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

小說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經濟觀察報：看資料，你是1979年才被“解放”的吧。

張賢亮：對。1957年我因為發表長詩《大風歌》而被列為右派，遭受勞教、管制、監禁長達22年，直到1979年9月才獲平反。但是1978年我就預感到中國社會要“解凍”了。

經濟觀察報：你的預感來自哪里？

張賢亮：說起來有些戲劇性。1978年的一天，我偶然聽到農場干部之間的對話，說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就預感到中國將迎來一個新時期。其實早在此之前，我在一份“坦白書”中就提到，“我相信，共產黨內一定會有健康的力量出來改變目前的政策”。沒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說《四封信》就在《寧夏文藝》發表，接著我就獲得平反，并且“徹底恢復名譽”。

經濟觀察報：你的寫作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肖爾布拉克》等小說，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張賢亮：這些小說都充滿了人性的故事。在長達20多年泯滅人性的教育之后，人性故事在國人中激起巨大波瀾是正常的。不過更重要的是包括《初吻》、《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樹》等小說在內的“唯物論者的啟示錄”，這是以章永瞞這一“右派”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說。

經濟觀察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挑戰了當時社會的性道德觀念，一時洛陽紙貴。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膽地在當代嚴肅文學中描寫了健康的性，確實很前衛，但這種“前衛性”更多來自那個特殊時代。性是生理的也是社會的，極“左”路線使得中國人的性觀念被壓抑、扭曲，導致許多人生理和心理上受到了傷害。

經濟觀察報：可以說，你的小說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張賢亮：八十年代的啟蒙不是憑空而來的，不是由少數文化精英舉著“賽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種迸發式的、普遍式的，是受到長期壓抑后的噴薄而出。它打碎了手腳上、思想上的鎖鏈，整個社會突然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我們要說八十年代，必須要說到八十年代以前，因為歷史是不可割斷的。不說過去，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就沒有歷史依據，今天的人們就會覺得八十年代是憑空而起、突然冒出來的。

經濟觀察報：之所以要思想解放，針對的就是思想不解放。

張賢亮：過去我們是死人束縛了活人。所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文學上的一個功績，就是和新時期的文學家們一起，一個一個地突破禁區。新時期作家真實地反映了長達20年的極“左”路線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造成的傷害，尤其是深入到人心理上的傷害和扭曲。這是我們這一代文學家對于中國歷史的貢獻，我有幸是參與者之一，而且是主力之一。

經濟觀察報：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之間的“新時期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是一個奇特的現象。

張賢亮：是這樣。它對思想解放、對撥亂反正、對中國社會的進步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勞。那時，從精英人士到普通老百姓，幾乎人人有話要說。小說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說出了老百姓想說而不敢說的話，說出了老百姓想說而說不好的話。所以一部小說出來，才會出現人們爭相閱讀的現象。我覺得這是值得中國文學史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

經濟觀察報：在《綠化樹》的最后，你寫到章永瞞走上了紅地毯。事實上，你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也走上了“紅地毯”。

張賢亮：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是1983年，而《綠化樹》是1984年發表的。當然我不否認章永瞞的身上有我的影子。章永瞞走上紅地毯，受到了許多批評家的批評?！毒G化樹》譯成英文時，譯者楊憲益、戴乃迭先生希望我將章永瞞走上紅地毯那一段刪除，但我堅持不刪。后來的日文譯者、俄文譯者、波蘭文譯者及其他幾種文字的譯者，幾乎都提出這種意見，認為“太俗氣”，但我依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

張賢亮：那一年我和作家何士光、馮驥才、葉文玲同時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們四個作家剛剛從灰頭土臉的世俗生活走出來，第一次步入壯麗的人民大會堂“參政議政”，怎能不感慨萬千？他們不能了解，我這雙跨過死人堆、20年之久沒有穿過襪子的腳踏上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是一種什么樣的特殊感覺。試問我同輩作家，雖然我們都是從艱難困苦中摸爬過來的，但有誰在20年間窮得連襪子都穿不上？

經濟觀察報：重要的不是是否走上了紅地毯，而是在走上了紅地毯之后能否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張賢亮：只要給我一個平臺，我便會口無遮攔，無所畏懼。大會中的一天，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召集了十幾位新增的文學藝術界政協委員到中南海座談。當時，文藝界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發言者紛紛反映本地區、本單位存在的問題。我當時針對中共黨建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以為沒怪罪我已經算走運，沒想到兩個月后的一天，我們寧夏自治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劉德一同志給我來電話，叫我去宣傳部“談話”。到他的辦公室，他很神秘地從抽屜里拿出份文件，在我眼前一晃，說，“你在政協會上說的話，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彼蛔屛移沉艘谎?，我只看到是一份發給各級黨校的什么紅頭文件，有關我的話的批語頭一句是：“這位作者的話值得注意”。

