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一

在一個名流云集的研討會上，一個膚黑瘦高的人站起來提問。他身著一件淺色的夾克，形象樸實，儼然一個農民工，但所提問題很尖銳，主席臺上原本口若懸河的嘉賓頓時囁嚅起來。后來才知道，提問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一個掌控著上萬億資產的企業家。

“我們這一代人是建國前后的一代人，基本是在新中國環境下長大的?！鼻貢哉f。

秦曉出生在解放戰爭后期。1949年5月賀龍率領“一野”進軍川北，旌旗獵獵，征塵滾滾，在南下的人流中，就有年僅兩歲的秦曉。在當時的西康省生活了三年以后，他隨北調的父母來到北京。

作為一個干部子弟，秦曉的生活幾乎是一帆風順的。從六一幼兒園到育才學校再到北京四中，他接受了系統的革命的精英教育。秦曉坦率地承認，當六十年代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的時候，作為一名深受“接班人教育”的中學生，他是贊成的。雖然當時他還沒有成年，但是已經有了“接班人思想”。

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風云籠罩著北京的中學、大學。1965年掀起“四清”運動高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為主的部分學生進行串聯、罷課，給中央寫“進言書”，尖銳批評當時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要求學校里搞階級斗爭。高二學生秦曉也參加了，不過他不是主角。

“雖然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但回想起來我還是比較溫和的，不希望太激進。我不太能接受學生之間也要搞階級斗爭?！鼻貢曰貞浾f。

他沒有想到，這不過是一次預演，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平地而起，他的命運也將隨之跌宕起伏。

二

秦曉高中尚未畢業，“文化大革命”呼嘯而來。

北京毫無疑問是風暴的中心地帶，被裹挾進來的中學生又成為風暴的加速器。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高喊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無法無天，近似瘋狂地宣泄著革命的熱情。

而一部分長期接受接班人教育的青年學生并不認為亂打亂砸就叫革命行動。為了“糾正”紅衛兵的過激行為，秦曉和他的同學孔丹等人組織北京西城區幾十所中學紅衛兵成立了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 “西糾”），陸續發出了13個通令，反對批斗、抄家、體罰，針對保衛中央黨政機關、保護老干部、保衛國家機密、維護首都社會秩序等作出規定，試圖制止紅衛兵對“統戰對象”的胡亂抄家等行為，恢復秩序。

周恩來指示國務院秘書長為 “西糾”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種活動的便利條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卻認為“西糾”是反動組織，周恩來是它的后臺?！拔骷m”解散后，秦曉和他的同學們開始反思紅衛兵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他們自辦了一份名為《解放全人類》的小報，發刊詞是《從解放紅五類到解放全人類》，并組織了一系列活動，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倒行逆施提出質疑和批判。四中被軍管后，他們因反對“中央文革小組”而被學校拘留、審查?！安灰f當兵、當工人，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插隊也不讓我們去，要對我們做運動后期處理?！鼻貢哉f。

已經在內蒙古插隊的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劉進回北京，向秦曉他們介紹了內蒙古的情況，說那里很好。于是，秦曉和他的同學們不辭而別，跑到了大草原。當地并不接納，他們卻一直苦苦等候。1968年12月，偉大領袖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秦曉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一個牧場開始了新的生活，成為“老三屆”的一員。

北京來的知青們不能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到各個放牧小組。這里自然條件很惡劣，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蒙語，看上去跟當地人已經沒有什么區別，北京青年秦曉變成了牧民秦曉。在這里，他了解了真實的中國底層社會。在他看來，千萬青年人失去選擇的自由，離開正常的人生軌道，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但是，就他個人而言，“我在內蒙古積累了寶貴的人生財富”。

至今，秦曉仍然對他下過鄉的地方牽腸掛肚。他回去過兩次，還把女兒帶回去，讓她看看爸爸曾經生活的地方。草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老鄉們依然住得很分散。聽說他要回來，每家都派個小孩在路口等著?！拔覀冮_著汽車，到路口孩子就帶著到他們家坐一坐，老鄉見面就要哭，坐下就走不了，吃他們的手扒羊肉。最后天黑了，很多老鄉家都沒去。后來我才知道，那些孩子們一直等到天黑，什么也沒有等到。我們聽了很傷心?！?

