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軍/文
一
在中關村迄今為止的歷史上，當它必須做出決定朝哪個方向走的時候，那些擁有權力和資源的人，曾有好幾次左右彷徨，僅僅是靠了民間力量，才推著它朝前走出一步。陳春先（因創辦國內第一家民營科技機構而被譽為“中關村第一人”，2004年8月9日病逝，享年70歲。他最初創辦的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位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內一間藍色木板小屋內?！幷咦ⅲ┏鋈艘饬系胤磾閯?（指與當時物理所所長管惟炎之間的沖突?！幷咦ⅲ?，不免意氣風發，得寸進尺，打算把那個本來難以為繼的“服務部”再行擴張。他們為自己起了個新名字，叫“北京市海淀區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后來一致認為應該更加響亮，便把“海淀區”一筆勾銷，添上“華夏”二字。不用說，這是把自己當成整個國家的象征了。
藍色小屋已經無法容納更多員工和更大野心，他們在花園路6號找到新的辦公地點。這里本來是家標準件廠，屬國家所有，現在關閉了它的沖壓螺絲釘的機慶，打開大門，迎接新主人。
新公司屬于民營性質。陳春先當時喜歡說，這是“吸取以往的教訓，脫開舊機制”。那時候中關村還沒有所謂“民營企業”，“四自”（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一類說法也是好幾年以后才出現的，但是我們從當時的文件可知，新公司的主旨已經包含了它的含義。陳春先決定切斷公司和政府的瓜葛，惟一的合作伙伴是一家由政府投資的企業——北京市海淀區工業公司，彼此以一紙協議確定關系。文本至今保存完好，可以看到雙方以“甲方”、“乙方”指稱，其條款格式同今天那些具有法律意義的合同已沒有區別。作為“乙方”，工業公司為新公司提供工作場地，同時“借款10萬元作為開辦經費”，新公司則承諾在一年內以收入償還。
“華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向前趕，政府的批準文件還沒下來，它便按捺不住，提前誕生了，也不再偷偷摸摸。眾人大張旗鼓熱鬧一番，慶祝長夜過去，曙光升起，新的事業行將開張。很多年以后，紀世瀛還對這個時刻記憶猶新。這么美好的感覺過去從來沒有過，今后也沒有再現?！岸嗪玫拇禾?！”他帶著幾分遐想感嘆，“中國最大的科學金字塔開始破裂了?！?/FONT>
的確破裂了！科學家走出中國科學院的高墻深院，扎根在圍墻外面的土壤中，孕育出一個新生命。第二天，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忙不迭地把批復簽發下來。在中關村數以萬計的檔案文件中，這是最為簡練的一份，里面除了同意創辦華夏，一句廢話也沒有。這樣，新生兒就合法了。郵政局給了它一個信箱：“北京8013”；人民銀行給了它一個賬號：8902-318；標準件廠把自己的總機中繼線借給它用，還給它開通一臺分機，電話號碼：668941-438。331路公共汽車在這里豎著一塊站牌：花園路站，每隔15分鐘就開過一趟車來。
這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無論對中關村還是對整個中國來說，都是如此?；▓@路6號東去物理所不過300米，處在科學院路和學院路的包圍之中。當它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之時，就意味著，這個中國科學家的大本營，已經沒有力量阻止其內部日益彌漫的離心離德傾向。
天氣越來越暖和，任何一個曾在這個春天走進中關村的人，都會感到這塊死寂的土地獲得新生。孤墳側畔，草木返青。野嶺下面，柳絮參差飄舞。一條小河橫亙在荒原野嶺間，岸邊鋪墊著農家的水稻和菜田，把一片生機帶到很遠的地方。白頤路很窄，而且坑洼不平。房屋低矮破敗，掩映在大街兩側的鉆天楊后面。這些樹都是1958年那個火熱的年代里種下的，現在又高又大，經過一夜春風，綠染枝頭。陳春先不再孤軍奮戰，因為在他身后已出現一大群狂熱的義無反顧的人。他們將和他匯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進金字塔的裂縫。在這個時期里，有兩個人的聲望超過了其他角色，盡管他們全都沒有善終，但還是留下一段傳說。這兩個人是陳慶振和王洪德。
