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文 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人們可以注意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我把它叫做所謂“牽出現象”。也就是說，在一個地方，或一個領域，沒有問題暴露出來的時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燦若桃花。但只要有一個問題暴露出來，馬上就會牽出一系列的問題，原來看起來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

最直觀的，如果我們在搜索引擎上輸入“牽出”這個關鍵詞，就可以搜索出大量的有關條目，比如：“廣東韶關腐敗窩案揭秘：粵北首富牽出31名廳官”、“唐駿野雞大學門升級牽出一群造假名人”、“河北大學車禍‘李剛門’牽出‘校長論文剽竊門’”、“紫金礦業污染門牽出官商勾結網或有人故意為之”、“上海靜安大火公寓施工至少經三層轉包”、“行賄人后院失火鬧離婚牽出武漢大學腐敗案”、“前茂名書記落馬案調查：房產商牽出多名腐敗官員”、“力拓間諜門牽出鐵礦石賄賂鏈”等等。

在去年年末，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河南的天價高速費案。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由高速公路逃費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隨著報道的深入，就可以看到這個案子牽出了背后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高收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全國是普遍存在的；其次是公路高收費背景下運輸業的非制度化生存問題，即一個企業或經營者如果守法守規地從事經營活動，是注定要虧損的；再次，冒用軍牌可能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制造、買賣或使用假軍牌的問題，其中會牽涉到高速管理人員的腐敗，甚至還有其他的方面；而審理這個案子的一審法官的資格居然也是有問題，而且據說還是一個官二代；從語焉不詳的報道中，這里似乎還存在一個判刑后撈人的運作過程以及可能存在的司法腐敗問題。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時建鋒一案的發生，所有這一切都會正常地運轉著，但一個線索把后面的這些事情和問題牽扯出來之后，一切都改變了模樣。這種現象在警示我們一個問題，在亮麗的表面背后，我們社會中深層的運作機制是不是發生了問題。而這個問題背后的真正問題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如何防止出現嚴重的社會失序。

嚴重的社會失序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中國足球界可以作為一個象征。中國足球管理層腐敗窩案的敗露，把整個足球界的問題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已經是一個差不多爛掉的領域：相當一部分足球官員和球員卷入腐敗甚至賭球的犯罪行為；對足球運動規則的破壞已經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俱樂部與足協之間、足協俱樂部與裁判之間、甚至俱樂部與球員之間的信任關系已經被破壞得所剩無幾。黑哨和賭球，特別是賭球，已經在有力地瓦解著足球這個以公正和規則為基礎的競技運動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體披露，前些年100多萬元就可以買一場比賽。為了賭球，裁判可以買通；為了賭球，球員可以買通；為了賭球，甚至俱樂部也參與其中；在一些地方，賭球中甚至出現官員的身影。據說，在一次會議上，一位俱樂部老總向到會的足協領導講了一個故事，一支球隊的主力隊員因為參與賭球而輸了很多的錢，但自己又沒有那么多的錢，結果被地下莊家窮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無奈之下，這名球員只好張嘴向俱樂部借錢來還賭債。

早在幾年前，我就曾在一篇短文中說過，用一種現代政治的眼光來看，中國的足球圈似乎是一個最富現代氣息的地方：它是最早進行市場化運作的領域；它也幾乎是中國最透明的一個地方，連足協官員與企業家吃飯這樣的事情也會見諸報端；它又是中國幾乎唯一可以進行徹底輿論監督的地方，對行業最高層管理者點名道姓進行評論和批評可以說只有在足球界可以存在，以至于有人說足球記者是中國最稱職的職業記者；盡管足球也是我們這個體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個極少見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壓力的領域。但現在看，似乎所有這一切都救不了中國足球。

更進一步說，社會失序實際上意味著一種生態的形成。在一個嚴重失序的社會中，正常的行為往往沒有存在的空間。這里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多少年來，政府財務公開是人們不斷呼吁的一件事情。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白廟鄉政府就在財務公開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自3月15日起，政府業務經費開支全部公開，即實行“裸賬”。消息經媒體披露后，白廟鄉政府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當地老百姓因此也對自己民生問題的改善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始料不及的是，自此之后，白廟鄉政府由此受到了體制的冷處理：向有關部門爭取的項目和資金，很少有回音，來白廟鄉的上級部門人員與以往相比也減少了一半。眼看1000多萬改善民生的資金缺口沒有著落，白廟鄉政府無奈在網上招商、求助，但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依然毫無反應。對此，白廟鄉黨委書記張映上困惑不已：這“裸賬”究竟怎么啦？

