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東京

經濟觀察網記者程明霞發自東京 離開東京的那天清晨，在賓館餐廳吃早飯，臨桌一位金發碧眼的老外翻完一份當地的英文報紙《日本時報》（Japan Times）之后，自言自語地說：全日本只有兩件事，金融危機和豬流感。

在東京的幾日，家人朋友同事頻頻叮囑，在日本要多小心，那里流感兇猛。其實我們在東京的幾日，每天搭地鐵東南西北流竄著訪問，并沒感覺到這里人人自危。東京的地鐵不僅非常明亮，而且驚人的整潔，我很納悶如此擁擠的地鐵何以永遠一塵不染，沙發坐墊的座位看上去每天都是嶄新的。地鐵里也并沒有很多人戴口罩，即便在確診病例陡升之后。

而我們在東京的訪問對象，無論是日本政客、官員、大企業主、經濟學家、記者、非政府組織，都少有人提到豬流感，話題永遠是日本的悲慘境地：“毫無疑問，我們的狀況非常非常糟糕，而且還要持續糟糕好一陣子……”——這是無論走到哪里，我們都會面對的開場白。

但除了這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之外，我們的許多其他問題幾乎都沒在東京找到明確清晰的回復，尤其是我們最想得到答案的問題：日本究竟在自己失去的十年中學到了什么教訓？——每次我問到這個問題，都只見對方皺起眉頭沉思好一陣子，然后嘰里咕嚕說些不著邊際的話。于是直到離開東京，我們對這個問題依然一頭霧水。

“談起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人們最常提到的就是30年代的大蕭條和90年代日本的泡沫經濟，日本失去的十年最近被反復回顧，以期能避免美國重蹈覆轍。那么，你們自己如何總結那失去的十年，現在回頭看，你們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做對了什么？做錯了什么？”當我向日本經濟新聞社的太田泰彥吐出這個問題時，太田擰著手中的礦泉水瓶蓋，半晌不說話，露出和其他人一樣眉頭緊鎖的表情，我忍不住說：“嘿，你們國內究竟有沒有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和反思呢？我們在東京這幾天，一直在問這個問題，但至今沒人給我們個清晰的答案?！?

“我們有，我們有，我們有反思的……”太田繼續擰著瓶蓋、皺著眉頭、含含混混地說到。但他之后的回答仍然是日本不能再太過依賴出口等等，并沒有具體新鮮的解釋。我繼續問他，如果日本的出口不可持續，國內市場又已經飽和難以增長的話，日本未來的希望在哪里？太田居然看著我說：“在你啊，在中國！中國市場好起來，中國持續增長，才有日本的希望。我不知道日本人有什么理由擔心中國的崛起和強大，中國繼續增長越來越強大，日本無疑會是巨大的受益者！”

（古川所在的民主黨很可能贏得大選上臺執政）

古川元久算是我們在東京遇到的少有的直率爽朗的人。年輕儒雅的古川是日本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資深黨員。曾任職于日本財政部等多個中央政府部門的古川，現在是眾議院議員，專注稅收與養老金事務。

初見與他換名片時，他看到我的名片，對著我嘰里咕嚕說了一句非日語非英語的話，我正納悶，他用英語跟我說：“我正在努力學中文哦，可是學的還不好。閱讀對我而言容易些，但口語太難了?！蔽一腥?，難不成他剛才跟我說的那句不成調的話，是中文？

正在學中文的古川貌似比較親近中國人，開始提問時他首先轉向我說：“程小姐，請！”我直言：“我們明天就要離開東京去廣州了，但是在日本這幾天，有個問題我們始終得不到一個清晰的回復，希望您不會讓我們失望，給我們個明確的答案：現在回頭去看，日本在泡沫破滅以后，究竟做對了什么？做錯了什么？”

“哦，”古川并沒有猶豫很久，飛快地吐出第一句話：“做錯了什么是顯而易見的，至于做對了什么，也許解釋起來要復雜些?！?

的確復雜。作為執政黨的對立黨，古川列舉了一大把自民黨政府做錯的事，尤其是自民黨政府對農業的保護。而唯一做對的事，在古川看來是對制造業的放手，所以早就了日本汽車與電子制造業的強大。

然而古川和太田一樣，將日本未來的期望寄予了許多在中國身上。在美國就聽夠了中國救美的討論，在日本我又反復聽到中國拯救日本的呼號。古川告訴我，如果他們的民主黨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擊敗自民黨，接管政權，終結自民黨50多年的執政史（從目前形勢來看，這很有可能）的話，教育體系的改革會是重中之重，“我會提議日本孩子們在學校除了學英語，還要同時學中文?！?

在第二天回復給我的郵件中，他再次提到，“程小姐，中國對日本和整個亞洲都非常重要。我自己會繼續刻苦的學習中文。等我下次去北京，我會聯絡你，希望那時我的中文有進步?！?

“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我想我是該開始多學習些關于中國的知識了。希望您能常常給我上課，告訴我中國國內的狀況……”太田也在給我的郵件中這么寫到。他同時說，“我想你們明天離開也許再好不過了，現在豬流感蔓延，逃離東京是個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