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波　　自從二十多年前氣候變化成為一項全球性議題以來，有關這一現象是否已發生、是否因人類活動造成、以何種方式應對更為合理的爭論，便一直與之形影相隨，而爭論的烈度似乎也與這一議題所受的關注恰成正比。氣候變化已不再是個純粹的科學命題，政治與經濟因素的介入已完全改變了這個話題的性質，以至于在許多國家，對此事的態度已成為劃分左右陣營的鮮明表征。

而隨著論爭愈來愈激烈，雙方都傾向于將自身描繪為遭受主流勢力打壓的受害者。一些科學家抱怨政府部門與大公司在壓制他們的聲音，不讓他們講出全球變暖的真相，以防公眾要求降低碳排放的壓力影響商界的利益，而另一些人也牢騷滿腹，聲稱氣候變化已被環保分子奉為一種不容褻瀆的新拜物教，任何提出相反證據的人都會被打入居心不良者的陣營。更為有趣的是，氣候變化正在變成一種“科學彩票”，持不同觀點的科學家與知識分子在網上打賭，把未來幾十年里全球氣溫的升降當作賭注。

但一想到《不合時宜的真相》、《第十一小時》等影片中描繪的海平面上升、疾病流行、全球各地的干旱、洪水與饑荒時，饒有趣味的學術爭論就必須讓位于冷冰冰的政策思考。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可能帶來的后果？對此問題的回答無非有兩個：一是事先通過降低碳排放等措施緩解形勢的嚴重性；二是對可能爆發的災害預做準備——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圍海造陸的荷蘭人告訴世人，就算海平面上升，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但這兩條途徑究竟孰輕孰重，如何取舍？對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一份《全球公民社會氣候變化報告》在中國發布。由非政府組織“氣候變化公民社會聯盟”撰寫的這份報告，把主要矛頭對準了借氣候變化議題來實施政府干預與管制的做法。報告的基礎論點是，全球變暖或許正在產生影響，但若認為除非采取極端的緊急行動，否則人類將會大禍臨頭，這樣的說法純屬聳人聽聞。換言之，人類完全可以以逐步的調適來順應氣溫升高帶來的變化，而適應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國的具體政策。

報告以一個跨國比較的實例來說明政策問題的重要性。與處于低海拔平原的孟加拉國相比，大多數人居住在海平線以下的荷蘭顯然更易遭受海水的淹沒，但自1953年以來荷蘭從未發生過洪水，而孟加拉國則動輒發生大洪災，使其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向發達國家請求援助。報告將原因歸結于荷蘭的制度秩序，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與完善的基礎設施，而飽受政府濫權、腐敗、瀆職之苦的孟加拉國，一經洪水襲擊則損失慘重。

故此，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概要完全沒有提及溫室氣體，而是呼吁各國建立有良好界定的、易于執行和公開交易的產權，保障全國民眾、尤其是城市周邊貧窮人口平等的公民權，建立獨立、公開、透明的司法系統，取消各種扭曲性的政府管制與稅收政策。

會后，作為“氣候變化公民社會聯盟”的代表，英國智庫“國際政策網絡”（IPN）主管朱利安·莫里斯（JulianMorris）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莫里斯也是該組織的創立者，兼任英國白金漢大學客座教授。莫里斯的看法當然僅是一家之言，但正如英國作家孟肯所說，“對于所有復雜的問題，都有一種簡單、明顯卻又錯誤的解決方法”。也許此種觀點最大的意義，并不是讓我們忽視氣候變化的危險性，而是讓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復雜性與多面性，進而在一片 “綠色”、“節能”、“和諧”的生態與道德呼聲中，關注更深層面的制度建設。