失序的關鍵是權力失控

應當看到的是，類似的現象已經不是發生在個別的環節和地方，這種社會失序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在大力推進社會建設的今天，這是一件需要我們必須加以警覺的事情。

社會的失序，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行為的失范：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在日常生活領域中，這種社會失序的現象更是隨處可見：學校的教師和領導用學生來斂財，醫護人員靠病人來致富，壟斷企業在一片罵聲獲取壟斷利潤；假冒偽劣產品盛行，坑蒙拐騙泛濫，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問題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無人敢扶，受到殘害的兒童被利用作為乞討的工具。由此，社會形成一個怪圈，正如有人所說的：教師們拿著學生上繳的錢，出門后卻又要送到醫院和電信等部門去挨宰，壟斷部門員工不得不花大價錢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醫院和學校。生產者把超標或有毒的產品賣到市場，拿換回的錢來去供養官員和教師醫生。而貪官和老板則用巨額財富來揮霍，實際上吃到嘴里的卻是不干凈的食物，還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氣。前些年有人說，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最近又有人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在撕裂。據說，北大的一個領導說過這么一句話，當一個社會連和尚與老師都在墮落的時候，那這個社會就已經爛透了。

一般地說，社會失序的現象都是發生在社會的轉型期，原有的規范或規則失效，社會秩序出現混亂。但如果說上個世紀80年代社會秩序的混亂還可以這樣解釋的話，對今天的社會失序進行如此解釋則有點簡單化了。

社會失序最核心的是權力的失控。說起來有點矛盾的是，權力的擴張與失控是兩個并行的過程。在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盡管我們已經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權力仍然是我們社會的中樞。這種趨勢出現的根本原因來自一種更深刻的背景，這就是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復雜化的挑戰。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以及城市化過程的加快，使得今天經濟社會生活在日益復雜化。這種復雜化的經濟社會生活，客觀上要求一種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在既缺少自主的社會又缺少自主的市場的情境下，對更強治理能力的現實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轉換為對更強大權力的呼喚，人們期望用一種無所不包的權力來應對所有這一切。

權力的強化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而且從短期和表面來看，似乎要更為有效，更為得心應手。但權力的強化卻獨獨不能解決一個問題，這就是權力本身的失控。

吳思先生曾提出潛規則的概念，最近吳鉤先生又提出隱權力的概念，他用這個詞來揭示歷史上官僚體制下權力的隱秘運作。其實，無論是潛規則也好，隱權力也好，表明的都是正式權力規則的失效。結果就是權力的失控。這里所說的權力失控是指，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權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表現出來。一方面，權力霸道專橫，恣意妄為。另一個方面，整個體制的權力和權威基礎受到削弱。前幾年就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說，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權力的失控同時也意味著一些部門的官員實際上不是在對這個體制負責，而是用傷害整個體制的辦法來獲得上級的歡心，用表面維護體制實際損害體制的方式為自己謀取利益。這種現象對體制會造成深深的損傷。這種損傷的兩個致命之處，一個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一個是道德優勢受到損害。結果是為一個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機制到時候無法發揮作用。這次的錢云會案件就是一個例子。有人說，樂清事件已經收尾了，但樂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遠爛尾。最壞的結果是一個沒有真相的結局。不是說事情本身沒有真相，而是說沒有一個被社會認可的真相。更進一步說，我們這個社會在失去真相讓人們認可的能力。

就社會的角度而言，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在權力肆無忌憚的地方，權力吞噬了理和法，無理可講，無法可依，成為一種遠非個別的感受。所以在談到加強社會管理的時候，有人說，社會管理首先是應當將權力管起來。如果權力不能受到有效監督，社會失序的趨勢是無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當一個社會公平正義不能得到有效維護的時候，就導致一種雙面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義的盛行和是非與道德感的泯滅。近些年來，我國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根據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從1993年到2003年間，群體性事件已由一萬起增加到六萬起，參與人數亦增加到307萬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望東方周刊》訪談時透露，從2006年到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據此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上海交通大學《2010中國危機管理年度報告》則顯示，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發生一宗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

