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特約記者 晏禮中 李小文也許是世界上最謙虛的科學家。

整個上午，在他位于北京師范大學的辦公室里，這位六十一歲的科學家都在不斷為坐在真皮沙發上的記者遞煙、點火，而他自己則坐在同事送給他的小竹椅子上，用帶有濃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話一再向我們重復，自己從來沒用功念過書，從來沒努力爭取過什么，從來沒有過多高的覺悟和志向……

他的語速很奇怪，如果事先知道他有每天一斤二鍋頭的習慣，你甚至會懷疑他早晨多喝了幾杯。他并不否認自己的人生是幸運的，因為趕上了改革開放這個大潮流，但他說自己絕不是什么弄潮兒，因為他懶得弄。他說自己一直學不會說假話，直到1965年那篇文章惹了麻煩之后，才發現假話不要說，真話也不能隨便說。盡管他聲稱“閉嘴還是可以的，也不是太痛苦”，但整理錄音時就會發現，這個追求簡單的人還是說了很多。

我屬于那種調皮的小孩

經濟觀察報：成為科學家跟你小時候的成長經歷有關系嗎？

李小文：基本上沒什么關系。我家算是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會計，小時候，家教雖然嚴，但他們的工作都很忙，沒時間管。四歲的時候，他們沒地方放我，就把我放到小學里去了。初中的時候，我上的是一所很破爛的中學，我屬于那種調皮的小孩，上學也沒有動力，從來不想去考高分，也從來不在班里爭什么名次，但我做題比較靈，也比較快，我交卷的最快紀錄是老師剛在黑板上寫完題，我就交卷出去玩兒了，好在每次考試我都能剛好及格，成績能一直保持中等。

經濟觀察報：上了大學還這樣嗎？

李小文：我是1963年上的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那時候還是不愛上課，不愛做作業。就因為平時很少交作業，所以大學第一學期好幾門課的老師都要求我去“置疑”，“置疑”就是老師看看你這門課還需要補些什么，補完再去參加考試，免得不及格。好多同學都覺得被老師叫去“置疑”是很丟臉的，可我卻挺高興地就去了，跟老師亂扯一通，臨走時，老師總會說，你別置疑了，去考試吧。

經濟觀察報：你人生的第一次轉折出現在什么時候？

李小文：出現在1965年的一天，我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一篇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心里很不服氣，就寫了一篇反駁文章給《光明日報》寄去，并很快收到他們的用稿通知?？蓻]想到，形勢突然變了，那篇稿子不但不準發表，還作為嚴重的政治事件被退回大學，成為批判我的罪證。

我們畢業時，畢業去向分了四檔，第一檔是政治上最紅的，能分到國防科工委；第二檔是政治上還行的，可以分到電子科技部；第三檔是普通人，一般分到地方的單位；第四檔就是我們這種犯了點小錯誤的，談不上多大的罪，沒什么大把柄，他們也不知道怎么定性，于是就把我安排到西昌的一個部隊農場里種田，算是對亂寫文章的懲罰。

經濟觀察報：在農場時你都做什么，為自己的出路擔憂嗎？

李小文：在農場就是磨時間。出路肯定是要想的，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時候，個人根本沒什么選擇，只能等，那種感覺就像現在年輕人經常說的 “郁悶”。不過，我想，如果以后能再分配，要先有一門手藝，所以在農閑時，我就去學習修柴油機、拖拉機什么的。一年半以后，算是照顧夫妻關系，通知我去綿陽一家小無線電廠當技術員，當時是很高興的，因為能從農村出來了。

經濟觀察報：進工廠后，感覺好些了吧？

李小文：日子也不好過。我不會表現自己，在那小廠自然也不受重用。一開始，讓我去農村修對講機，就是給收音機加個聯網功能，把它們變成有線電臺。后來，廠里開了個修東西的門市部，讓我負責，還讓我帶了個徒弟。我工作也不勤奮，把徒弟教會后，就回家帶小孩去了。有一次，徒弟在門市部里用電爐做飯，停電以后，他沒拔插頭就走了，來電以后，門市部就失火了。雖然徒弟是直接責任人，可我是他師傅，自然也要做檢討。門市部被燒沒了，他們也不知道把我往哪兒放，就讓我去儀表科搞產品，去了沒多久我就考研了。

