的貢獻（或者說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還是講大糞、海運等非傳統的“經濟之學”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冊農書，雖不入當時士林之主流，但已經成為中國農業史的經典，其價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輩所著的萬卷詩書。
他們能有這種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傳統士大夫那種“讀書、考試、做官”的“事業格局”。在科舉之下，你當官的正途是苦讀四書五經，然后通過考試、獲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被派個官做。這是中國傳統的人才管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沒有實踐經驗，在法律、財政等關鍵的行政技能方面沒有任何訓練，甚至因為不通方言，和當地百姓無法直接溝通。中國古代政治之破敗、官僚之無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今中國正迅速轉型為市場經濟社會，本不應該歧視動手的實用技藝，不應該鄙視勞動。但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還是繼承了這種陳腐的科舉價值觀念。比如，幾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為北大畢業生還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稱北大學生都是國家一流人才，畢業后應該被各用人單位爭著來搶才對，怎么竟然還需要自己寫簡歷找工作呢？從科舉傳統上看，這樣的想法確實名正言順：你考得高，就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國家棟梁之才，做的官就應該大，這叫“野無遺賢”，是政治清明、社會繁榮的盛世表征。讓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討個飯碗，甚至從最低層的賤業干起，則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難怪，有的大學已經把高爾夫列為必修課，理由是高爾夫是成功人士的修養，自然也是成功的階梯。不錯，以中國土地資源之緊缺，打高爾夫確實是富人奢侈、擺譜兒的最好方式之一?？墒?，你總得先教學生怎么成功，再教他們成功后怎么擺譜兒吧？再形象點地說，你總得先淘糞、殺豬，再學怎么打高爾夫吧？
現代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和科舉制度下那種以考試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你到美國的名牌大學看看就知道，即使是哈佛耶魯，也反復告誡自己的學生：名校的牌子說明不了什么。20年后沒有人會在乎你年輕時在哪里讀書，大家是要看的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須從基層的事情做起，必須“什么都能干”，必須以實際的業績“證明自己”。第一個工作，就是給你這樣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這些學校的學生不僅要和別人一樣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學校還拿出大量資源幫助他們寫簡歷、包裝自己。所以，大學畢業生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在美國很難成為新聞。
最近美國出版了一本書《高盛的生成》（The Making of Goldman Sachs），講到這一著名金融公司的成功秘訣之一，就是重點招募從下層奮斗上來、吃過許多苦的員工。這種經營哲學，中國的許多企業其實已經在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學到了。它們已經擺脫了那種要把高位直接送給新科狀元的舊觀念，不愿意把毫無經驗的大學畢業生直接放到管理層上當白領，而是要先讓他們在最基本、瑣碎的工作中“證明自己”。比如招“碩士豬倌”的企業，雖然招的是管理層人員，但要求新來的員工從親歷殺豬賣肉中積累工作經驗。這次的大學生淘糞工，其實是“清淘化糞池業務員”，是否真要去淘糞從新聞里看不出來。但在我看來，這些業務員還是親身經歷一下清淘糞池的過程后工作才更稱職一些。我們的年輕學子，其實學得也非?？?。幾年前，在一個招聘會上，一位自稱是“什么都可以干”的女大學生，在被用人單位問及“是否可以掃地”時勃然大怒，斥責對方不知道尊重人才，還獲得了媒體的普遍同情。如今，殺豬、淘糞這些“賤業”，則頗獲大學生們之青睞?？磥硭麄冊谑袌鼋洕杏兄己玫纳姹灸?。反而是我們的社會和教育機構跟不上趟。
