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敢明/文

初識“茅工”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后的第一屆研究生。那是1978年秋，百廢待興，課程設置和教學秩序正在恢復。我報考的是哲學系，而大學專業則是“工業與民用建筑”，錄取時，學校又“安排”我到工業經濟系就讀。一時間仿佛四面無靠，心里七上八下。到1981年早春，我對經濟學從一無所知到略微開竅，系統學習充其量不過兩年。當年秋季就要完成的學位論文，連題目還未定下來呢！

像荒野中尋路的行者，一天，我在焦慮中到圖書館東翻西看，試圖尋找“路標”。臨近閉館，仍然迷茫不知所措。忽然，《經濟研究》雜志 （1980年12期）一篇名為“擇優分配原理簡介”的短文映入眼簾。匆匆一閱，那清晰的思路和簡潔的敘述令我愛不釋手，形成一種難以遏制的沖動：“就在這條思路上找題目！”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看完 《簡介》后的第一反應：一個最優化的數學原理，不知是國外哪個大家之作，好是好，還不知原文怎么去讀。一查看署名：茅于軾，又驚又疑，是個中國人!再細看，其工作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竟然就在北京，與人民大學同屬一個城區。

第二天，我凈面更衣，不揣冒昧登門求教。當時電話還不普及，既無預先聯系，也無熟人介紹。在忐忑不安中，我邁進了鐵道科學研究院運輸所經濟室的門坎。這是一間偌大的辦公室，一個挨一個地擺滿了十多個辦公桌。一些人正在伏案工作。室內寧靜而嚴肅。我環視室內，鼓足勇氣詢問哪位是茅老師。也許是初登大雅之堂，也許是過于期待，心臟一直咚咚作響。驀然間，在我眼睛沒有注意到的方向，傳來一聲“我姓茅”。我這才把目光聚焦于一位站起來的瘦高男子，怯生生地說明是來請教擇優分配原理的學生。唯恐被認為是給人添麻煩，正在擔心被一口回絕時，眼前這位先生親切地讓我坐下，穩重地移步到一個擺滿暖瓶的公用茶幾前，為我沏茶倒水。那和藹可親的態度，如同接待故鄉來的本家子弟。

待細加端詳，明顯感到這是一個受到大家尊重的人，也許是個領導？他說話聲調不高，緩慢而清晰。最突出的，是那雙炯炯有神的雙眼，注視著談話的對方，靜靜地傾聽。如此場景令我多少有受寵若驚之感，不經意間拉近了雙方的距離，說話也隨便起來。記得我的問題中有一句很冒失的話：“這個原理究竟是否你的原創，還是對國外名家的介紹？”當得到肯定的回答時，我還直眨眼睛。一番簡短的交談之后，茅先生給了我再次交談的承諾。時隔多年，那天我是怎樣走出來的，已經沒有任何印象。但怎樣走進去的，卻一直歷歷在目。就這樣，我算是結識了“最優化原理”的這位大作者。

以后，我又多次去茅老師所在工作單位，熟悉了這個院落，熟悉了科研院所特有的黑板。我發覺他并非領導，而是每天最早來到辦公室的人，且一到就灑掃庭院，讓全體成員都能安坐于窗明幾凈的環境中。就此，我不由又平添了幾分對他的尊敬，當然也就理解這位并非領導的人何以讓人感到是個領導。我還知道他是一個工程師。從此尊稱他為“茅工”，直到多年后都未改口。

茅老師指導我寫好學位論文

在茅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初步選定的論文題目是《擇優分配的最優化原理在基本建設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初稿約23000字，涉及擇優分配原理在標準投資回收期、投資方向、基本建設規模、基本建設宏觀效果評價、基本建設戰線調整、規模與效果之間的關系、基本建設自身結構、工期及基本建設產品質量、施工進度計劃的安排、最大基本建設規模等十個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都屬于“熱點問題”。寫好后，自我感覺良好，拿去給茅老師看。茅老師說，應用范圍雖廣，但都不夠深入。軍事上有“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道理。與其諸多問題泛泛而談，不如就其中一個問題深入講透。他幫我一同思考，最后確定就上述第十個問題“最大基本建設規?！鄙钊胙杏?，擬定論文名稱為《積累率控制模型探索》。為此茅老師用了整整一天時間，幫我提出了一個計算公式。雖然它在進行資料分析時被我做了較大更改，但在形成最終模型的思路進程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引導作用。