經濟觀察報：考研是為了多學東西，還是為了讓自己擺脫那種不得志的處境？

李小文：我也沒什么大志向?？佳幸餐ε既坏?，那天，我在綿陽的廠里，下午4點，支部書記過來聊天，說在報紙上看見要恢復考研了，我誤以為他是鼓勵我去考，就說，考也行。等到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全廠的人都知道我要考研了，而且都用嘲笑的語氣來問我，各種挖苦的話滿天飛，反而把我逼得非考不可了?，F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支部書記來講和廠里人的挖苦，我是肯定不會想到去考研究生的。

一邊學遙感，一邊看小說

經濟觀察報：到中科院學習遙感后，覺得那是一門怎樣的學科？

李小文：到了中科院，對遙感也還不是太了解。實際上，我當時的導師楊世仁先生是搞計算機圖像處理的，我1977年報名，1978年參加考研，還沒有錄取，就被通知去參加英文統考，然后就出國了，所以我在國內根本就沒有學過遙感。

經濟觀察報：所以，直到去了美國，你才開始第一次很認真地來學自己的專業？

李小文：好像也沒有。只是覺得自己是公派出來的，回去以后還要好好做事，學得太差不好意思，所以，也就稍微比原來認真了一些。但我對自己的要求始終是及格就行，因為從小就是這么個性格。在美國念研究生，滿分是五分，三點五分以下要受警告，我每次都爭取考試高于三點五分，但如果考上了四分我就覺得自己吃虧了，得盡量把分數壓下來。

經濟觀察報：你在美國最喜歡干什么？

李小文：好像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讀小說。因為包括金庸武俠在內的很多小說，都是原來在國內根本看不到的。圖書館里專門有一層樓是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的小說，我當時是第一次見到這么多小說。他們的圖書館是開架式的，借多少都沒限制，我每次都提著旅行袋去借書，一次借一袋。我當時最喜歡讀金庸，最喜歡《笑傲江湖》里的令狐沖。我覺得自己在性格上還是有點像令狐沖的。

經濟觀察報：一邊學遙感，一邊看小說，那是怎樣的一種生活？

李小文：什么樣的生活我沒總結過。也就是該做的事情做了，有時間就看看小說，這可能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樂趣。

經濟觀察報：當時沒想過要留在美國嗎？

李小文：也不是完全沒想過，但基本上我覺得在哪兒都無所謂。我也沒有別人那種要回國大展身手、報效祖國的覺悟，真的沒有，只是當年是楊老師把我們三個人送出去的，后來楊老師當了所長，叫我們回來，我們三個就都回來了。不是我們覺悟高，是楊老師個人感召力強。當然，作為1979年國家第一批公派出國的留學生，總覺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錢，不回國問心有愧。

經濟觀察報：楊老師并沒有親自教過你，他怎么會有那么強的感召力？

李小文：我當初考研究生時，有一道題，那道題我是完全能做出來的，只是沒看見括弧，所以疏忽了。當時，我考研究生的壓力比較大，很想考上，就試著給楊老師寫了一封信，說那道題應該是沒問題的，只是沒看到括弧，大意了。沒想到楊老師很快就給我回了信，說，能看出來你是疏忽了，所以，不會把你這道題的分全扣光的。這點讓我特別感動?，F在，我也是以楊老師為榜樣，有樣學樣，要說好高的覺悟，倒也沒有。