訪談

被操縱的議題？

經濟觀察報：首先要問的是，氣候變化是不是個現實存在的問題，抑或說它只是個被媒體、政治家等夸大其詞的事情？

莫里斯：從某種意義上說，二者都是對的。氣候變化一直在發生，人類很可能對此產生了某種影響，不過影響的程度在我看來是不清楚的。由于氣候自身的性質，我們無法準確預測其未來的變化。如果有人說，他們有90％的確信，可以認定人類對氣候產生了影響，那么在統計學上是無法做這樣的斷言的。這個問題被夸大了嗎？我想是的。許多政府、非政府組織、公司、影星、政治家在這件事上已變得極為激動，而對其他也許更為重要的議題則有所忽略。我不是說不應關注氣候變化，但這一關注也許與事態本身的危險性并不相符。我想有證據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有關氣候變化的討論被一些個人和組織操縱了，這些人一直想要推行一套解決方案。他們故意設計這個問題，從而使之與他們業已擬定的解決方案相配。

一直以來讓我吃驚的一點是，過去二十年以來就氣候變化提出的解決方案，與20世紀70年代就全球變冷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一樣的。當時有人論稱，硫等物質的過度排放使全球變冷，而這些物質是隨著化石燃料的使用排放的，于是他們的結論就是我們要少用些化石燃料。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一些人的主張就變成了要減少碳排放，于是結論也是要少用化石燃料。面對這樣預設結論的做法，我們的思路是，假設存在真正的問題，現實的、成本上高效的解決方法是什么。這就是我們這份報告的內容。

經濟觀察報：你說有些人在操縱和設計氣候變化問題，那么假如是這樣，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究竟是什么人從中獲益呢？

莫里斯：參與氣候變化爭論的團體很多。核產業在20世紀80年代對于強調氣候變化問題非常熱心，很明顯他們在這里邊有利益。氣候學曾是一個很邊緣的學科，但現在已經很主流了。所以氣候科學家也許在不經意間從氣候變化議題的升溫中獲益。環保團體借氣候變化問題來抬高他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現有的大型環保組織靠著宣傳嚇人的故事來獲得運轉依賴的資金。主要環保組織的預算動輒數億美元，如果公眾擔心環保問題，那對他們有利。此外還有各國的環境部長等政治家。以上都是一些從這一爭論中獲益的群體。但這不是說他們錯了，只是說他們有利益來宣傳一種特定的觀點。

經濟觀察報：你們的報告認為，《京都議定書》也許并不是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有效方法，為什么？

莫里斯：因為《京都議定書》本身并不要求對碳排放做大幅的削減，而只要求適度的降低，而且只對工業化國家有這樣的要求，而這些國家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例在降低。所以來自其他國家的碳排放增加很可能超過這些國家的削減，例如我們已經看到中印兩國碳排放的大增，其部分原因是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在履行《京都議定書》的義務時，商務成本上升了。就算徹底履行這項議定書，到2100年也只能將變暖推遲6年左右，所以這樣的效果是很小的。如果會發生氣候災難，《京都議定書》是沒用的，它減少碳排放的效果很弱，成本又非常高，相當于每年1000億美元。那是很大的一筆錢，完全可用在更合適的地方。

經濟觀察報：但你覺得削減碳排放是否是當務之急呢？

莫里斯：不是。我覺得要應對氣候變化可能產生的問題，還有許多其他的、成本更低廉的辦法。有人稱氣候變化會帶來一些疾病的增多，但如果現在就投資于防治疾病的方法，改善基礎設施，使人們更易獲得干凈的飲用水，那么可以以比減少碳排放低得多的代價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這將是一個雙贏的過程，隨著人們疾病的減少，生產效率也會提高，其對經濟凈效果將是正面的。與其費勁地削減碳排放，還不如找辦法來改善經濟結構，使其更高效，更能給民眾帶來利益。所以我們的主要關注點是增強經濟增長的能力，具體而言就是樹立正確的經濟結構，鼓勵民眾發揮企業家的冒險創新精神，脫離貧困，從而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這就是我們在報告中探討的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問題的首要機制。