論文對積累率問題給出的分析結果是，我國積累率應在21.6%與28.8%之間為最優，至于偏向區間的哪一頭，取決于即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偏好，但無論如何不應超出這一范圍。這個結果，細化和論證了陳云同志和經濟學界關于積累率應在20% —30%之間的論斷。因而在論文答辯中，雖有人反感（不習慣使用數學方法），但因過硬的推理和結論得以通過。不久，在西安舉行的全國第一次數量經濟學年會上，我這篇論文入選，會后被收錄于《理論研究》雜志(1982年第4期)。從形式上看，這個模型對西方經濟學中著名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做了改進和推廣，因此一經發表即引起國際反響，還收到了美國羅得島州立大學合作研究的邀請。再往后，經人民大學龔德恩老師從數學上進一步完善，改寫為《用最優控制方法研究我國的積累率問題》，發表于《信息與控制》雜志。數年后,“積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學出版社以及至少五所高校分別出版的“經濟控制論”類教材所收錄，也引起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重視?？梢钥隙ǖ卣f，沒有茅老師，我掙扎一番也還是能畢業的，但不會有高水平的學位論文?；蛘哒f，這篇論文其實反映了茅老師在經濟理論上的水平，他只不過借此對我安排了一次“老師引進門，修行在自身”的訓練。論文終稿之前的原稿《擇優分配的最優化原理在基本建設經濟管理中的應用》，也被山西省建委的《山西基建文集》（1981年）全文刊出。因此，我有時半開玩笑地說，創造擇優分配原理的第一人是茅先生，應用擇優分配原理的學生我算第一個。2008年，我主編的開放教育教材《經濟學若干難題研究》正式出版，在思想方法的海洋中遴選了有重要思想價值的若干篇章，包括歐幾里德的公理化方法、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奧卡姆的思維經濟原則和茅老師的擇優分配原理。盡管此時擇優分配原理早已聲名鵲起，但它應名應分地進入到高校教材之中，成為大學生的課堂作業，可能還是第一次。

在茅老師的關懷下成長

當時聚集在茅老師身邊的有好多年輕人。經常見面的有宋國青、張維迎、梁天征、粟樹和等，偶爾也能見到楊小凱。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濟生活還不富裕，茅老師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不但毫不見外，還經常請我們到他家作客，于飯前飯后討論書本上的學問和現實中的一些課題。有時聚會的人比較多，茅老師的夫人趙燕玲上茶上菜格外忙，茅老師則主動夾菜夾肉給每一位客人。有一個時期，大家甚至感到會定期受到邀請去茅老師家“討論問題”，同時足吃一頓。有一次我自己都覺得吃相太過，有點不好意思。說來那時真有些傻，還以為我們對茅老師多么重要。后來才明白，這是茅老師以自己有限的工資，有意識地給學生們改善生活，補充營養。

茅老師對青年學生的關心還表現在他的悉心掛念。記得1981年夏天，北大學生宋國青有一段時間沒到茅老師家作客。百忙中的茅老師居然覺察到異樣。當時學生宿舍沒有電話，茅老師擔心他會不會生病，不顧驕陽似火，戴著草帽，專程騎車幾小時，親自上北大探望。當知道宋國青正在趕寫一本著作而緊張忙碌時，茅老師才放了心，并反復叮嚀他注意身體。茅老師還經常給我們大家一些學習用具，譬如質量好的鋼筆、文具等。這些在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的東西，對那個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無疑是及時雨。至于書籍，茅老師給我的就有十本之數。

茅老師經常給大家這個那個，卻從來不要我們的任何東西。有一年春節我回陜西寶雞探望父母，說起茅老師，父母提醒我帶兩瓶西鳳酒表示謝意，特別叮嚀以酒謝師是古往今來的尊師傳統?？苫氐奖本?，茅老師無論如何不收，說自己不喝酒，還說按照擇優分配原理，應把它分配給更需要的人。

