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  晴 

晚飯后，手機響了，應邀去長安街上的一家酒樓，邂逅了一年未曾謀面的林楚方兄。林是原瞭望東方周刊的北京站站長，而今就職于南方周末。

林說，他想將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全國兩會上的表情報道出來。我一驚。我們的想法竟然不謀而合。昨天下午，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我急匆匆跑到廣西大廈，浙江代表團的會議駐地，期待著習近平的出場。

3點，代表團會議正點開始，習近平以他一貫平緩有序的風格主持了會議，并第一個發言。他從內容到文風，有條不紊地評述了總理的工作報告，并立場鮮明地表示，他擁護贊成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工作報告。我耐心地聽著，認真地記錄著，試圖捕捉染有他鮮明個性風格的話語和觀點。

1個小時后，更為要緊的事，催促我不得不先走一步。我懇請坐我一起的知識產權報的記者，幫我記錄習近平的話語、評論乃至于舉目低頭的細節。

林聽了我的講述，哈哈大笑。他說，那天下午，他也安排了一個采訪兩會的記者，去浙江代表團干了同樣的事情。

其實，我對政治沒有什么興趣，我關心的是兩會新聞的采訪和報道。我希望我們的新聞是有人的，是靈動的，我希望讀者能從我們的字里行間聽到人的呼吸。

兩會新聞的特點，在于它的觀點性強，思想性強。人民大會堂是個參政議政的政治集會的場所，代表和委員是中國13億人的民意代表，原則上說，他們來開會，談的是問題，表達的是觀點，注目的是國運民意，他們的話語體系在人民大會堂預設的舞臺背景中，注定是宏大敘事的，我們看起來枯燥的數字，是他們論證自己的宏大命題的依據，他們在這樣的場合，總是難以說出具體而細微的故事來，他們關心的是群體命運的走向，而非個體命運的呢喃。

順理成章，我們報道的新聞，總是以“某某代表呼吁”，“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指出”，“某某政協委員表示”之類的方式來做標題，來展開寫作。偷懶的時候，我也是這么寫的。我在兩會特刊的第一期，就發表了“賣掉一點大學如何，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等人建議推進……”的報道。

我知道，這樣的表達，是沒什么味道的。因為新聞就是新聞。新聞是需要故事的，沒有故事，沒有故事中的人，再宏大的敘事都傳之不遠。我們的讀者不可能都是200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3000名全國政協委員。我們在對讀者說話，不是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說話，我們不能假定我們的讀者都是社會精英，都是酷愛宏大敘事的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全國政協委員中的銀行家。我們需要降低我們的閱讀門檻，以生命的表情、人的聲音、個性化的語言，將我們需要表達的觀點，報道的兩會新聞，娓娓道來說與我們的讀者。

事實上，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也不都是宏大敘事，高談闊論。兩會上的代表和委員們，很多人的表情和語言是非常豐富的。招商局董事長秦曉，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標，建行董事長郭樹清，他們都是有表情的，話語、風格都是獨特的。遺憾的是，諸多媒體的文章中，很少看到。

今天下午，廣東代表團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上，一個外國記者問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幾年前打人的某個警察被判刑了么。我的同事說，你看人家外國記者真有意思，非要逮住這么個機會，問省長這么一個具體而細微的問題。我們不知道這個外國同行矚目某個新聞的背景，也不知道他們的兩會報道思路，無從判斷他這樣采訪究竟好還是不好，但是，他們關注新聞報道中的故事，在乎人的命運，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兩會是一次民主的盛宴，它在法理上表征著民意代表背后的億萬民眾對這個國家的統治。兩會新聞，是參與式民主的另類表現，可以體現民主和新聞的互動。但新聞與民主的互動，一定不是靠理性冷峻的觀點新聞來實現的。80年前，享有全球聲譽的李普曼，放棄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培育的新聞必將提升美國民主的早期觀點，出版了“美國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輿論學》，PK胡適的老師杜威，他竭盡所能地證明，一般意義上的公眾是沒有自我管理的理性能力的，新聞媒體根本推動不了民主，它充其量只能吸引公眾對某一個事件的“眼球”。

就當下中國而言，新聞對民主化的價值，不像“一戰”后的李普曼想象的那么糟，但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我們的新聞沒有故事，吸引讀者的“眼球”都不可能，遑論用新聞推動民主。

這是人性的弱點決定的?？釔勐暽?，貪戀犬馬，是人的本性。抽象思維，是長期邏輯訓練的結果，是少數人的事，大多數公眾，習慣于形象思維，而厭惡思考，尤其厭惡思考那些跟自己不相干的民主的道理。不是每一個讀者，都喜歡像記者那樣，或者像我們這些自命為精英媒體從業者一樣，喜歡嚴肅地討論問題，他們對減排、節能、降耗、環保的興趣，遠不如自家小區的公共花園。我確信，百分之九十九的爸爸，在他的寶貝女兒喊著要吃蘋果的時候，扔掉我們自以為是的重大新聞報道，轉而為女兒找水果刀的可能性，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