我們也探討了發生災難性的氣候問題的可能性，在那時應該是地質工程發揮作用。如果氣候真發生巨變，給社會帶來大災難，削減碳排放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的建議是，一方面研究如何適應最有可能發生的變化，除此之外想辦法鼓勵一些地質工程科技，例如將硫發射到大氣層之外，使之反射太陽光，從而直接給地球降溫。還有一些其他的科技，都可以迅速地發揮作用。所以我想正確的討論應該是這樣的，而不是一心沉溺于思考如何削減碳排放。

產權解決方法

經濟觀察報：對于你所說的這些科技，你覺得最好是由政府提供激勵機制來發展，還是把這個工作主要留給私人部門去解決？

莫里斯：經濟發展史與科技創新史大體上表明，政府在扶持新科技方面的成績是很差的，而私人部門卻有合適的動力去做好。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他們就有動力以較少的資源去創新，而且污染物的排放也會減少。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好是由私人市場去解決。

經濟觀察報：現在英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法治、明晰的產權、自由的市場等因素是既存的，而在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度非常高。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是應該先建立上述機制之后再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還是現在就應該以政府為先導推進這項工作？

莫里斯：我不覺得政府有多大的能力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如果以政府為先導，他們也許會做一些適得其反的事情，甚至會減緩原本可能有益的創新。所以在我看來，更理性的方式是，政府應當逐步退出一些公司，尤其是那些生產私人產品的公司。在應對環境問題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的正確作用是建立并執行產權，而在一些情況下，如果無法以純粹的產權方法來解決問題，就應該實施防范污染的管制措施。在那樣的情況下，國有公司與政府管制就會發生沖突，而在中國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受到的政府管制要比私營企業寬松得多。如果要想解決像北京這么嚴重的污染問題，就應該在應當是私人擁有的企業與作為政府部門的監管者之間劃定明確的責任界限。

經濟觀察報：關于這樣的產權解決方法，能不能舉英國的具體例子？

莫里斯：英國的河水與溪流是私有的，所以除了政府監管之外，人們對于水還有很合理的使用。尤其在涉及污染的時候，這是個很有趣的經驗，因為水的所有者會對污染者提起法律訴訟，其根據就是，他們對于水流與水質有不容侵犯的權利。他們能從法庭獲得禁止令，制止污染者對其水流的排放。20世紀50年代一位垂釣者建立了一個組織，此人恰好也是個律師。這個組織確定溪流的所有者，然后代表其采取針對污染者的法律行動。自這個 “垂釣者合作協會”（AnglersCoop－erativeAssociation）建立以來，共對污染者提起了2000多起訴訟，只有幾起敗訴。事實證明，這是應對污染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完全通過私人部門進行，政府惟一的角色就是確定產權并通過法庭保障其實施。這個機制是不需要政府的監管者參與的。

經濟觀察報：那么在中國，要應對污染等環境問題，是否更好的辦法是政府放松一些控制，改革法律體系，并促進更大程度的市場化？

莫里斯：我認為初步的做法應該是私有化。下一步是建立明確的產權體系，使產權的所有者得以擁有不遭受污染的權利。當然監管體系還是存在的，但為了讓私人解決方案與政府體系同時發揮效果，必須確保民眾享有平等的法律救濟權利，而且要避免法庭不公正地偏向政府一方。需要強調的是，防范污染的管制措施并不足以制止私人的行為。這也是英國的問題，人們將管制看作制止私人行為的保障，從而使針對空氣污染的產權解決方案失去了效果，而我之前提到的河流的例子仍然是有效的，因為在那方面政府的干預不多。我覺得上述的做法能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好處，促進社會的和諧。

經濟觀察報：與之相反的集中規劃的方式，你覺得相比而言不是較好的辦法？

莫里斯：集中規劃就是由政府頒布指令，規定允許怎么做、不允許怎么做。這有許多的問題。首先這樣做不反映人們真正的需要，而只是官僚機構中的一些人獨斷專行。如果這樣做不符合民眾的心愿，民眾會抗議，從而破壞和諧。這還經常會導致“尋租”和腐敗的問題，而“尋租”會導致浪費，因為有人會從監管或者對資源的分配中獲取“租金”，因而是一種效率非常低的體系。