三

秦曉坐在我的對面，聲音低沉地梳理著往日的歲月和思想的變遷?！罢f老實話，很長時間我沒有覺醒，只是覺得有些不對勁”，他說。

“不對勁”，其實就是對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實踐的懷疑。

1971年秋天林彪外逃，折戟黃沙。消息傳到了24歲的牧民秦曉耳朵里，他感到天崩地裂般的震撼。秦曉說，那時的精神狀態就是“上帝死了，我們怎么辦”，因為，“過去把毛主席看成神，他說的都是真理，我們都應該按他說的去做?？墒撬詈玫膶W生卻背叛了他！”

知青們開始讀書、通信、討論問題。秦曉認為，要重新回到認識論上去，人對真理的認識是多次重復的，不應該盲目輕信，只有通過實踐去檢驗真理。

通過劉進，秦曉他們讀到了手抄本小說《公開的情書》。這是劉進的姐姐劉青鋒和她的丈夫金觀濤兩人合寫的書信體小說，在小說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門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廠、農村的大學生通書信往來保持著獨立的思考，展示了一代人對真理的苦苦探索。

秦曉還讀了許多 “內部書”?！拔母铩鼻?，出版社出版一些專供一定級別官員、知識分子看的書籍，其中有灰皮書、黃皮書和白皮書。所謂“黃皮書”是比較前衛的文學作品，遠離當時流行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手法，例如意識流小說；所謂“灰皮書”，是學術性圖書；而“白皮書”，則是更政治化的文件、圖書。秦曉的家中就有些這樣的書，但是他沒有怎么看過。到內蒙古時他帶了一些，后來又讓家里寄過去一些，有時還和朋友交換。這些供批判用的“內部圖書”，在他眼前打開了一扇窗戶，新鮮空氣撲面而來。

說起當年讀過的書，秦曉一口氣說出許多。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約翰·克里斯朵夫是一個音樂家，早年他走了很多彎路，經歷了很多事情。三十多年過去，秦曉仍然清晰地記得約翰·克里斯朵夫說過的一段話：“一個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時候他被各種謊言所填滿。當他覺醒的時候，當他成長起來的時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嘔吐，把這些謊言都嘔吐出來，重新開始?！?

秦曉決心“嘔吐”謊言，重新開始。作為一個用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的人，他開始重新打量自己生活的世界。

四

1972年，在停止招生六年之后，部分大學又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

六年前錯過了機會的秦曉渴望進入大學讀書，這次卻與北京大學擦肩而過。北大物理系招生的老師在相鄰的縣（旗）沒有招夠，發現了北京四中畢業的老高三學生秦曉，非常高興，要他到北大讀書。秦曉非常痛快地答應了，可是他本來報的山西礦業學院的招生老師找到他說，你答應我了，我也跟領導說了，你這樣我回去要受批評的?！澳菚r候人很老實，或者說很傻，受的教育也是要對人負責，我就沒有去北大?！鼻貢孕χf。

山西是秦曉的老家。三十多年前，他的父親在中學即將畢業的時候離開了家鄉，參加了革命。在山西礦業學院機械系學習的三年里，秦曉最大的收獲不是在校園里面。他跟著一位曾經留學美國、當時在家賦閑的學者學習英語，進步很大。1975年國家引進了大量石油、化工、煤炭設備，需要一些有工程技術背景的人學外語去接機器設備，臨近畢業的秦曉被抽到北京學外語。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了煤炭部的國際司。

剛到煤炭部不久，“四人幫”就被抓了起來。秦曉并沒有對此感到有多么震驚，他說，“有在預料之中的感覺，倒行逆施到那種程度，覺得肯定要垮”，“當時朋友在一起不討論 ‘四人幫’怎么樣，討論的是‘四人幫’粉碎之后怎么辦”。這一代人不再狂熱，開始理性地認識和對待一切。