二
陳慶振目睹陳春先的一系列變故，心癢難熬，于是創辦科海公司。他是個脾氣隨和、綿里藏針的人。他在北京南面300公里外的一個鄉村中長大，1965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完成學業，此后一直在物理所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那時候他和幾位年輕同事合住一間不付房租的小屋，先是擔任一些科研任務，后來又被調到中國科學院科技處。這是一個介于行政和科研之間的崗位，而他的工作中有許多都和科研檔案有關。這些檔案在當時均屬“絕密”，即使研究所的技術專家們也無從得悉?？磥硭巧畹蒙霞壖卧S和信任的那一類青年。這種信任對于一個夢想晉升的青年大有深意，但是他卻不能領悟，他沉浸在科研檔案中。這些成果從原子能核聚變到新型電機，看上去無窮無盡。他驚訝地發現這么多好東西僅僅被鎖在檔案柜里，供他獨自欣賞把玩，此外沒有別的用處，不免沮喪。
“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他逢人就說，“為什么不用呢？為什么不用呢？”
這種情緒由于1978年那個 “科學的春天”陡然強烈起來。他開始向上級呼吁 “解放科研檔案”，加以利用。然而一年過去，毫無結果。他的喋喋不休就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叫人既同情又厭煩。1979年，他撰寫一篇文章發表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公開抱怨“推廣科技成果為什么那么難”。從這時起，科學院里人人皆知這小子不肯安分守己，總想“紅杏出墻”，他在多年以后有些自嘲地回憶道：“這是我自己的經歷中的一個伏筆?！?/FONT>
過去3年陳慶振一直在旁邊默默觀察陳春先的沉浮。他與陳春先近在咫尺，每天進出同一個大門，所以對于這場沖突的每個細節都能洞悉無遺。然而與陳春先不同，他和上級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絕無叛逆動機，眼前又有著一個寶藏一樣的科研成果庫，所以總想在舊體系內兜售自己的想法。有一段時間，他的努力看上去得到回應。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把一群科學家請到中南海去談話。這些科學家個個功勛卓著，自視甚高，可是這位黨的領袖卻告訴他們，“科研要為經濟建設服務”。意思是說，如果他們的“功勛”不能變成可以出賣的商品，那就沒有什么用處。這一番話也許是從陳慶振的呼吁中得到啟示，也許只是不謀而合。從當時的記錄看，陳慶振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讓他失望的不是這個，而是在場的科學家們全都對總書記冷眼相向。他們堅決認為，國家的急迫問題不是“加強應用”，而是加強基礎理論研究?？茖W家們信誓旦旦地證明，經過多年政治動亂，國家的基礎理論科學較之世界先進水平差得更遠了。至于所謂市場、商品、利潤之類的事，也即“應用”，根本就不該他們來考慮?？茖W界的想法與中南海的方針不能合拍，這在當時成為一個問題，叫人煩惱。國務院領導發出警告，如果中國科學院不能讓自己的成果產生效益，中央政府就將削減科研經費。這讓科學院的領導者再也不能置若罔聞，情急之下成立一個機構，專門促成研究成果的推廣和應用，這一任務順理成章地落在陳慶振頭上。