如今大學生殺豬、淘糞等，鬧得輿論鼎沸。從事此道的年輕學子們，心理壓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這種舉世謗議的壓力下，方能顯示他們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來，那些頂著社會偏見，在此業中寵辱不驚、踏踏實實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當大任。有眼光的企業，要盯著這樣的人才。
附錄：淘糞乃國學
最近因為某企業以高薪招聘大學生當化糞池業務員，鬧得媒體沸騰。我寫了一系列文章為大學生“淘糞”辯護，講到這種基層的、對社會有益的工作是如何鍛煉人，等等，道理已經很清楚。不過，許多讀者非常憤怒地質問：大學生從事糞業，豈不是浪費人才？言下之意，大糞里沒有學問，配不上大學生的訓練。
這種心態，反映出了我們的教育和社會觀念是如何病入膏肓。試問：如果一個大學生畢業研究國學，是不是浪費人才呢？如果一個大學生畢業成為石油勘探的業務員，是不是荒廢了學業呢？要知道，淘糞不僅有學問，而且是門“國學”，甚至應該“申遺”。
先說淘糞為什么是國學。國學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是本國的學問；第二是外國沒有，或者外國雖然有卻沒有我們這么發達。我在美國的大學里講課，每講到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時就不免自豪起來，覺得這是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國學。美國學生不服氣，馬上問：“這有什么新鮮的？基督教傳統里有‘黃金定律’，講的話幾乎一模一樣，我們從幼兒園時就學，怎么就成了你們的國學呢？”遇到這樣的挑戰，我不免一愣，馬上給自己解圍：這證明不同的文化在價值觀念上是相通的，這說明普世價值確實存在。
不過，一講起淘糞來，那些美國學生就沒有辦法挑戰了。講淘糞比講儒學更讓我為我們這個民族和文明自豪。我問學生：在工業化以前，你們西方的土地能養多少人？我們中國的土地能養多少人？17、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革命，被歷史書吹得神乎其神。但宋代江南的畝產如果按卡路里含量計，比中世紀英格蘭的畝產高了幾乎三倍。即使比起所謂“農業革命”后的英格蘭，也快高出30%。法國年鑒學派的掌門人布羅代爾對亞洲特別是江南的稻米經濟大為驚嘆：“稻田就是工廠！”因為在歐洲中世紀，一塊地種了一年就得拋荒休耕，以恢復地力，否則怕是連種子也收不回來。而亞洲的稻田則全然不同。他引述歐洲傳教士的話：這里不僅每一寸地都被耕種，而且一塊地一年種兩季！
這樣狠地使用土地，怎么就不怕地力衰竭呢？關鍵還在于用糞。中國自古便有“惜糞如金”的話。翻開《杭州府志》就知道，在杭州經營糞業的公司叫“金汁行”，淘糞的規矩很多，各家競爭必須信守條例。在北京，1949年以前城門外布滿了糞廠。市內各區的糞成色不一，富人因為飲食考究、蛋白質攝入量大，進而糞中油水大，其糞便價值高，被有勢力的大糞場所壟斷。日本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江戶時代作家馬琴的日記中記載，他一家七口（五個大人兩個小孩），所產之糞被一家農民包下來，定時前來淘糞不說，而且每年一個大人的糞價值五十個茄子，逢年過節外加若干新鮮蔬菜。江戶的房租，則會隨著房客的增多而下降，就是因為房客產糞。這也恰恰證明了中國“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訓。
我并不是說西方沒有淘糞術，但遠不如中國或者東亞社會這樣復雜精到。大糞對于當時的農業，如同石油對于今日之工業，乃能源之命脈，學問大得很。當時中國和日本人口之密集，是歐洲不可想象的。我們不妨想想：那時沒有自來水、沒有抽水馬桶，這么多密集的人口，衛生如何維持？看看當今世界，世界人口死亡的最大原因，還是因為缺乏干凈的飲水?？墒?，如清人包士臣所描述，南方人清理糞便及時，修建糞池，環境就比較干凈。這一點后來在20世紀初也被日本的調查人員所證明。最有戲劇性的例子還是發生在日本。19世紀70年代，雄心勃勃的明治政府要把新都東京建設成世界一流城市，希望模仿倫敦這一帝國之都，修建自來水金屬管道系統，并以重金請來了設計倫敦系統的著名工程師R.W. Atkinson。R.W. Atkinson先測試了東京所用的傳統竹筒供水管中的水質，然后告訴日本人：“你們的水比倫敦的還干凈，要倫敦的系統有何用？”這一驚人現象背后的關鍵，還在于日本人如同中國人一樣惜糞，清理迅速，很少有環境污染。只是明治時代對西方崇拜過分，對自己的國學有所疏忽。