經濟觀察報：現在世界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政府都采取措施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在你看來這也未必是好的方法？

莫里斯：這將鼓勵投資投入到也許并不那么有效的科技上面，因為惟有私人部門才更明白該如何使用資本。這不是說提高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不好，而是說幾乎可以斷定，政府主導的方案不會是效率最高的。我在報告中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將多種新科技結合起來，可以大大提高能效，減少排放。但你無法對此事先規劃，因為各種科技都是彼此獨立發展起來的，而且其原本的意圖并不在于節能，只是事后發現它們結合在一起有助于節能。這樣的例子成百上千。這說明我們無法做集中性的規劃來設定科技創新的進程。所以集中規劃是錯誤的，而且可能產生反效果，因為當你對一些預設的科技投入大筆資金的時候，另一些可能會有出人意料用途的科技，卻得不到足夠的資金來研發。

增長的極限？

經濟觀察報：有一些組織認為經濟增長存在極限，例如“羅馬俱樂部”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了這一說法。你是否贊同？

莫里斯：“羅馬俱樂部”1972年的報告是基于電腦模式做的。把這樣的做法稱作 “垃圾輸入－垃圾輸出”（garbagein，garbageout），已經是很給面子了。報告對于未來的趨勢做了過于簡單的線性化處理。其基本假設是資源價格將持續上升、污染物的集聚將持續增加，因而產量將逐漸降低，所以報告估計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將出現大范圍的饑餓，這已被證明是大錯特錯了。錯誤的原因在于，報告對人類社會運行方式的假設是錯的。報告忽略的是，人類的適應力很強，總能投入資源來創新。例如人口增加問題，如果認定資源是有限的，這會帶來吃飯問題。但為他們所忽略的是，人口的增多意味著大腦的增多，而這為創新進程做出貢獻。事實上我們發現，隨著人口的增長，創新率也提高了。

經濟觀察報：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拍了一部很有影響力的紀錄片 《不合時宜的真相》，就氣候變化的危險對世人做了很嚴峻的警示，你對這部影片如何評價？

莫里斯：戈爾真誠地相信存在一場氣候危機，而我真誠地相信他錯了。我認為他的根本性錯誤在于結論，即假如有氣候變化發生，那么惟一的解決出路是減少碳排放。我不接受這一看法，我覺得這完全是種缺乏創意的應對方式。該片的確很有影響力，說服了很多人，但我覺得那是部不合時宜的影片，導致對氣候變化的恐懼情緒更廣地蔓延。美國國會最近在討論的一項有關氣候變化的法案，也包含了保護主義的條款，規定如果中印等國不采取措施減排的話，就減少從這些國家的進口。這對美國不利，因為我們知道貿易制裁主要傷害的是進口國，而且這也對中印等國不利，是一種“雙輸”的局面。惟一從中獲益的是一些利益集團，例如傳統制造業、農業等。

經濟觀察報：氣候變化也是一個涉及國際關系的問題。有人呼吁富國將大量的節能科技低廉地轉讓給窮國，與此同時，也許是由于歐美國家更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它們會向發展中國家施加一定的壓力，要求其減排。對于這樣的做法你如何看？

莫里斯：如果中印等國與西方國家達成一項宏大的交易，前者同意減排，從而換取后者提供免除專利的科技，這很可能產生反效果，會影響所有公司投資于創新科技的動力。因為當歐美的公司知道這樣的事情后，他們也許就不會投那么多錢來研發了。對于中國人目前面臨的環境問題，政府應推動“去集中化”的解決方案。我覺得在中國面臨著一系列國內危機的時候，要求中國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是很不合適的。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希望改善窮人的生活，而且正在為此尋找創造性的方法。這些方法是存在的，但降低碳排放、與歐美國家簽訂有關的協議，絕對不是解決中國自身問題的方法。我覺得中國應集中力量解決本國的問題，而不是為歐美國家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