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波 北京報道
經濟觀察報：100多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在強調向西方學習，但中國的傳統似乎在逐漸被漠視，到了21世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一些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反全球化、回歸傳統的趨勢。就中國而言，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待？
羅多弼：中國人討論這個問題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在瑞典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把這個現象定義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鴉片戰爭情結”。但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好事。你提這個問題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判斷，就是全球化和傳統的保留有矛盾。然而不一定是這樣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和傳統的決裂是特別激烈的，如果把中國大陸和臺灣相比，在1949年之后的很長時間里臺灣的國際化程度比大陸高得多，但臺灣對于中國傳統的保留也很多。所以可以說這是一種復雜的關系。
經濟觀察報：盡管如此，似乎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也是需要強調的。
羅多弼：我的想法是，文化傳統的保留具體應當是什么？我讀過中國學者寫的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文章，有的學者希望復興孔子的傳統，給儒家幾乎一種支配思想的地位。但從我的感情和價值觀出發，我本能地對此產生一種反感。如果從一種學者的眼光看，這也很不現實。讓儒家成為一種起支配作用的思想體系，那即使能實現，我也覺得不是好事。我覺得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國家在觀念上面應當取中立態度，將思想和價值觀的問題主要留給民眾去選擇。
中國文化傳統很豐富，給中國人和世界人提供的資源非常豐富。這些傳統如果失去了，當然是個損失，從各個角度看都非常值得保留?；仡櫋拔逅摹边\動以來的中國，當然在很多方面做了一些比較可惜的事情。但保留、保持、知曉和信仰是有不同層次的。
經濟觀察報：這種保留和全球化是沒有矛盾的？
羅多弼：是的。給我許多啟發的一個現象是，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的人有可能參考不同的文化傳統。就文學而言，最近幾十年來世界比較著名的作家都有這個特點，他們的雙腳站立在兩個文明中。例如諾貝爾獎得主印度裔作家奈保爾，他出生在中美洲，后在英國長大，他的作品就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又如作家薩爾曼·拉什迪過去在巴基斯坦，現在定居英國，他對東西方的傳統都有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會豐富我們的生活，我作為漢學家對此深有體會。如果全球化發展得比較成功的話，就會創造更大的可能讓不同的人參考不同的傳統。
經濟觀察報：瑞典有基督教的傳統，這一傳統目前似乎仍在維持，但中國的傳統儒家早已經衰落了，目前沒有體系性的價值觀，你如何看待這種對比？
羅多弼：我要糾正你的是，現在瑞典許多人已經不信基督教了。過去瑞典基督教是國教，人們必須加入教會，不能有其他信仰。所以現在很多歐洲人會把教會和壓迫聯系在一起。但基督教傳統和儒家傳統有些類似的地方，基督教一些最初的傳說、尤其是《圣經》中關于耶穌的部分，是人們都會感到喜歡的。但我們長大的時候所看到的是教會的所作所為，于是產生反感。這一點儒家有些類似，“五四”時期的一些學者不喜歡的是儒家的具體表現，如科舉制度、服從長輩等，但如果回到孟子本來說的，可以發現并不是那樣。例如朱元璋就禁止了孟子學說，因為孟子主張“君為輕”，這對統治者是很危險的。
經濟觀察報：“五四”學者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現在回頭來看，這些知識分子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太激進了？
羅多弼：“五四”學者的一系列看法確實太激烈了，如錢玄同曾建議取消漢字，那是太極端了。連像胡適這種比較溫和的人，當談到中國傳統文學時，我也覺得他某些方面的批判太過分了。但我現在自己也處在一個反思過程中，覺得總體而言，“五四”運動有正負兩面的作用，但好的是主要的，如“德先生”和“賽先生”。它是和傳統的決裂太激烈了，不過反過頭來講，能避免嗎？我個人認為，“五四”時期如果能開始得更早一點，如果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學者就開始反思傳統，發現西方，那將會更好。
“五四”學者們很早就對中國和西方做了對比，他們發現中國人尊敬、服從長輩，害怕矛盾——如孔子說“君子無所爭”。而且中國沒有一個發展的理想，認為黃金時代是在過去。但西方人崇拜青年，把社會看作類似生物的東西，主張進化，進化就必然意味著沒有活力的部分被淘汰。有了這個認識，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很快就在中國扎根了。這里有個很有趣的故事是，嚴復把赫胥黎的《天演論》翻譯成了中文。但《天演論》本來的意思很清楚，是反對達爾文主義在社會領域的應用，認為其只能應用于自然。但到了嚴復的手里，反而成了一個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著作。
在我看來，這個潮流是很重要的。自從20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根本的觀點總是主張需要進化，分清楚什么人有利于發展，什么人對發展不利。中國很多老百姓也有這種想法，主張優勝劣汰。這可怕極了，由此導致的價值觀就會把每個人都看作一種手段，你的價值和你做的東西完全一樣，如果你沒做什么好事，你就沒有什么價值，比如說，“人是革命的螺絲釘”，比如說，不同人的死亡分量是不同的。這和中國的五四運動是有關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