“必須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經濟觀察報：入黨也是在這一時期吧。

張賢亮：1984年。在長達20年的時間當中，知識分子一直是改造的對象，除了制造導彈、原子彈的理工科專家之外，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被排斥在工人階級之外。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列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后，成為“臭老九”。所以1984年我與二十幾位知名知識分子同時入黨，影響非常大，新華社還發了消息。

經濟觀察報：但你一直是被“左派”人士攻擊的對象，甚至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張賢亮：我怎么會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之一？就是因為1986年我就說，要給資本主義平反。

經濟觀察報：那是在什么場合談到的？

張賢亮：那是給溫元凱的一封信。1986年他邀請我到杭州參加一個關于改革開放的座談會。我沒有去成，就給他寫了一封信。我說，自1949年以后資本主義被批判得體無完膚，認為它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人類社會悲慘命運的歷史?？墒前凑振R克思主義的說法，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必經的一個階段，而且人類社會只有經過了資本社會才創造了如此巨大、豐富的財富。而且資本主義強調了個性，要求自由、平等、博愛，這是具有普適性價值的。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上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它為人類創造了非常大的一筆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這些是我們必須繼承的。后來，這封信以《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的題目發表在《文藝報》上，惹了大禍。

經濟觀察報：正趕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張賢亮：把我當作了“自由化思潮”的代表。當時小道消息到處跑，你知道，在中國小道消息有時候比官方消息更可怕。有一則小道消息說，中央已經擬訂了一個名單，還有20多人“待處理”，我就在其中。那時開各種會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作為寧夏的文藝團體負責人不得不參加這些會議，每天灰頭土腦地聽各種“幫助”。為了幫助我和發表我文章的《文藝報》解圍，中國作協負責人請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胡繩出面講了幾句話，大意是說，張賢亮是個寫小說的，對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夠，談社會改革的理論問題有錯誤、表達不準確，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評就剎車了。我當時不知情，不知道為什么沒有結論就偃旗息鼓了。

經濟觀察報：到今天仍有人說你有“愛資病”，愛資本主義之病。

張賢亮：我一直是在風口浪尖上。

經濟觀察報：雖然不斷受批判，但是你一直沒有倒過。

張賢亮：一直沒有倒過，我連續25年當全國政協委員。有人把我看作是一個風向標。我一直不倒的原因，就是我一直牢牢地把握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經濟觀察報：你選擇的是更現實的路徑。

張賢亮：我們必須和健康的力量同行。這不是策略的考慮，而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中國只能是這樣的改良主義。不斷地改良，不斷地完善，中國再也經不起暴力的折騰了。

經濟觀察報：但是近年來，因為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民粹思潮在社會上有所抬頭。

張賢亮：我們的問題不在于貧富差距。任何時候都有貧富差距。也不在于貧富懸殊，而在于各個階層當中是不是有流動性。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是能夠把被統治階級——也就是弱勢群體——當中的優秀人物不斷提升到上層人物的，而在上層的人物，通過自由競爭的方式，它也可以落到底層去。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通道？

張賢亮：缺乏這樣的一個流通通道，中國彩票為什么會這么火爆？因為中國窮人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買彩票，撞大運。改革開放這么多年，社會分層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而且表現得十分鮮明和突出。我們怎樣在各階層之間建立一種完全開放的機制，并能在制度上保證不分階層、不分出身、不分財產，在人民中間挑選優秀人物進入領導集團，并能把無德、無能、無恥的官員及時罷免、撤換，還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

經濟觀察報：靠什么建設這樣一個通道？

張賢亮：民主。我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我會不惜生命保衛我自己的利益。但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須有兩個根本的保證，一個就是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開放的收益，一個就是我們的制度不斷完善。所以如何破解這個問題，是放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任務，也是一個挑戰。當然，我們還要重新收拾被摧殘的傳統文化，吸納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建構適合于我們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在全社會營造符合時代潮流的人文精神，這同樣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張賢亮，著名作家，1936年生于南京。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寧夏分會主席等職，并連任六屆全國政協委員?，F任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董事長。主要作品有《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