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話說長江》到《大國崛起》
2005年11月，《國際先驅論壇報》推出了一期 《中國特刊》，他們的一位記者乘船沿長江順流而下，走完了長江全部可通航的距離——2188公里。這位記者總共走了7天6夜，在詳細地描寫了他所乘坐的 “維多利亞玫瑰號”游輪上的食物和從沃爾瑪可以花4.99美元買到的白色塑料椅子，還有因為修建三峽大壩而即將被淹沒的酆都老城區之外，他花了很多的筆墨來描寫一個給自己起了一個英文名字叫MinnieLi的小女孩。這個女孩每個月付給游船500塊錢，獲得了在游船上賣風箏的權利，可是這一趟旅程下來，小姑娘只賣出去一只風箏，她最大的收獲，或許只是和這位記者學會了風箏的正確英語發音。
幾乎在同一時候，中國中央電視臺也把注意力再度集中到了這條對于中國人有著特殊意義的大江之上，他們發起了一次中國電視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記錄長江的行動，為了能在5800米的高海拔地區拍到長江的源頭，除了高清攝像機，他們甚至獲得了軍隊的支持，動用了軍用直升機。這部名為 《再說長江》的紀錄片在2006年7月開始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反映非常強烈，但是更多的人則把這部紀錄片，看做是20多年前那部反應空前的 《話說長江》的一個補充，當然，這本來也是一部對 《話說長江》致敬的作品。
只是，在 《再說長江》開拍時，劇組把當年在 《話說長江》里一晃而過的臉定格成100多張照片發表在沿江省市的晚報上，以 《你是誰？你在哪里？》為標題 “真情尋找”，最后他們找到了4個人。這些人在當年的《話說長江》中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鏡頭，只是作為一個意象而存在，而當他們再度出現在 《再說長江》中的時候，他們被當成了故事在敘說，他們有名、有姓、有工作、有生活、有過去20多年的時間烙印。
這些人，和被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記者寫下來的那位賣風箏的姑娘一樣，都是生活在長江沿岸的尋常百姓。
一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電視臺只有兩個頻道，節目形態也很單一，新聞之外，只有些許文藝演出。改革開放之后，因為地緣的關系，日本的電視節目是最先涌入中國國門的。日本的電視臺對于中國歷史地理也興趣濃厚，一系列介紹文化遺存、地理景觀的專題片，以中日雙方合作的形式被拍攝出來。其中包括絲綢之路、故宮、長江、黃河、長城。
《話說長江》是其中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一部。中央電視臺和日本NHK電視臺聯合攝制了這部紀錄片，在歷史上第一次對長江做了一個全景式的掃描。事實上，對于當時的中央電視臺來說，要拍攝一部這樣的電視紀錄片，在技術上就有困難。因此，當時的合作模式都是日方出錢出設備，而中方出錢出力?！对捳f長江》從1979年開拍，到1982年進入后期制作經歷了漫長的制作周期。 《南方周末》曾經記錄過后期制作的過程， “拍攝完成之后，日方把素材帶回國內，剪了一部單本紀錄片 《生生不息》。中方派員到日本的電視臺看素材，把需要的部分拷貝回國。日方的35mm膠片素材不能滿足需要的時候，中方用16mm攝像機補拍，再拿到日本中央顯像所洗印，最后編輯出25集‘大型系列電視節目’ 《話說長江》———這是中央電視臺制作的第一部系列專題片?！?/P>
在播出的時候， 《話說長江》在創作上首次推出了紀錄片主持人形式，陳鐸和虹云兩位播音員不再以畫外音的形式出現，他們出現在了屏幕上，直面電視觀眾。這種創新的形式，使氣質儒雅的陳鐸和端莊大方的虹云，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
當然，這些都不是 《話說長江》能獲得40%收視率的真正原因。1983年，改革開放不過5年的時間，長時間思想、眼界的禁錮，使得當時的人們對于世界和知識都有一種如饑似渴的渴望，對于任何事物，都有強烈的好奇心。電視還是一個新鮮的物事，從電視上親眼看到從冰川上滴落的一滴水，是如何匯聚成萬千支流的辮狀水系，親眼看到同一條長江水，是如何孕育出長達6000多公里沿岸迥異的風土人情，親眼看到和自己同根同源的中國人究竟如何生活。這一切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已經足夠震撼。
當年的報道這樣描述： “每到星期天的晚上，數百萬中國人便坐到電視機前，收看由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系列節目 《話說長江》?！碑敃r中國的人口是9億，電視機的普及率遠沒有現在這么高，可是每個周日的晚上，幾乎每一臺電視機前面都坐滿了人， 《話說長江》的主題曲準時響起，幾乎沒有例外。40%的收視率，在中國和世界電視史上，都能稱得上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因為時代的原因，幾乎是不可能超越的。
對于當年的人們來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視聽盛宴，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因此而產生了澎湃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此后，我們看到中國的年輕人對長江和黃河發起挑戰，在1986年為了搶在美國人之前首次嘗試漂流長江成功的年輕人們，甚至被視為民族英雄。
二
從1981年的 《絲綢之路》到《話說長江》再到1986年的 《話說運河》，一系列以介紹錦繡河山和文化歷史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盡管在當時，電視臺攝制這些紀錄片的初衷，還是將它們納入 “思想教育節目”之中，試圖 “通過介紹革命歷史和先進人物事跡進行思想教育”，或 “通過介紹錦繡河山和建設新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但是對于當時的電視觀眾來說，對知識的渴望壓倒一切。那是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和 “科技興國”的思想被推到最高地位的時代，不僅僅是電視節目，出版界也是一樣，在當時曾經出版了一套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無所不包的 《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叢書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學者和知識分子。