這可真是一個矛盾百出的年代。中國科學院一方面默許屬下官員壓制陳春先的行為，另一方面又找來陳慶振去做和陳春先如出一轍的事。事情的本質仍然在于，政府直到這時還不相信民間的力量，只相信他們自己。就在陳春先被管惟炎弄得郁悶不堪時，陳慶振滿懷激情地投入新事業。有一段時間，他以為自己比陳春先幸運，可以借助官方資源大展宏圖，可是后來的事情表明，這想法還是過于天真。舉出一個簡單情節就可以知道，在舊制度的保護和控制之下去開辟新路，只是癡心妄想：當時陳慶振呼吁技術專家走出高墻深院，到工廠去兜售自己的發明，結果無人出來響應。除了他們本身沒有這個愿望和習慣之外，還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既成制度規定技術人員的“出差補貼”為每天6毛，如果有誰住在工廠里超過14天，則6毛錢也需扣除。技術人員本來工資極低，但是只要生活在科學院的大院之中，無須繳納房租，又能享受低價的食品供應，可保衣食無虞，一旦走出高墻，馬上入不敷出，以致生活的維系都會成為問題。
后來有人談到陳慶振的這一段生活，說他處處碰壁。這多少有些夸張。事實更像是，在他的面前總有一種力量，無論他怎樣努力，都會被這個力量化于無形。這樣的日子持續整整一年之后，他終于醒悟過來：倘若不能另覓他途，就永遠無法達到目的。1983年春天，陳春先反敗為勝，成了人人談論的英雄。受到鼓勵的陳慶振于是創辦自己的企業，時在1983年5月4日。這一天距離陳春先的 “華夏”誕生之日，還不到三周。
三
在陳慶振滿懷豪情開始自己的新事業時，王洪德的心里正在聚集著對舊時代的恨意。從本質上說，王是一個隨心所欲、富有激情的人。他喜歡交誼舞，特別喜歡那種小型簡陋但卻親密的場合，所以成了朋友舉辦的家庭舞會上的?？?。僅僅從這一點來看，他就不會是在學術方面前途無量的人。但他是一個精明干練的組織者、一個頭腦活絡的經營者、一個能言善辯的演說家。他在朋友中間以疾惡如仇、仗義豪爽而聞名，容易激動，還喜歡在陌生的來訪者面前讀自己的日記。他是當時中關村里最富有反叛情緒的人。
在和舊時代公開決裂之前，王洪德供職于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那時候計算機技術遠沒有今天這樣發達，一臺具有今天筆記本電腦功能的計算機，在當時要用兩層樓房來安置，其大型機柜的組合安裝，以及散熱和運轉，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技術問題。人們在購買一臺計算機之前，必須先為它建造一所房子，它叫機房，也叫“雞窩”。王洪德是中國第一代計算機場地條件工程師，簡單地說就是設計“雞窩”的。我們國家自5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大型計算機的場地設計，都有他的參與。這個職務和這種專業訓練使他有機會體驗真正市場意義的客戶需求。1981年，當計算所成立一個知青社來解決員工子女的就業時，王洪德成了顧問。他的經營能力很快顯露出來。他率領一群毫無專業知識的青年在第一年賺了60萬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大的收入。年輕人的工資從27元增加到90元，甚至比他們的在計算所里工作多年的父母還要多。
但是就像物理所里彌漫著對陳春先的不信任一樣，計算所也開始懷疑王洪德。兩個研究所只不過一街之隔，大門對著大門，所以不論發生什么事情，轉眼就會傳到對面。事實上，當陳春先在他的藍色小屋里迎接一個又一個檢查組時，王洪德也在這邊接受調查。調查組由海淀區工商局和科學院紀檢部門組成，所以聽上去更加叫人擔心。不過，王洪德相當自信。無論他與陳春先是共謀還是不約而同，有一點兩個人的做法如出一轍。王把每月30元的顧問費如數交還。這種放棄自己微薄收入的做法，在那時的改革者中相當普遍，這往往不是出于他們在道德方面的追求，而是為了對付無端的攻擊。
不管怎樣，調查組的結論證實了王的清白。他的頗有預見性的頭腦和防范未然的措施救了他，但他不是一個胸懷寬厚之人。這一事件讓他多年以來對單位和上級的信任蕩然無存，進而覺得消耗自己28年光陰的這個大院子是如此不牢靠。他已人到中年，在科學的道路上不會走出多遠，所以決定破釜沉舟。這些都是他后來告訴記者的，但是有一點他卻一直沒有說明。這就是，小小知青社的成功給他帶來巨大希望，讓他相信另外一條道路上一定有他想要的東西。