如上所述，淘糞是東亞乃至中華文明之基石。沒有這種獨特的淘糞產業和技術，中國就不可能有這么高的糧食產量，不可能養活這么多的人口，自然也不可能有從宋到清的經濟繁榮和源遠流長的文化。如今我們有季羨林先生這樣的國寶，因為他精通吐火羅文等，有人說他是國學大師，我也完全擁護。但是，淘糞難道不和中華文明關系更大？淘糞當然是國學，而且值得申遺。和我們能競爭的，也就是日本等幾個東亞國家而已。另外，在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的今日，糞學更有現實意義。糞不僅可以作為再生的肥料，而且也是再生能源。如今世界人口飲食中蛋白質攝入量奇大，糞的價值也就更高，可惜卻被白白棄置。無怪乎在加拿大教書的Vaclav Smil教授靠研究大糞而著作等身，而且建立了廣泛而崇高的國際聲譽。他研究的重點地區就是中國。他一再呼吁，如今世界最大的資源浪費之一，就是對大糞的浪費?？梢?，這種國學，我們不研究，人家會如獲至寶地拿過去研究。難道這樣的學問，不值得大學生問津嗎？難道這樣的行業，有點文化的人就不能沾嗎？
討論班：大學的教學與文化
我在北大讀了四年書，一堂討論班也沒有上過。從來沒有一位老師上課時突然轉向我說：“薛涌，你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嗎？”沒有討論班，是北大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嚴重。
英語危機，還是教學危機？
幾年前，一些關于麥肯錫（McKinsey）報告的文章在網上流行。主要內容是說，中國大學生英語不行，比不過印度學生。中國這幾年每年的大學畢業生雖然在300萬以上，但是能夠勝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則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勝任。
麥肯錫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經濟思想庫。這個報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國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為設計中國教育戰略的指針。不過，考慮到中國經濟結構的高度國際化、對外資的嚴重依賴，該報告給中國的教育乃至中國經濟的未來還是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上?，這一警告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充分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有關文章對該報告的描述，只強調英語一個因素。于是有人說，英語不是中國人的母語，卻是印度的官方語言。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樣的比較，拋開了中國的國情，未免太荒謬。
其實，該報告雖然指出中國學生的英語能力是主要的問題，但英語絕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學所學的東西在實際生活中派不上用場，恐怕才是要害。從這個角度看，該報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南方周末》上關于“白領危機”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誰的大學》和《美國是如何培養精英的》兩書中，都從不同角度提出過，而且做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這里不妨以該報告做一個引子，對中國的大學教學進行一番評說。
國內網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據《金融時報》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論，標題是《中國最脆弱的環節：為了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大學需要很大的改進》（China’s Weakest Link：For the Sake of Business，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其社論的核心，不是說中國人的母語不是英文，而是強調中國的大學質量太差，特別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記硬背的教育傳統的影響，不鼓勵學生的創造性，過分強調對老師不加質疑的尊重。結果，除了頂尖的一層薄薄的精英外，中層的人才奇缺。英語程度不佳和實用技能的缺乏，成為中國學生競爭不過印度學生的主要原因。在未來全球化的進程中，發達國家服務業中大量白領的工作外包給印度，但以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狀況，中國很難像印度那樣搶到這筆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報》上還撰文指出，英語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華爾街日報》報道說，許多外國企業，到中國來不喜歡雇英語流利的“海龜”，而更喜歡懂得中國市場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詞，說英語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會講英文的人才，才越顯得珍貴?？梢?，外企并非盯著英語這一項。畢竟人家是在中國做生意。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大學培養不出適合現代企業的人才來。