在茅老師的關照下，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不但在學問上大有長進，而且有一種精神上的依靠和一種心理上的恬靜，如同身邊有個隨時可以解難救急的寬厚父兄。也就是在那個時期，我在茅老師手把手的引導下，進入了數理經濟學的大門，并且成為較早傳播這類學問的研究人員之一。

1981年秋季我畢業后，被分配到原國家建委經濟研究所。因機構改革，我的工作又變動到國家建設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單位。1988年，我被選調到國家體改委，進入中南海辦公。直到1992年又因工作需要調入一個機要單位，因工作的特殊性質，這才同茅老師和原來的朋友來往少了。這十多年間，作為茅老師家的?？?，就我親身所感，親眼所見，都是茅老師給予大家，而我沒看到也想不出大家給了他什么。按照人生常識，長時期的單向給予，只有父母對子女才可能，連兄弟姐妹之間都難以做到?？擅├蠋熥龅搅?，做得很平靜，做得很自然，做得無悔無終。中國老百姓有一句懇切之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茅老師對于我，對于一批人，這樣長期的關懷備至，無私給予，完全稱得上如兄之友，如父之師。

順便提一句，1999年，我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多年并已成為研究員。茅老師主持的天則研究所開展政府體制改革課題研究，又給了我一次研究機會。我聯合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兼中建總公司科技部負責人的陳祥福研究員，完成了《工程建設施工招標投標中的問題與解決辦法》的研究報告。這篇報告后來被有關方面使用。在我和同事心目中，茅老師行政上雖已退休，但思想上仍然是運籌帷幄的師長。

屈指一算，認識茅老師快三十年了。三十年是一個人、一代人的生命旺盛區間。但至今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報茅老師。也許，我永遠都沒有可能，茅老師也永遠都不需要任何回報。這個客觀存在，對我的精神世界有著強烈的震撼之力。它讓我相信無私和崇高人格的真實和完美，進而認識到為勞苦大眾、為全體人民謀幸福的光榮和崇高。

正因為有幸認識茅老師本人，我確信他開辦保姆學校、在貧困山區創辦小額貸款扶貧基金絕非來自于營利目的，完全是出自于幫助弱勢群體的善良之心，是為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奉獻的一份力量。在私人權益得以張揚的潮流中，這些高尚之舉理所當然得到了國內外的高度評價。不說世界銀行行長的贊揚，也不說國內親朋的積極贊襄，單說我的一次經歷：2007年我到甘肅省一個貧困縣出差，碰到一個普通百姓，他不知道省長是誰，甚至也叫不出縣長的名字，但卻知道千里之外的茅于軾。原來茅老師的扶貧善舉，經過老百姓的口口相傳，已經成為一種傳奇了。

愛因斯坦在紀念居里夫人時說過的一段話，用在茅老師身上，我認為十分貼切：“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還要大?！?

茅老師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

茅老師經歷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年少時遭遇日本侵略，在顛沛流離中體會到國家積貧積弱之痛。大學畢業，正值新中國成立，懷著滿腔熱情投入東北工業基地的建設，在艱苦奮斗中追求國家強盛的夢想，成績迭出?？刹怀鰩啄?，他在稀里糊涂中被劃為右派，下放到農村忍饑挨餓，一度全身浮腫?！拔母铩敝杏直怀?、批斗和毆打，最后被發配到山西接受勞動改造。后來，他有機會重新成為一名研究人員。面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茅老師不能不感慨萬千，強烈感到社會制度的進步對于每一個公民的極端重要。正如魯迅看到社會的弊端，從醫學救人轉向文學救世一樣，茅老師看到經濟體制的缺陷，也從工程學轉向經濟學——經國濟世之學，并進而深入到人權、道德和社會制度的研究領域。