在一般民眾中，則是犬儒主義心態的形成。犬儒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對改變不公平狀況的絕望，于是只能承認現實，然后再在冷嘲熱諷之中認可不公和不義之事。圓滑和韻于世故被看作是成熟的表現，為公平正義進行的抗爭則被視為幼稚。這種犬儒主義，現在實際上已經成為罩住中國改革的魔障。有人經常說，改革現在已經改不下去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喪失了面對和改變社會不公的勇氣。

社會失序中的非制度化生存

近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社會中的許多人，包括受到人們羨慕的公務員，都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去年底《人民論壇》雜志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近半數黨政干部受訪者自稱“弱勢群體”。而有這種感覺的，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受訪者達55.4%?！缎戮﹫蟆匪龅摹熬﹫笳{查”則表明，認為自己處在“非常弱勢”位置的占18.8%，認為自己處在“一般弱勢”位置的占61.9%，整體上有八成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只有12.2%的人將票投給了 “一點也不弱勢”。

在這個現象背后的，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會結構的斷裂，二是在一個失序社會中人們的非制度化生存狀態。

早在本世紀初，筆者就曾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以警示我們社會中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危險趨勢的存在。在這樣的社會中，大體沿著上層與下層、貧與富、城與鄉的脈絡，在形成一條主要斷裂帶。在斷裂帶兩端的，是社會的分歧、對立和斷裂。當前中國社會中的一些矛盾和對立，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的?！俺鸶弧迸c“嫌貧”意味著精英和民眾之間的裂痕已經大大的加深。前些年我就曾分析過這樣的現象：在網絡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產商說，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子的時候；當北京的出租車公司所有者說，換什么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者無關的時候；當有知識精英說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說明我正確的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在加深。這種斷裂的社會結構反映在行動的層面上，就是上層寡頭化與下層民粹化的趨勢。這樣的結構性背景，無疑為理性地解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增加了難度。

其實，在一個失序的社會中，無論是社會的下層還是上層，甚至就是企業等行動者，都往往是生存在一種非制度化的狀態。

前面說到的河南高速天價收費案，形象地表明一個行業的非制度化生存狀態。一名農民，兩輛掛假軍車牌照營運的大貨車，8個月2361次免費通行高速公路，偷逃過路費368萬余元人民幣，而其利潤才只有相對少得可憐的20萬元。據報道，在8個月的偷逃過路費期間，如果正常繳費，需繳納90萬元；而如果要保證有利潤，就得超載，而超載又面臨高額罰款，在其368萬元涉案金額中，僅罰款就達278萬元。這意味著，在這樣的環境中守法經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這樣的狀況，不僅僅在運輸業存在，在其他的行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乳品業，三聚氰胺事件幾乎摧毀了中國的乳品業，而最近發生的皮革奶又給乳品業雪上加霜。問題是在于，這是否僅僅是一個道德或監管的問題，道德和監管的因素自然是不可否認的，但在其背后，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產業的生存狀態。當時的報道就表明，在這樣的一個產業生態中，你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像其他經營者那樣使用三聚氰胺，要么虧損倒閉。而最近家樂福和沃爾瑪兩大跨國零售巨頭因涉嫌欺詐受罰的事件，更說明，在一個生態已經惡化的環境中，一個在其他環境中奉公守法的企業也會“變壞”。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后，有人就提出這樣的問題：兩大商業巨頭的發展史表明，價格欺詐并非其成功范式的組成部分。那么，何以在中國敢于這樣做？什么樣的激勵造成了現代版的“橘生淮北則為枳”？答案是，與業界生態有著直接關系。

在一個失序的社會中，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社會的下層或弱勢群體，其實也包括社會中的其他人，甚至包括社會的上層。前面所說的現在許多人都自認為是弱勢群體，就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現象。在公務員考試中，常常有幾百甚至幾千人競爭一個名額，但就是在這樣一種讓人艷羨的職業中，卻又有相當一部分人卻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種現象斥之為得了便宜賣了乖。這里有很值得人們玩味的內容。去年，社會中議論紛紛的一個話題就是所謂第三次移民潮。有人認為，當下發生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是中國歷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此前的兩次分別是1644年前后和19世紀中后期的移民潮。2010年6月10日，《環球》雜志與新浪網聯合進行調查，截至11日19時，7000余名受調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達88.2%。匯豐銀行的一份調查顯示，月收入在1.2萬元以上或流動資產在50萬元以上的中國內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來十年有移民計劃，移民目的國（或地區）前四位為：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而且還有調查表明，在最近短短一年的時間里，移民的動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來移民第一位的動機是子女的教育，而在去年，移民的第一位的動機已經變成了安全。這里所說的安全，我認為可能不僅僅是指人身的安全（如去年發生的殺害兒童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可能還包括財產的安全，甚至包括更虛一點的對于未來的可預期性等。