經濟觀察報：你現在喜歡帶什么樣的學生？

李小文：我的觀點是“有教無類”，只要愿意跟我念書的，我都愿意帶。

經濟觀察報：感覺你是個很隨性的人。

李小文：我這個人隨性，但不懶散。我做課題的原則就是對得起這個課題，能夠交差，更高的要求我真的沒有。這么講可能讓你們失望了。

經濟觀察報：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的院士是怎么評上的呢？

李小文：我也不知道，也許有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多一點算是比較硬的條件吧。還沒評上院士時，我有個朋友，是個老院士，也是院士評委，他告訴我，每年評院士的時候，很多老同學都去找他，推也推不掉，幫忙也幫不上，只能躲起來。他說，有的老同學甚至打電話來說，你不推薦就吊死在你家門口，我當時聽了覺得挺恐怖的。削尖腦袋想要當院士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會去當院士，更怕去求別人。社會上很多事情都無法做到絕對公平，別的不說，就說長江學者一等獎的評選吧，評李家洋的時候，我已經得過了，算是評委，一看他的材料比我硬多了，但他的一等獎就是上不去。

國家應做好“后勤部長”

經濟觀察報：問個你專業領域的簡單問題，什么是遙感？

李小文：我們每天看到的衛星云圖，就是跟大家關系最密切的遙感技術。不過，衛星云圖是最粗的觀測圖，最細的可能用在軍事偵察上。比如要弄清楚本·拉登確切的藏身地點，就能用遙感技術。遙感的優勢在其尺度問題，而關鍵難點也在于尺度問題。遙感具有宏觀性也可以具有微觀性。例如普通的衛星遙感具有宏觀性，而高空間分辨率遙感卻具有一定的微觀性，但都屬于遙感。

經濟觀察報：你在遙感領域的獨特發現是什么？

李小文：我弄了個幾何光學模型。這個說起來很簡單，原來用的是大氣遙感理論，從飛機或衛星上看地面，假定大氣均勻，就能夠通過可見光看到像元，這是比較成功的。但當我們搞地面遙感時，就要分析地面結構的表面反射，要用一個很不好解的微分方程來處理這種表面反射。陽光下，大氣本身是不投射陰影的，而地球表面，無論是樹木還是建筑物，由于照度不均勻，沙漠里面的礫石它都有背陰面和向陽面，要投射陰影，這就不能再用原來的方程來解。我的那個幾何光學模型就是用來處理地球硬表面的遙感模型。

經濟觀察報：在遙感這個領域，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李小文：在我們這個領域總是在跟隨。別人搞SAR，我們跟著搞SAR；別人搞InSAR了，咱們也搞InSAR；好，別人搞POLInSAR了，咱們又……我問搞高技術的，為什么你們搞SAR的時候，就想不到InSAR，干涉全息對你們并不新鮮。他們說，我們不知道應用上有此需求。我問搞應用的同樣的問題，回答是，我們當時不知道SAR也能搞干涉。所以我們搞遙感基礎研究，就要在搞技術與地學應用之間搭起一座橋梁。應用上有需求，就要敢想技術上怎么滿足；技術上有新玩意，就要敢想怎么能用上。

經濟觀察報：汶川大地震時，你們的遙感幫上什么忙了嗎？

李小文：很遺憾，沒幫上什么忙。地震發生后，我就去查衛星，可惜能出高清圖像的衛星剛剛過去，再繞到四川上空還要好幾天，而我們的遙感飛機要飛過去又很難，過去，我們的遙感飛機要飛，都要給某些部門遞那種不規范的“信封”。

減災委屬于民政部，飛機是調不動的。民政部雖然管了一大批救災款，權力也很大，但調飛機同樣調不動。

經濟觀察報：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

李小文：那天，剛好是學校領導到我們在北郊的遙感所來視察。我在4點35分收到朋友發來短信，而我要在4點40分，也就是五分鐘之后，向院長做匯報，因為對地震的情況還不明了，我就說了年初南方的雪災。那次雪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教訓，雪災是1月中旬開始的，我們以為氣象局和減災委都有遙感數據向中央報的，可直到1月29日，在國家航天局開會，才知道中央只收到零星的災情報告，并不知道準確的受災范圍和嚴重程度。我馬上跟國家遙感中心通了一個電話，詢問怎么沒人出圖，對方說他們也很著急，一開始沒意識到雪災會這么嚴重，再加上連續的大范圍的云蓋天氣，就沒有出圖。于是，我就用微波，趕在春節前給中央報了兩期數據。微波是應急的，分辨率低，沒有時間去驗證，結果對不對我們也沒有把握。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遙感在實際應用中，還經常遇到尷尬的困境。