最被國內媒體忽視的，還是麥肯錫報告指出的儒家文化中死記硬背的教育觀念對大學的影響。關于這一點，我在幾年前對“讀經運動”的批評中也已經指出來。再看近年人大國學院開學，第一堂課下來，學生的反應就是上課滿堂灌，師生之間互動不足。我們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轟轟烈烈，但是，對基本的教學改革，卻避而不談。
以討論班為例
比如，美國的大學，特別強調“討論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為實驗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論），討論班是主體。我自己在耶魯碩士、博士讀下來，上的全是討論班，大課一堂沒有上過。本科生的討論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僅有大三討論班，而且許多還設置新生討論班。即使是上大課，教授講完后，學生也要分成小組，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每個班人數都控制在十幾個。這樣保證人人參與討論。
在這種討論班中，老師不過是個主持人，不停地提出問題，引導討論的深化。學生死讀書不行，因為很少有人問你書上講了什么。書是大家都看過的，重復書上的內容等于說廢話。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讀了一樣的東西，你能拿出什么新東西來？你有沒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徑？要知道，大家讀的書，許多是名著，如韋伯等。匆匆看完，討論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這在中國老師看來算什么呢？輕說是強人所難，重說是對學術大師的不敬，或者是無知的狂妄。畢竟大家還是學生。但美國大學的討論班上，這是人家對你常規的期待。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僅要理解書本，還要匯通其他學科的知識，挖掘自己的生活經驗。一句話，把所有本事都使出來，創造一些別人沒有的思想。
我開始上討論班，非常緊張。當然這和開始時英語不好有關。我對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張嘴說話，別被嚇住。但常常說話前5分鐘，腦子里一片空白；說話后5分鐘，腦子又是一片空白。后來才漸漸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了愛說話的主角之一。這一轉折點，發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農業社會”的討論班上。
這個討論班是耶魯著名的課程之一。每次持續三個多小時，一般是四個不同領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個小時，教授各自講自己的觀點。第二個小時則是大課問答，主要是學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有時人數可達二十幾人）提問，教授邊回答邊討論，誰都可以插話。第三個小時，訪問學者退場，學生分小班討論，四個教授分散在各小組參加討論。
那天討論，正好James Scott教授和另一搞農業技術的林學院教授在我們組。我被輪上當主持人，即對所讀的書提出概觀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導性的問題。那周讀的，是法國著名年鑒學派史學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經典著作“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Languedoc的農民）。該書的主題是14—18世紀這400年間法國農村的經濟和人口變動。他大致的觀點是，這段時期農業停滯，土地上的產量沒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長就下跌，無法突破馬爾薩斯的鐵律。究其原因，是中世紀的社會沒有技術進步的能力，等等。當時我是博士課程第一年，英語還非常差，而且這是我讀的第一本法國史的著作，300多頁，加上其他兩門課還有大致相當的閱讀量壓著，根本讀不完。如此主持討論，心驚膽戰。
