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加害者
網絡版專稿 鄒衛國/文 從三鹿奶粉事件凸顯出來的問題是什么？
在任何人為的突發災難面前，人們總是愿意以一個被害者的身份出現，但是在事實上，我們很難說，我們自己不是加害者。
從絕對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加害者，只是在三鹿奶粉這個具體的事件上，我們與他的區別在于，我們的作惡至今并未被人知而已。
從多年來的記錄看，從建筑、房地產、媒體、公共服務到食品，從采購、生產、財務到銷售，每個行業、每個環節都有過道德極度淪喪的記錄。并且從經驗和直覺看，這種現象或者說潛規則具備一定的普遍性。
這實在是一種低水平的循環，當每個人都成為加害者的時候，我們實在無法享受這個社會，但是當我們對此予以詬病的時候，往往會陷入悖論，因為我們自身就是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
我們至今無法跳出這個循環。從大數概率上說，人們從來不愿意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來放大他的利益的，哪怕這個機會有悖于社會倫常。
可以說，當代中國人的主要心理問題，就是歷史和傳統留給我們的正統倫理，與我們每個人都內心最深處的想法以及我們每天踐行的“潛規則”，存在著固有而持久的沖突。
這個沖突的化解，就是我們的未來。這是以重申和回歸正統倫理終結，還是正統倫理的崩塌，并替代以我們的“潛規則”實踐，或是其他？
在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思維定勢就是把他歸結到所謂的體制、制度。
在大多數時候，這其實是一個文字游戲。所謂制度，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規則，以指導人的行為沿著特定方向；體制則是一個有關社會如何組織的問題，是一種社會結構。
如果我們認同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那么這樣對當代中國人的主要心理問題的解釋顯然是無力、脆弱的，并且是同義反復的。
如果我們認同歷史的決定論，我們的心理負擔可能會更少一些。我們應該更加容易認同，這是一個必經之路，我們必須承受、忍受、并不幸福的一條路。
在目前中國人的行事方式中，經濟原則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最高原則。即使是代表慈善的捐贈，在大多數時候，也會以投入-產出來權衡。這種行事方式下，任何的倫理道德的訴求都是手段，而經濟的成本與收益成為目的。
經濟文化的要點是對貨幣的極端崇拜，但這必定有個終點。人性本善，只是前提是倚靠繁榮支持。
只有擁有了足夠的貨幣之后，我們才會開始去關注“剩下的貨幣”的“用途”，才更容易關注到“貨幣”作為手段的本質，以及“貨幣”背后，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目的之處。
如果相信歷史的決定論，我們會預期遲早會進入期望中的倫理社會，此時，正義、公正等等倫理價值會得到伸張，而人的價值最終成為標桿。
至少，我們從正在熱絡的國學熱中看到了一線曙光，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出現對人的目的的回歸，對傳統價值的更加重視。
這其實暗含了一個事實：我們相當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已經到達轉折點上了。
關鍵是繁榮不能中斷，因為繁榮是通向理想國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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