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這個債務危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公共命題。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有不同的制度路徑可以選擇，但用教育國債全民埋單則無疑是一“最劣選擇”。首先，正如有學者所言，如果此次中央政府出面“埋單”，必將激勵各高校在今后做出更多非理性的決策與行為。而且，這種充滿“父愛主義”的慷慨與溺愛，從長遠看，只能讓習慣于在溺愛中成長的高校，繼續充當一個扶不起的劉阿斗的角色，而不可能真正“長大”。

其次，高校負債國債埋單的“一筆勾銷”式的制度路徑選擇，對于弊病的根治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填上這樣一個“黑洞”而不試圖在制度上有所改進，只是飲鳩止渴，此黑洞的填平和債務危機的化解，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個黑洞與債務危機的起點。這也是對于國債社會信用的一種傷害與透支。

筆者認為，眾多高校屢屢步入債務泥潭“理財無方”的根子，無疑在于大學教育行政化、官場化之累上。就像有人所說，大學本身隸屬于龐大的行政體系，而大學校長則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門委任。大學領導如何更有效地彰顯自己的業績呢？“于是，許多校長像地方官員一樣，爭相大興土木、追求短期數量的增長也就不足為奇了。這與官員們熱衷的形象工程有異曲同工之妙?！保?月16日《南風窗》）而事實上，現在各個地方一哄而上的“大學城”、網友自發提供信息評出“中國高校大門造價排行榜”中的天價豪華大門等就是“形象工程”的明證。

一方面，大學逐漸成為一個辦學經營實體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另一方面，這個“實體”卻沒有辦法交給一個具有成本意識、具有投入產出概念的“經營者”也就是校長來經營，兩方面出現嚴重“脫節”。而在國外一些優秀大學，“大學需要經營”的理念，已經成為自然的選擇。校長是優秀的“經營者”，而不是行政官員和官僚。比如在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每年都給自己定下目標，要募集一定數額的經費，達不到目標就辭職。

正所謂絕處逢生，2000多億元的債務也使中國的大學站在一個轉型的臨界點上。在這個臨界點上，全民埋單無疑是最簡單、最愚蠢、最不合理的路徑選擇。借助這樣一個歷史性機遇，涅□和催生出“經營大學”的理念和價值觀，讓高校徹底走出行政保護學會“經營”，走向市場，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