不過，我馬上發現，人家并不在那里檢查你是否讀完了書，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靈機一動，馬上提出一個話題：作者僅僅提出沒有技術進步，但沒有分析原因是什么。這似乎和年鑒學派的基本信念有關：基層社會這種“長時段”的緩慢演進，如人口、生態等，是歷史最本質的深層動力。政治層面的變化（傳統史學的主要題材）則是短時段的、淺層的現象，很難影響長時段的歷史。人類不過是長時段的歷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態和技術的時代限制，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好像胳膊擰不過大腿，是徒勞的。真是如此嗎？我引述彭慕蘭的一個研究，指出在20世紀初的山東，有改良的棉花種子，但當地一些社會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當地村里的統治階層，害怕一旦引進了改良種子，村民得到了實惠，就都跟著那些帶來新種子的人走，自己的權威受到損害，所以他們抵制新技術。由此我進一步提問：法國農村沒有技術進步，究竟是技術本身的問題，是長時段歷史的緩慢節奏所導致，還是地方權力結構的問題？政治上的所謂淺層的變化，是否可以決定性地扭轉長時段的深層歷史發展？
此論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 Scott興致尤高，馬上引述其他例證對我提供支持，說二戰前美國海軍將領拼命抵制新技術的運用，生怕一旦技術更新，自己這一代不懂新技術的人會被新一代替代，結果影響了美國海軍戰斗力的提高?？梢?，技術是否進步，不能僅僅通過技術本身來解釋。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這堂本應該上到下午5點的馬拉松課程竟然沒有能夠按時下課。經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門道，自信了許多。反復磨煉的結果，使自己的創造力大有長進。
“什么都寫”就是什么都想
這種討論班，挑戰著我們的整個教育觀念。幾年前我和賀衛方教授就法學院研究生招生考試要博還是要專的問題展開辯論。他因為招生考試太博而罷招，我則說法學院研究生考試完全不必考專業，要考學生的中文、外語和分析等幾項基本能力。因為你看看美國的研究院就知道，學生入學前的專業知識基礎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養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里，關鍵看你會不會讀，會不會寫，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賀教授對北大法學院新生講話，提到這次辯論，在介紹我時，用不無嘲弄的口氣說我是個“什么都寫”的人?？梢?，在我們的一些教授（甚至許多和國外接觸頻繁的教授）看來，“什么都寫”顯然是不嚴肅、不深刻的同義詞。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國大學的討論班試試就知道，前后左右坐著的，常常是非“本專業”的人，討論很快就脫離具體學科。你對人家講的問題一無所知，就插不上話。最好還是什么都能談。這也無怪James Scott這么一個研究農業社會的專家，一下子講起美國海軍來能振振有詞。其中道理是社會對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我前面已經講過，你接受法學院訓練時，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干細胞研究這回事，但當了法官，馬上面臨干細胞研究的案子。你能說這不是我的專業，我不是個“什么都弄”的人，因此拒絕受理嗎？教授這樣的態度，自然影響到了教學?？纯次覀兊拇髮W，學生縮在狹窄的專業中，聽那些只知道自己專業的教授滿堂灌。我當年上北大，一個突出的感覺是，一走進課堂，就像進入一個和現實完全沒有關系的世界。在那里隨著不聞世事的老學究夢游一小時，出了教室門，才算回到現實中。這樣的教育，能給學生提供什么呢？到了社會上，任何問題幾乎都是什么都涉及，你必須準備好接受出其不意的挑戰。學生守著自己的學科，沒有自由思想、自由表達的訓練，沒有討論班刺激出來的創造欲，能夠解決什么現實問題呢？
如今我自己教了書，才充分嘗到“什么都寫”的好處。因為“什么都寫”就是什么都想。這幾年“什么都寫”的經驗，等于把在中國大學中錯過的基本的人文教育補回來許多。生活是活的，歷史也是活的?！笆裁炊紝憽敝?，看歷史的眼光也大有不同。比如我給學生講希臘史，講起希臘的軍制和同性戀問題，我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從美國自克林頓上任以來對同性戀是否可以參軍的辯論談起。在現代的許多美國人看來，同性戀參軍，把軍隊內的性關系搞亂了，影響戰斗力?？墒窃诠畔ＥD，人們認為同性戀組成的軍隊最強大。因為任何一個戰士，在自己的戀人面前都會表現得神勇，捍衛自己的榮譽，而且彼此生死與共。同是民主社會，古典和現代的人想法竟如此天上地下。為什么？這么一講，課活了，歷史也活了，歷史和現實聯系在了一起，幫助學生用歷史批判現實，以現實批判歷史。