“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了，中國迎來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新時代。

秦曉和當時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都有交往，包括“農村發展研究組”的那群年輕人，大家都成為很好的朋友。通過劉進介紹，秦曉認識了金觀濤夫婦，讀到了他們關于 “中國歷史超穩定結構”的論文，還和同學孔丹等人一起跟著金觀濤討論方法論。

“那時候中國是一個特殊時期，”秦曉感慨地說，“是體制內的政府精英和體制外的精英有高度共識的一個時期，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四人幫’的時候，認為計劃經濟體制要改，要往前推進，要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大家認真討論，集中了智慧和力量。今天不一樣，今天共識破裂了?！?

秦曉坦承，“那時我不是最活躍的，但我都參與過，沒有落伍，而且我也有自己的思考”。當時年過三十的秦曉仍然渴望著讀研究生，“我是北京四中高三生，山西礦業學院三年工農兵課程不能滿足我對知識的渴望。我當時想學經濟?！?980年，他考入中國礦業大學攻讀企管研究生。

“那時候有《資本論》的課，老師是蘇聯專家的學生，每章甚至每頁都爛熟的。我上課愛睡覺，可當時學經濟的只有我們兩個人，一個老師對兩個學生，他看著你，你看著他，上課不能睡覺，印象就深了?！倍嗄暌院?，已經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的秦曉去中央黨校學習，那里有四位講《資本論》的老師，號稱“四大金剛”。秦曉和其中一位老師討論《資本論》時提出，《資本論》有幾個問題可以研究：第一，《資本論》是經濟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它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束縛了生產力，如果改變所有制，變成公有制，解放生產力，就可以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這是經濟決定論；第二，《資本論》假設資源無限，只要有技術進步，資源就無限，而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源有限，人的需求無限，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在這一前提下財富的創造和分配；第三，《資本論》假設人不是理性的，其實任何情況下都有搭便車偷懶的道德風險?！霸谔岢鲞@些問題的時候，旁邊有朋友拉我，嫌我說過了，怕我出事?！鼻貢孕χ貞浾f。

研究生學習期間，秦曉讀了大量討論體制改革的書。1983年獲得經濟管理碩士后，他進入中南海工作，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的秘書。提到這位建國后主持第一次軍銜評定的革命前輩，秦曉感念地說：“他對我教育很大，對我很信任，像在內蒙了解草根社會一樣，在他身邊工作我了解了中國的上層，知道這個崗位怎么決策?！?

有一次，秦曉陪同宋任窮去三峽。在船上，秦曉和一個外國人愉快地聊起來。宋任窮說：“你的外語這么好，那你應該干更需要你去做的工作?！鼻貢詻]敢說話。不久，石油部長唐克要秦曉去他那里工作。于是，他就離開了中南海，擔任了石油部國際司的副司長。不久，他又調入中信工作。

秦曉還提到了“老大哥”王軍：“他一直要我到中信工作，而且他對我影響很大?！笔聦嵣?，在中信十五年，秦曉對王軍幾乎 “亦步亦趨”。 王軍每一次升遷，都是由秦曉接替其位置，直到秦曉接任中信公司總經理。

在中信這個頗為特殊的企業里，秦曉逐漸歷練為一位企業家?！耙乒苓@么大的企業，而且是比較國際化、比較前沿的企業，又處于轉軌時期，挑戰性很大。我那時候比較系統地讀了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秦曉說。在中國，許多做企業管理的人不懂經濟學，而搞經濟學的人對企業不了解。他希望把它們打通一下，寫了許多文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清泰很喜歡他的文章，還推薦他去中央黨校講課。他儼然是一個學者型企業家。

從五十歲開始，這個有著學術偏好的企業家苦攻五年，終于在2002年通過答辯，拿到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叭甑臅r間都用在讀書和文獻評述上，后來兩年寫論文，寫得很苦”。 可是收獲也很大，嚴格的學術訓練幫助他建立起了一套縝密的分析問題的方法與框架。