現在到了這個故事的最令人動容的部分。這一情節日后在中關村流傳甚廣，繼而被媒體廣泛引用，而所有當事人也沒有加以否認，所以很有可能是真的。在計算所的一次會議上，王洪德站起來，正色宣布：“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請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王洪德一口氣說了這么多“走”，就像是在朗誦一首詩。說罷他便離開會議室，把一群張口結舌的人留在身后。
應當說這是那時候最徹底、最明白無誤的“叛逆者宣言”，聽上去就仿佛是從地獄里面發出來的聲音。依照常情來看，把事情做到如此絕情的地步是令人生疑的。我們后來在檔案中也沒有查到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但是沒有人排除這個情節的真實性。中關村到處彌漫著這樣的情緒，而王洪德也的確是其中最容易走向極端的一個人。這個故事當時就在科技人員的感情上掀起巨大波瀾，又成為后來辭職風潮的無可爭辯的源頭。
就時間順序來說，陳春先和陳慶振全都走在王的前面，但是這兩個直到這時還未徹底走出中國科學院的屋檐，他們仍然屬于物理研究所的人事序列，由政府財政中領取工資。這在當日就被一些人叫做“腳踏兩條船”。當他們把一只腳踏上新船時，另外一只腳遲遲不肯離開舊船。這讓他們在心理上維系著某種平衡，在收入方面可進可退。80年代早期，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局面?？墒峭鹾榈虏煌?，他是中關村歷史上第一個辭去國家公職的人。
我們無法查證這一事件發生的具體日期，但從王洪德的企業創辦于1983年8月來看，他的離開計算所當在這一年初夏。王后來辦的企業名叫“京?！?，一度非常興旺。他本人也在2001年進入“中國富豪排行榜”的第65位，據說其個人財富此時達到8億元。
如果這些可以被看作他的成功，那么后來的事情則又證明了他的失敗。因為 “裙帶關系”的損害以及管理混亂，“京?！比諠u衰微，成為所有那些曇花一現的企業中的一個。這樣看來，這個人的與眾不同不在于他的企業的興衰，而在于他義無反顧地走出科學院的高墻深院。在中關村過去20多年的歷史上，他的“五走宣言”是震撼人心的一頁。不僅如此，王洪德還第一次提出一個后來屢屢出現的問題：一個中國人，除了對他所服務的機構和上級的忠誠之外，還有沒有第二種忠誠？這個問題在當時如若放在科學院里公開辯論，至少有8名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會說出完全不同以往的答案。他們全都屬于計算所，就在那一天，和王洪德一同離去。
這就是中科院金字塔里孕育出來的人物。在一個正常社會里，這些人看上去是一批亂七八糟無事生非的人，但是在那個改革的年代，他們在千百萬消沉、無奈而又渴望變化的中國人心中，卻逐漸成了英雄。有個記者把王洪德說成是“一個時代雕塑”。如果剔除里面文人的渲染，這個比喻倒是說出了實情，而且也可以用在像王那樣的其他人身上。有意思的是，當時這些“時代的雕塑”全都出現在一片半徑不到300米的狹小土地上，全都是四五十歲的人，全都寂寂無名，其科學成就也無法和他們的那些同事相比。不過，他們在兩個方面與眾不同。第一，他們絕不肯把對現狀的不滿化作無可奈何，他們不僅發牢騷，還有行動。他們喜歡學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產黨宣言》里的腔調說：“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我們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钡诙?，他們能夠看到圍墻外面正在發生的變化，知道這個國家將向何處走去，對未來的預見遠遠勝過那些科學殿堂里的英明睿智的科學家。
（作者新書 《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已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該書第二章節選，作者授權本報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