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陳志武/文 茅于軾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長輩學者之一，包括他的人格與學術。

茅老師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寬容大度，海納百川。他對人的尊重，會讓你感動，而且不管你的年齡、個性、意識形態，都會被他感動。如果你昨天還斗志昂揚、充滿憤怒，甚至還在用言語攻擊他人，今天你見到茅老師，你會頓時感到自己的無禮、不尊。茅老師說，“不但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給你不愛的人以自由。在某些情況下，也給敵人以自由，可以化敵為友?！彼臑槿司褪侨绱?。

傳統觀念往往認為，那些偏好現代經濟學、接受甚至信奉“經濟人”假設的人，自己就是本性自私、唯利是圖的人；那些爭取自由、倡導權利、甚至信奉個人主義的人，自然是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冷血動物，沒有溫暖，對人冷酷無情?？墒?，現實生活中，那些口口聲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抵制“經濟人”假設的人，卻經常是自私自利、不顧他人、不容異己、也不尊重他人的人。恰恰是像茅于軾先生這樣信奉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者，卻是那么心平氣和、真誠待人，客觀上忘我。這是為什么？

很遺憾，今天的中國差不多還像過去一樣，灌輸似是而非謬論的人大有市場，講出真理的人反而成眾矢之的。茅老師說，社會上有很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有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所以他才提倡“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吹矫├蠋熞虼硕艿降膼阂夤?，真讓人痛心。

為什么不可以 “為富人說話”呢？一個良序社會應該尊重每個人的權利、保護每個人的財產，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他們的財富是合法所得。茅老師不富有，到今天還是住著原來單位分的舊房子。他有什么利益本位呢？如果要說關心農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師必然排在第一。從山西農村的小額貸款項目到家政培訓，這些事他本來不需要去做，但是他卻要突破各種行政障礙，歷盡艱難地去做。

兩年前的冬天，去茅老師家，他說，希望能給中西部的農家送去太陽能熱水爐，就是最簡單的那種，在房頂上裝一太陽能瓦片，到晚上可以有盆溫水。他說，不要太多的費用，就能讓眾多農民避免手長凍瘡，如果能做到，那該多好！聽他這么說，你能真切感受到他是多么在乎窮苦百姓的處境，在乎他們生活細微的方方面面。那不是在做戲，他用不著做戲。

所以，當我看到一些人攻擊茅老、說他是為某些利益集團說話時，我真覺得說這種話的人應該一輩子感到羞辱——而且還不夠。

正因為權利平等、自由選擇是一個和諧良序社會的基礎，所以，不管自己是窮是富，我們都應該像尊重窮人的權利一樣去尊重富人的權利。試想一下，如果今天因為張三富有，就要剝奪他的某些權利，明天，會不會因為李四是知識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剝奪他的人權？后天，會不會因為王五有不同政見而抓進農場做“勞動改造”？再后天，會不會因為譚六穿戴“奇裝異服”而被打入冷宮？我們不能再生活在以顏色、財富、身份、觀念等定義權利的社會，不能讓“黑五類”、“紅三類”這樣的詞匯再出現在中文的世界里。

作為后輩，我能跟茅老師有忘年交，真是我終生的榮幸。自2002年認識茅老師以來，他的著作和教導總是啟發我的思考，激發新的火花。

比如，“剝削”在現代中文詞匯、特別是政治社會詞匯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眾多革命、政治運動的動員口號。但是，對一個這么核心的、刺激中國社會經歷了幾十年動蕩的概念，以往的定義卻非常模糊?；趧趧觾r值論的“剝削”觀顯然是一廂情愿，有悖于中國過去三十年市場化改革成就的事實。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相當市場化了，這個概念，或說政治術語，還是沒有澄清，這將為未來的中國社會留下后患。

在《經濟自由主義背后的不自由》（《新青年·權衡》2006年7月號）一文中，茅于軾先生談到，“尊重別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準則。只有平等自由的雙方達成的交易能夠同時給雙方帶來利益。因為使一方受損的交易不可能同時為雙方所同意的。更為重要的是，雙方同意，雙方得益，一定有財富的增加。否則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將受損。所以交換產生財富。市場經濟能夠使社會財富蓬勃噴發，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換就會發生剝削。社會財富未必能夠增加?？縿兿?，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社會財富總量未必增加。剝削不能夠使國家富強，創造才能夠使國家富強。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換在經濟學里至關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剝削在所難免?！?

茅老師對剝削的定義點出了市場經濟的本質，“一方受控的交換就會發生剝削”，“平等自由的交換”中不存在剝削，基于非自由選擇的交易即存在剝削。

這是什么意思呢？一個意思是，基于權力壟斷的交易就存在剝削，這包括國有壟斷企業。例如，國家電力公司是你唯一能買到電的機構，除了它之外，你沒有別的路可走，沒有選擇，于是，價格和服務完全由電力公司定，剝削的基礎就在于此；國有石油公司、電信公司，都如此。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國有企業的利益方即股東是國家，而國家又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的機構，因此，當國有企業去跟民間消費者、民營企業做交易時，雙方的地位必然不平等；一方壟斷各類權力，而另一方甚至連基本的經濟自由都沒有，這種基于不平等地位的交易為剝削提供了土壤。這就是為什么國有企業份量多的經濟必然是不平等的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也正因為如此，要建設真正的市場經濟社會，國家就不應該以股東的身份出現在營利性的經濟活動中。

為了防止剝削，原來的法律規定私人企業的雇工數不能超過8個。即便現在，仍然有人把企業大小和市場地位作為判斷是否剝削的依據。但是，按照茅老師的定義，這種對剝削的理解是離譜的。因為，只要一家私人企業不是人們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業機構，只要雇員可以在甲企業、乙企業、丙企業之間自由地換工作，雇用關系中就不存在抑制自由選擇的不平等地位，因而不會出現剝削。至少，是否會出現剝削跟企業的大小和員工數量無關。

按照自由選擇的原則來定義剝削后，我們發現，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是中國社會唯一合法、唯一可行的雇主，那當然是一種最極端的壟斷狀態，就業場上不存在自由選擇權、也沒有任何自由選擇機會。那期間，是否存在剝削？如果有，那是什么剝削呢？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反思。

茅老師給予我們的東西太多太多——啟發我們做人的方方面面，也引導我們去獨立思考。為茅于軾先生慶賀八十大壽，是所有認識、熟悉茅老師的朋友和同仁的榮幸。作為中國人，應該慶幸有這樣一位導師在堅持不懈地為中國之憂而憂，為我們指明那些本該明了、卻被某些利益集團不斷攪渾的道理。我衷心祝愿茅老師健康長壽！

（作者為耶魯大學經濟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