五

2001年，秦曉來到香港，接任香港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招商局最早由李鴻章創辦，當五十四歲的秦曉接任招商局董事長時，這家企業已經有130年歷史了。

招商局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也是中國現代化的見證者。隨著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跌宕，招商局幾度沉浮。洋務運動初期以“求強”為主，后來主事者逐漸意識到，只有“求富”才能“圖強”，于是由創辦軍工制造廠向創辦民用企業轉型，招商局應運而生。在其創辦后的二十年間，迅速成為清末大型官督商辦企業的典型，深遠地影響了中國早期經濟現代化。時隔一個多世紀后，招商局又一次和中國的大變革緊密契合。1979年招商局開始在蛇口建立工業區，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第一次允許外商投資辦企業的地方。在蛇口工業區，招商局推動了許多改革，自身也從一家單一的航運企業迅速發展成為綜合性企業集團。

但是，當秦曉接手時，香港招商局被亞洲金融風暴沖擊得一塌糊涂。他提出了“再造招商局第三次輝煌”。經過重組、調整和發展，招商局現在擁有總資產2000多億元，利潤總額近200億元，成為中國企業參與世界競爭的重要力量。

在領導香港招商局的過程中，秦曉意外地接觸到了中國近代史的另一面：自晚清以來，隨著西學東漸，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中國曾有過幾次具有較大影響的思想啟蒙運動。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這幾次思想啟蒙運動都中途而止，近現代中國所面臨的中西交沖、山河破碎、新舊轉折，使得獨立、富強成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主題訴求。因此，現代性轉型對中國來說，就等同于民族獨立、民富國強。這就是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特殊性。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大背景下，誕生了招商局這樣一家特殊的企業，形成了一家企業和一個國家現代化之間的特殊關系。但是，招商局的幾度興衰證明，中國的近、現代化史說明，器的層面只是一個結果，只有通過理念更新、制度變革才能實現現代性的轉型。

思索日漸深入，歷史的線索也日漸清晰：晚清嚴復對西學(價值觀層面)的引入轉向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之用”，以及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器物層面)，20世紀初由陳獨秀、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轉向以救亡為主調的“五四”運動，這不就是李澤厚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嗎？于是，八十年代也進入思考的視野。

在秦曉的記憶里，八十年代有許多歷史片斷依然清晰閃亮：星星畫展、朦朧詩、《走向未來》叢書、文化熱……但是，和熱衷于思想啟蒙的人們不同，秦曉盡管和其中許多人都熟識，甚至參與了一些活動，但是他更關注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關注經濟體制改革的和關注文化的是兩群人，基本不搭的”。直到近年來，在他翻閱資料時才驚覺，八十年代曾經發生過一場啟蒙運動，“我們當時怎么對這些事一點不關注呢？”他追問道。這時他才意識到，“20世紀八十年代 ‘文革’結束后，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化、思想領域興起的‘新啟蒙’運動轉變為政府主導的以批判‘文革’、建立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膫€現代化’已經是政治化的一套話語，而前者是民間啟蒙的話語?！辈恢挥X間，現代性已經被置換成了現代化。

難道這次啟蒙運動也逃不脫歷史的宿命嗎？他感到惶恐，找朋友談對現代性的看法，“談了一圈，我覺得打擊很大，這些人都不關心這些事”。

哈貝馬斯把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主張稱為“現代性方案”，他認為這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現代文明秩序是一個需要醫治和修補的制度。秦曉認為，中國現代性轉型已跨越了三個世紀，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國的“現代性方案”也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是一個需要對現代核心價值觀、對未來模式和路徑重認定的歷史使命，是一個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現實問題，是一個可能對人類“現代性方案”做出貢獻的愿景。

于是，一向主張“對時尚和主流永遠保持清醒的批判態度”的秦曉，開始了對中國“現代性方案”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