最近國內一位博士生給我寫信，說現在大學里也開始學美國，辦討論班。但是效果不好。老師不會主持，不能有效地引導話題、提供有價值的評論，學生發言也沒有質量。反而不如大課的信息量多。這是為什么？因為我們的老師就是大課里灌出來的。如果除了自己的專業外，“什么都不寫”、什么都不想的話，面對討論班當然不知所措。學生的背景各異，生活經驗不同。老師的功能之一，就是幫助學生從自己的經驗和學識中挖掘洞見。比如我和學生討論的時候，明明講日本的事情，學生突然扯出美國的東西來，大談西奧多·羅斯福。怎么辦？我不能簡單地讓人家閉嘴，而是要首先理解西奧多·羅斯福的意義在哪里，為什么這位學生把他和課上的討論主題聯系起來，然后才可以引導討論。如果只守著東亞的領域，不理解學生的知識背景，看不出他的背景和我談的問題的相關性，那還怎么能夠幫助他從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中挖掘洞見呢？
（連載完）
目錄
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東西
大學學什么？/ 003
熱門專業和冷門專業/ 011
歷史、文學和精英教育/ 017
讀和寫是事業成功的關鍵/ 031
北大為什么不讀不寫？/ 046
不能上講臺的博士還是博士嗎？/ 061
“陋室”求學/ 065
當年北大之“陋”/ 067
在北大學當“君子”/ 069
“淘糞”教給我了什么？/ 073
大學生，請先淘糞再打高爾夫！/ 076
淘糞乃國學/ 081
討論班：大學的教學與文化/ 085
英語危機，還是教學危機？/ 085
以討論班為例/ 087
“什么都寫”就是什么都想/ 090
蘇格拉底如何培養精英/ 092
反思精英白領危機/ 094
第二章 北大的經驗與反省
從“寡婦班”考上北大/ 103
在中文系喪失了對文學的興趣/ 108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 111
北大就是個雅典/ 116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120
在北大如何逃課作弊/ 125、
北大和清華/ 129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為自己/ 132
通才教育可能嗎？/ 135
聽講座勝過聽課/ 140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語”/ 144
英語白卷上北大/ 145
美國人是什么？/ 148
搬進留學生樓/ 154
從考研到就業/ 163
第三章 北大應該怎么辦？
什么是精英教育的實質？/ 173
精英大學必須采取寄宿制/ 176
北大拆了舊宿舍建什么？/ 181
沒有三角地的北大不是北大/184
誰來拯救我們的大學？/ 187
北大清華在東亞的地位/ 190
港大領先北大清華一個時代/ 192
名校的距離/ 195
中美大學怎么比貢獻？/ 197
考研困境說明了什么？/ 200
美國教授的工資單/ 202
阿憶挨罵，是在替體制受過/ 205
給北大新聞學副教授阿憶上一堂新聞課/ 207
校園游客/ 209
北大的改革開了危險的先例/212
第四章 中國大學的弱智化
從“鐘曲線”看中國大學的智力下降/ 219
人口的智商結構與大學對精英的選拔/ 219
弱勢階層提高了常青藤的智商/ 222
“教育如衣”導致了中國大學的弱智化/ 225
中國人為什么迷信大學？/ 228
破除專業教育的迷信/ 232
讀書無用論和不讀無用的書/ 235
“碩士豬倌”乃我時代之先鋒/ 237
西方教育真是“知識交易”嗎？/ 240
學生叫導師“老板”是哪國的規矩？/ 244
小心什么樣的西方詭辯術？/ 246
中國的大學必須降級/ 250
讓市場來調節高等教育/ 252
大學需要贏利模式/ 255
保密與告密/ 258
第五章 中國高等教育批判：以高爾夫和博士為例
大學的責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263
怎么培養敗家子？/ 266
高爾夫錯在哪里？/ 268
朱校長，何不食肉糜？/ 271
我給大學校長們掃精英教育盲/ 273
打高爾夫能讓你成精英嗎？/ 276
高等教育的超前腐敗/ 280
高爾夫球場與大學體育/ 282
莫用公款培養宋徽宗/ 286
博士生：你何必鉆垃圾桶里？/ 289
博士教育應該外包/ 292
當中國成了美國的頭號博士預科/ 294
博士培養為什么不能“搭美國的便車”？/ 298
奶粉召回了，博士呢？/ 300
第六章 大學的誕生
中世紀的秩序/ 305
中世紀盛期的社會變動/ 310
大學和學院的成立/ 314
知識的權力與知識分子/ 320
附錄 他是北大校友里我最佩服的家伙
——專訪《草根才是主流》策劃人孫勇/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