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評論員 孟雷
8月中旬以來,各地政府都在忙著對計劃生育標語進行清理?,F在看來,諸如“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屋倒塌;該流不流,扒房牽?!钡鹊阮愃频臉苏Z,以后不會再出現在街巷的墻上了。若干年來,它們遍及中國各地,特別是廣袤的內陸鄉村。
當然,依照慣例,將這些已成為國家恥辱的印跡打磨掉之后,很快會有一些新的標語覆蓋其上。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報道說,國家計生系統確定的190條“推薦標語”已發至各地。更新標語口號的范圍是:
全國各鄉(鎮)、村、街道、社區、居委會,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交通要道、公共場所等所有懸掛、張貼標語口號的地方。這些以人性、溫情、善意勸說和支持政策可獲得獎勵為主要內容的新口號,將替換以往蠻橫、冷漠的舊標語。
這是政府行為與公共意見良性互動的結果。雖然輿論多提醒說,清除和替換這些標語不代表萬事大吉,更須留意的是官員們的行政方式有沒有真正的改變,但是這個領域里曾發生的那些極端惡例確實在減少。觀察政治的一般邏輯是,當標語、口號最初出現的時候,作為意識形態它將是行為的先導,但當它有所改變的時候,說明它所指向的那些行為方式已經或至少將要難以實行。
當然,標語內容的改變,并不代表標語這種載體被賦予的意義在改變。比如負責替換新標語的計生主管官員即認為,無論在過去或者將來,標語和口號都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現實來看,似乎確實如此。標語已占據了公眾相當大的一部分生活空間,上周《中國青年報》公布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4565個受訪者中,有96.3%的人確認生活中標語口號隨處可見。這說明我們確實生活在標語之中,且隨時有可能在被它影響。其范圍之廣、影響之深會到什么程度呢?在一份起到示范作用的“小學教案課件”中,“校外學語文”一節,第一條列出的就是要求小學生“留心大街小巷中的字牌標語學書法”。他們將在閱讀、揣摩這些充斥社會的標語中成長,誰說他只會記得那些基本說不上靈動優美的書法?而那些鼓舞、歌頌、嚴禁等等,誰又可保證這些東西不進入與影響他的記憶和心靈,并進而成為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指南?
相信這是小學教師們的無意為之。但是,標語和口號所能起到的基本作用,就是重構和固化那些最不應被格式化的東西——人的心靈和頭腦。在歷史與現實中,在東方和西方,它們確實曾經起過甚而在一些地方仍在起著這樣的作用。
鼓動社會情緒,固化個人思維,操控公眾行動,形式統一、簡短易誦、嵌入生活、反復閃現的標語口號有這樣的能力?!冬F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標語”即:“用簡短文字寫出的有宣傳鼓動作用的口號?!惫膭悠饋碜鍪裁椿蚩勺鍪裁??朱自清先生有篇題為《論標語口號》的文章對此解釋說:“標語口號用在戰斗中,有現實性的必然”,“現代標語口號不但要喚起集體的人群或民眾起來行動,并且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標語口號往往是這種集體運動的綱領”。
不錯,它們先天就屬于政治,屬于斗爭,特別是革命式的斗爭。它往往語句簡練而又意象豐富,含義模糊而又指向明確,似乎每個它想鼓動的人都可以從中解讀出基于自身現狀而應追隨、響應它的理由,于是個人匯為集體,鼓動終成運動。吊詭的是,當“我”成為“我們”,在以標語口號為先導的運動洪流中,它本來的組成主體——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迅即變得無足輕重。不必有思考,不必有判斷,而只需聽從那個號令。
人會這么容易被控制嗎?人就會這么容易被控制。畢竟人是最容易屈服于誘惑、欺騙與自欺的物種,山羊要先看到蘿卜才會追逐,人則在一句“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的號召下大步沖鋒。對“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狂熱膜拜,對句句是真理的那些語錄、指示的真誠盲從,更不是法西斯主義制度下的民眾所獨有。專制體制形形色色,共同之處則在于,達到實質上的集權主義,最便捷的途徑是通過由美好口號包裝的集體主義;或者說,那些追求號令一統、行動一致的集體主義,幾乎必然走向集權主義。造就這樣的狀態,時時處處抬眼可見、沒完沒了重復不絕、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標語口號之功能類同洗腦,于其間功莫大焉。
如果說,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社會環境中,確如朱自清先生當年所言“標語口號用在戰斗中,有現實性的必然”,那么在承平之世,標語文化尤盛之故何在呢?我想不外權力慣性使然。以往的斗爭哲學、軍政思維下,標語口號即如軍令,令行禁止,一個號召多少大事就辦了起來,多少懷疑就喝了回去,而今還是懷念這“飛檄一到,天下景從,如臂使指”的便捷與權威;再者,就是始終認為公眾素質較低、不能自負其責,領導之而外還須教化之、訓育之,必須大小事處處“作之師”。不能不說兩者都有些一廂情愿。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標語與口號都無甚好處呢?當然不是。不過它們大多不是政府向公眾發出的號召或戒諭,而是公眾向執政者提出的要求,或政府自我設限的承諾。比如“自由、平等、博愛”,比如“民有、民治、民享”,比如“天若塌了,還有法律”。只是,這樣的標語和口號,更適合被稱作公民社會的信仰,而真實的信仰一般無須刷在滿大街的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