李小文：對。比如，若干年前，遼河大水，遙感估算的受災面積只有民政部門上報數的十分之一，中央采信了遙感估算面積，這就讓減災委的同志很不服，罵我們是“亂搖筆桿”，但這不能怪遙感。當然，我們的水平也還不夠，遙感圖像是洪峰以后獲取的，洪峰時過水面積更大，圖像上反映不出來。如果有洪峰前后的多時相主被動遙感數據結合，加上數字高程模型、洪水的過程模型、地面水文數據，估算最大過水面積、淹沒深度和淹沒時間，就可以得到更準確的災情評估信息，這就要求從瞬間到過程，從二維到四維。但我們搞遙感的，很少能懂洪水的過程模型，這就要求多學科的交叉。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什么樣的體制更適合科學的發展？

李小文：溫總理有一次也問起這個問題。要回答很難，但也有簡單的現成答案，就是小平同志在科學大會上說的那句話——科學體制要理順，我給你們當好“后勤部長”！

經濟觀察報：現在有“后勤部長”來理順我們的科學體制嗎？

李小文：跟以前比起來，國家現在總的科研經費投入是非常充裕的，但還是沒人來當這個“后勤部長”。這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在的體制仍然很繁瑣，浪費了大家很多的時間，二是對知識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好像科學家們都在以搞課題的名義圈錢，不干事，把搞科研的人都像賊一樣防。于是，有關部門就今天發明一個指標，明天又發明一個指標，三天兩頭搞考核?，F在申請一個課題，六月份批了，十二月份錢才到，第二年三月份就要終期評估了，弄得想干事的科學家沒時間真干事，都去應付考核了。這是長此以往形成的惡性循環。有的時候，我一年要評估五次，評估得太差了，別人又會覺得沒有面子。事實上，并不是幾篇論文就能代表科學事業的，為什么現在都拿論文來代表科學事業？發表了幾篇論文，申請了多少獎，這就不是“后勤部長”該干的事兒。國家應該有一個發展規劃，別讓科學家每天都在寫本子申請經費，應付考核。要想當好“后勤部長”，說起來很簡單，但要怎么當，還是很難的。

經濟觀察報：你對現在的高校評估怎么看？

李小文：評估是應該的，但現在咱們評估組還要查教案什么的，搞得過于復雜了。這其實是很好辦的事情。首先弄清楚學校是干嘛的，評估起來就很簡單了。學校無非就是一個場所，進來的是新生，出去的是畢業生。你根本不用管他學校內部怎么折騰，只要看學生考進來時是什么水平，畢業時又是什么水平，流向如何，多少出國了，出國是什么學校，自費還是獎學金，多少進了公司，進公司的，職位是什么，工資是多少，按我這個辦法來評估，不用派那么漂亮的女秘書來折騰，學校也沒辦法作弊。搞得越復雜，貓膩就會越多。

科學本身就應該追求簡單性原則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一個科學家的學識和人品有著怎樣的關系？

李小文：我相信學識和人品有很強的正相關。如果用X軸代表學識；Y軸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時候，人品的差別基本獨立于學識。但隨X增加，二者相關性逐步增強。所以散點圖應該像一把掃帚，柄斜向上。有時候，我想要求我的學生都畫兩張這樣的圖，把他們認識的、知道的人都作為一個個數據點，標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為一個數據點，標上去，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什么時候注的。過段時間，再標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自己的軌跡，自我評估一把。當然，不用給別人看。