茅老師原為鐵道工程師，本來就有扎實的數理基礎，加上多年的理工實踐和對數學的勤奮自修，使他養成了嚴密的邏輯思維習慣和超強的推理洞察能力。在常人看來的簡單事實，在茅老師眼中卻可發現背后隱含的深刻道理?；蛟S出自于曾經挨餓的下意識，他舉例說，如果把當前豐盛宴席上吃不完的食物調劑到發生饑荒的時間或地點去消費，在食物消費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對人或社會的總效用卻能大為改觀。也就是說，通過改進分配方式，對食物的利用效果可以改進。用抽象和推廣概念的方法，把以上直觀可靠的事實提煉和上升為“有限資源的擇優分配”，構成了他稱之為“擇優分配原理”的觀念基礎。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人均資源卻并不富裕，所以減少浪費，合理使用有限資源，不僅是經濟學的一種陽春白雪，更是中國百姓未來安身立命不可違抗的準則。為國為民的強烈動機，文理兼通的洞察能力，加上得心應手的數學工具，三項合力，終于孕育出以中國人命名的一條最優化數學原理。很多人對擇優分配原理的稱贊，我認為都不到位。它不但有數學的嚴格性，而且橫跨經濟和技術兩大領域，是一個在思想高度和視角廣度上堪比牛頓力學體系的思想成果，更是一個前提極少而結論豐富的公理化體系，足以使人高山仰止。

茅老師還認為，社會的進步既取決于制度的改善，又出自每個人的道德風尚和合作精神。因而他身體力行，對每一個人總是保持著真誠善良的態度。他從不依附權貴，也從不怠慢布衣。在眾多的年輕朋友中，有不少是他“屈尊就駕”主動結交的。例如他給我就寫過幾十封信，也給許多人寫過大量的信件。這些信件即使多年后讀來，其精辟的見解和拳拳之心也足以令人感動。對取得些微成績的人，他還經常主動打電話表示祝賀。1999年我在《青年思想家》雜志發表《試論既有實踐中社會主義始興后衰的基本原因》，用“測量基礎的變異”來解釋計劃經濟的興旺與衰變，茅老師主動打來電話表示祝賀。所有這些看上去的小事，似乎是平凡的，誰都能做到的，但如同在平凡的崗位上成為時代標兵的雷鋒一樣，大量、長期和自覺的言行，匯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魅力，正所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茅老師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讓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讓過去的悲劇不再重演。他像千千萬萬普通人一樣熱愛生活，憧憬未來。當你看到他神情專注地打太極拳的身影時，立刻就會感受到他也喜歡鳥語花香，追求幸福和健康。所不同的是，他絕不以損害別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趙燕玲說過這樣一個故事：“茅老師下放農村，一度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極端饑餓的情況下，活著的人只有一個本能，就是尋找食物。而茅老師面對一鍋公用稀粥，不會像別人一樣動腦筋多舀點米出來，而是給自己碗里舀進好多稀粥水。房東老大娘看著這個老實人餓得厲害，偷偷在他被子里放了張餅。他發覺后不是趕緊吃了，反而到處打問這是誰的餅子?！边@件事雖然非我親見，但我完全相信是真的，因為符合茅老師的一貫理念。他對于悲慘歲月的反思十分質樸而深刻：“對于那些暗中幫助過我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他們這樣做并不圖回報，甚至還冒著生命的危險。他們是有良知的人。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著他們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報答他們的最好方法，就是學習他們，并用他們的精神教育后人?！?

茅老師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當中的一個普通人，但作為不懈地追求真理與高尚的一個分子，又切實超越了普通人。一個人一生能有擇優分配原理這樣一個成果，就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了，何況他學術成果掛滿枝頭。

隨著時光的推移和中國體制改革的深入，茅老師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贊譽。但近年來，他所發表的一些觀點又遭遇尖銳質疑。如何理解這一點呢？在我看來，西方經濟學如同牛頓力學，在“低速”情況下十分接近真實。但在“高速”情況下就不再適用。當今社會正在加速前進，西方經濟學所產生的某些政策主張已經越來越顯示出偏差。就茅老師自己，他信奉亞當·斯密的學術范式，說“人是自利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但他踐行的又往往是明顯的利他行為。這種矛盾本身就提示，既有的西方經濟學應當從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師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終保持著嚴肅、認真乃至虔誠的學者風范。

我為能成為茅老師的學生而驕傲，也為能夠結識他而感到幸運?！暗赂邔W深，一代師表”這八個字對茅老師當之無愧。以擇優分配原理為代表的思想成果和他那永不褪色的人格魅力，定將成為一代人心中的豐碑。

（作者為中央直屬機關某單位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