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或許是美國財長鮑爾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鮑爾森認為美國人往往沒有耐心，因而更關注看得到的成果。美國國會議員們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美國人的典型代表，他們更關心人民幣升值步伐，而較少在意中國是否已經做了努力。所以，即使中國做出了切實的妥協，我們仍然很難斷定，那些美國國會議員們是否愿意收起制裁的大棒，而把眼光放得更遠些。

正如中國副總理吳儀所指，中美應該從各自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等方面進行分析，著眼于國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就此而論，中國應該改變外需導向的經濟，使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對于美國來說，低儲蓄率、赤字攀升，也并非人民幣升值就可以化解，這是美國要眼睛向內尋找出路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和美國之所以需要進行戰略性經濟對話，一如美國希望中國扮演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美國對整個全球經濟的穩健發展同樣負有重大責任。改變全球經濟不平衡局面，防范可能的經濟衰退和危機，作為一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龐大經濟體，中國的政策選擇正在對世界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因而，中國需要和其他國家一起協調國家和地區利益，而不僅僅是站在自身利益上進行考量。作為一個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更為深切。

但是，在過去兩次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國方面顯然把短期問題放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會的壓力讓所有官員都希望爭取更現實的利益，并沒有耐心更多地討論戰略問題。而在即期目標指導下，對話的重心更偏向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偏向于金融市場開放。這無疑也導致美國有意無意間回避了自己需要解決的難題，而寧愿尋找一只“替罪羊”。

而這種對話機制本身，是希望通過對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的討論，為中美經貿的長期穩定奠定基礎。戰略上的共識互信，可以避免短期政策的盲目和過激行為，一旦發生貿易爭端和摩擦，也有助于問題的理性解決。

中美經貿的現實問題不乏對話的平臺。比如說每年舉行的中美商貿聯委會，就有中國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貿易代表共同掛帥。無論是市場準入或者知識產權保護，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直接討論。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定位本來只是兼顧短期熱點經濟問題，但現在卻承擔著貿易和市場準入談判平臺的功能，甚至扮演著“救火隊”的角色。一些更具戰略性的話題，比如說能源和環境保護，在美方公布的清單中并不具有特別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