經濟觀察報：你把李嘉誠基金會獎勵你的錢拿出120萬成立了一個“李謙獎”，這“李謙獎”有什么由頭？

李小文：一開始是想叫 “李嘉誠獎”，因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是李先生出的錢，用他的名字最合適。但是獎金額度太小，老先生億萬富翁，知道了怕他會不高興。就想到我寫的一篇關于紀念李謙的文章。那篇文章寫的是，錢的作用在本質上是 “非線性和非單調性”的。就是說，對比較貧困的青年學生來講，很少一點錢，也許就能幫助他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條生命，產生比較好的社會效益。

對于李嘉誠這樣的老先生來講，多這一點錢在手上，“感覺好”的增量為零，社會效益增量為零，也就是說錢對老先生的作用是非線性的。由于我只要有口二鍋頭喝，自我感覺就能特別良好，就能感覺自己已經出了線性區，進入非線性區，再加上我兩個小孩都在美國，沒什么負擔，也不缺錢，所以就決定把李先生的獎勵捐出來。一開始，我愛人和我母親有意見，但我以李謙的名義說服了她們。

經濟觀察報：李謙是誰？

李小文：是我的長女。1969年11月生的。那時我剛大學畢業，月薪41塊多，條件差，她因為營養不良，出麻疹時并發了肺炎，又沒得到很好的照顧，1971年7月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十八個月的生命，當作一篇文章，向我愛人和我母親說明年輕人更需要幫助的道理。

經濟觀察報：網上說你回到成都去，給你一棟330平方米的別墅。你怎么又回北京了呢？

李小文：這個說起來還挺怕新聞工作者的。很多話都是瞎掰的，主要是新聞炒作。情況其實很簡單，我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畢業的，成電的畢業生里就我一個是院士，所以他們就希望我回去做做貢獻，幫他們把成電遙感這方面的學科帶起來，我也只是臨時幫他們帶帶隊伍，并沒有把這邊一鍋端。那別墅不是給的，只是在成都時可以到那里住。我也沒在別墅前照過相，你仔細看，報紙上那張別墅前的照片是剪了貼上去的。

經濟觀察報：那你經常要回成都吧？

李小文：我回去的時間不多，主要是在網上用QQ和用網易的泡泡來跟他們交流，不過，隊伍還算是基本帶起來了。

經濟觀察報：用QQ就能把隊伍帶起來，你帶隊伍的方法可真夠簡單的。

李小文：科學本身就應該追求簡單性原則，任何事情都是越簡單越好，夠了就行。

比如，要在莊稼地里防麻雀，扎一個稻草人，給它插兩把蒲扇，風一吹扇子就動，就夠用了，這是最簡單的，沒必要找個真人或是弄個超女來站在那里。如果不清楚這個道理，就會犯錯誤。我上初中時，國家號召除四害，發動老百姓都去趕麻雀，不讓它們落地，以為這樣就能把天底下的麻雀都累死。但你想想，是先把人累死還是先把麻雀累死？

經濟觀察報：你的簡單性原則是不是源于當時趕麻雀累著了？

李小文：沒有，我當時偷懶來著。老師讓自由組合，我們調皮的同學就自己組合到一起，用水壺罐滿燒酒，躲在農民的地里喝酒。我喝酒就是那時學會的。

李小文，1947年出生，四川人。1963-1968年就讀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電訊系無線電測量儀器專業；1979年到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地理系地理學與遙感專業攻讀碩士，并于1981年取得地理學與遙感專業碩士學位；1985年獲得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地理學與遙感專業博士學位及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圖像處理專業碩士學位。2002年起兼任中科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所長，現任北京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院長，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1970年代末以來，李小文長期從事地學與遙感信息科學領域的研究工作，創建了Li-Strahler幾何光學模型，并入選國際光學工程學會“里程碑系列”。他和他的科研團隊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了定量遙感研究的發展，并使我國在多角度遙感領域保持著國際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