中國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

社會失序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嚴峻挑戰。要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有效應對社會失序問題的挑戰，是我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應當意識到并正視這種挑戰，選擇正確的思路來應對這種挑戰。

有人認為，上述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形成的問題，發展中形成的問題應當用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這是這些年來不斷被人們重復的邏輯。從理論上來說，這當然是不錯的，發展的成果可以成為緩解這些問題的資源。但是要看到，發展與社會失序的緩解并不存在必然的關系，而上述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其中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有的還是由于發展造成的。特別是要看到，近些年來，我們的發展方式始終轉不過來，這樣的發展不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倒會促使問題的惡化。因此，解決社會失序的問題需要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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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我曾經講到這樣一個問題，即第二次轉型的挫折與對發展的質疑。在這個概念之下，我要說的是這樣一個意思：我們的社會要立基于一個什么樣的基礎之上，一個什么樣的基礎才能讓我們這個社會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什么樣的基礎才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我們曾經實現了一次成功的轉型，當時是非常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想一想，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社會是立基于一種什么樣的基礎之上呢？是意識形態。我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我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這就是一切的理由。所以那個時候人們相信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但是這樣一個基礎在文革時期已經耗掉了。這時我們實際上面臨著一次轉換，要從意識形態這樣一個基礎轉到績效這樣一個基礎。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應當說，這一次的轉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們快速發展了三十年，也奠定了這一段相對和諧穩定的基礎。

但是這樣一個新的基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質疑。比如，在國有企業改制中形成的失業下崗人員會提出來，你經濟是發展了，但跟我有什么關系?社會中下層弱勢群體也會提出類似的問題。這說明，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們將社會的基礎完全建立在績效和發展上已經不夠了。當然這絕不是說不要發展了，而是說僅有發展不夠了。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開始出現。這實際上是表明，這個時候我們面臨著又一次轉型，需要將我們這個社會立基的基礎由績效轉到績效加公平正義上來。應當說，中央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新理念，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的經濟有一個快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能夠實現基本的公平正義，我們這個社會才會有一個新的穩固的基礎。但是問題是這次轉型的阻力太大，更為困難。我們知道，第一次轉型的主要阻力是舊的意識形態，這樣的阻力實際上是比較容易克服的，而且可以說在文革后期，整個社會就此有了基本的共識。但是第二次轉型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了。這次遇到的不是意識形態的阻力，而是更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這次遇到的阻力太大。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在第二次轉型中解決的那些問題，比如說民主制度的推進、法制的建設、對于權力的制約、對于既得利益集團的約束、公平正義如何得到維護、社會當中的規則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這樣的問題，推進就相當艱難。包括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困難，真正的原因其實也在這里。

在第二種基礎沒有完全形成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繼續依賴第一種基礎。為什么都說要轉變過去傳統的發展模式，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是片面追求GDP？為什么在一些地方發展已經開始陷入走火入魔的狀態，大拆大建，拆了城市拆農村？為什么一些地方還是不顧經濟效益地盲目上大項目？原因就在于此。這就好比一桌人吃飯，本來就很餓了，但現只有涼菜上來了，熱菜始終上不來，人們就只能使勁吃涼菜，甚至拍黃瓜里面一點湯都喝了。所以我們的發展為什么會偏離，現在人們對發展的質疑，就是因為我們轉型還未成功。

面對社會失序，單純的維穩也是不能奏效的。社會穩定當然是需要的，但是要看到，面對社會失序的時候，僅有維穩是不夠的。而且，我們要看到，當我們把穩定壓倒一切作為目標的時候，很可能會造成一種傾向，即將為解決社會失序所必需的變革作為可能會威脅社會穩定的因素而束之高閣。

在兩三年前，我們就提出一個提法，叫中國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仡櫄v史，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以美國為例，其走到今天，并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與社會進步的過程直接有關的。具體來說，有三件事情對于美國的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進步運動；二是羅斯福新政第二階段所進行的社會變革；三是上個世紀60年代發動的建設偉大社會運動。在經濟快速發展了30年，而社會中存在明顯失序趨勢的今天，我們也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這種社會進步運動的根本目標，是建立起能夠確保公平正義的機制和制度安排，在這個前提下，規則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社會失序的問題才可以真正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