甚至這種重新反思和解讀歷史的視角和態度，反過來也影響了以宣教為目的的電視節目。1987年8月，一部名為 《讓歷史告訴未來》的紀錄片一經播出，立刻引發強烈反響。這是一部以共和國軍事歷史為主要內容的電視片，從南昌起義開始到建國大業的功勛，十年間的艱難歷程和紅色英雄的鐵血悲歌，這本來是一個典型的以愛國主義教育為目的的電視片，在1987年形成一股收視熱潮。
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這部電視片對那一段歷史的重組和描述，有了一些出人意料之處。比如這是第一次在電視上對毛澤東直呼其名，這是第一次在紀錄片中采取了同期采訪的方式，這也是第一次在紀錄片中把注意力放在小人物和細節上，讓宏大敘述的題材因此而變得有了些血肉。據說，當時人們見面打招呼不再是平常的 “吃了嗎？”而是討論前一天晚上 《讓歷史告訴未來》中，那個日本兵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臉上露出的羞愧的神情。
用冷靜客觀的史學態度看歷史，尤其是共和國的軍事史，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國的電視紀錄片在創作理念上，開始轉向客觀和成熟。人們把目光從遼遠的歷史和遼闊的大地上收回來，回望自身，更多地開始關注自己身邊的生活，原生態的狀態，而不再是一味高歌猛進。這種價值觀和審美的轉變，給電視紀錄片帶來了一次革命性的轉變，從1991年的 《望長城》開始，到后來的 《沙與?！?、《藏北人家》等一系列的紀錄片，都帶有強烈的回歸生活的特點，開始重視記錄生活的原生形態，以原汁原味甚至粗糙為美。
更值得記住的是，1993年陳虻加盟中央電視臺 《東方時空》欄目組，出任 《生活空間》的制片，他提出一個著名的理念，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是中國電視傳媒史上的第一次，國家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把以專題紀錄片的形式，不間斷地把目光投注到老百姓的平凡生活中去。這個欄目開創了中國電視新聞史上的一個先河， 《生活空間》長達十幾年的對普通百姓的生活描摹，創造了電視史上的一個神話，也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一部真正的小人物史，一段完整的社會經濟形態變革時期的民生記錄。
三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敘述和話題，陡然再度宏大起來。這一次，歷史的視角更加縱深，世界的視角更加廣闊，中國人更愿意站在時間和空間的交叉點上，以 “人類發展”的高度來為這個國家現代化的道路尋找可借鑒之處。這個時候產生最廣泛影響的兩部紀錄片，都有一個非常宏大的名字，一部是以2000年前秦國軍隊如何統一天下為主題的《復活的軍團》，一部是以近代世界史上9個超級大國崛起過程為主題的《大國崛起》。
這兩部題材迥異的紀錄片，事實上有很多相同之處。它們都在以考古證據和歷史研究為依托，以故事的表現形式，探尋歷史的真相；它們都試圖告訴觀眾一個道理，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如何崛起的？秦國的軍隊為何戰無不勝？葡萄牙的海盜為什么能夠縱橫四海？日不落的帝國，是怎樣一步步達成？更多的時候，我們通過這些史詩般的鏡頭，通過浩如煙海的歷史史料，似乎能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的崛起，往往是和經濟的崛起息息相關；而經濟的崛起和軍事的強大，往往又和某項革命性的技術進步，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無論是回望2000年前的中國歷史，還是把目光投向大洋之外，歷史在某些層面總有一些相似的規律，如果能發現乃至以實踐來印證這些規律，對于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聽起來是那么的激動人心。因為在這個年代里，中國人又一次感受到了久違的經濟崛起所帶來的自尊心和自豪感，這一代的中國人第一次感覺到一個國家在崛起時候全世界投注的目光，艷羨中又帶著一點驚恐。在這個時候，中國人似乎需要一點信心的支撐，我們毫無疑問在崛起，但是我們在以哪種方式崛起？我們會以哪種方式強大？
中國的領導人一直在反復強調說，我們的發展要吸收和借鑒全人類的文明成果。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九次集體學習，學習的內容正是世界上9個主要國家自15世紀以來的興衰史。此后，關于這段歷史的學習在其他各級黨政部門多次進行。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的 《大國的興衰》，原本只是一部學術著作，在研究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學者和學生之間流傳并被奉為經典著作。這部書在2006年1月在中國再度出版之后，令人意外地登上了圖書暢銷榜。這一切都說明，無論是國家的領導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被國家經濟崛起的熱情所感染，急切的希望中國能夠憑借這一次 “復興”的機會，重新參與到世界格局的主導力量中去，承擔起二十一世紀的大國責任。
或許， 《復活的軍團》和 《大國崛起》并非這種思潮的倡導者，它們只是應運而生。十年前，中國電視紀錄片創作者在努力用鏡頭不動聲色、相對客觀地記錄生活， 那么現在他們會更加傾向于贊同英國人格里爾遜的觀點： “紀錄片是對真實的創造性的詮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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