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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望:非常感謝諸位,百忙之中抽出空來。開發區的事我們關注很長時間,去年我們搞了一個全景式的報告,把全國開發區走了一遍,在報道登了以后,我們收到一些開發區來信、來電,對開發區的深度報告,說能不能做一些開發區的基本調查或者評比。我們還是要搞清楚開發區怎么辦,金融中心在中國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還能不能搞下去。尤其是加入WOT,各種開發區越來越多。前去年綜合改革試驗區,應該是最高級別的,叫綜合改革試驗區。開發區名號越來越多,也在深化開放。

    經濟觀察研究院 院長 新望

    今天就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開發區前景研討會這個題目,我們請來的都是行業頂尖的專家,我簡單介紹一下,這位是劉培強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開發區協會會長。我們陳老師是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博導、中國社科院榮譽委員。肖老師是國家發改委國土研究所副所長。周漢華老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科技部這部對開發區非常熟悉。劉奇洪老師從碩士到博士一直研究開發區。魏社長是高新產業導報社長。劉敏是國家信息中心綜合管理部的,這位是仁達方略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副總裁艾曉光先生。我簡單介紹一下,陳社長您說說。

     

    陳輝: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和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謝大家到我們報社來開這個圓桌會。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改革開放這兩個詞核心以后是改革,最核心的也是開放。我們過去更關注宏觀的,關注大企業,我們在這段時間也發現我們要更關注一些進入到整個內陸城市的中心去,所以我們今年意識到應該關注開發區的建設,今年也是開發區建設的20周年的歷史時期。所以我們希望通過作為一個媒體來講,雖然有一個傳播工具的作用,更多的是一個平臺,希望各個專家通過這樣個平臺對開發區做出很好的貢獻。所以今天開這個座談會,希望集思廣益,對開發區的發展起點作用,起點媒體的力量,所以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對我們提出很好的想法,作出我們媒體應有的貢獻,謝謝大家。

    經濟觀察報社副社長 陳輝
       

    新望:咱們是圓桌會、座談會,隨便講。下面就這個題目,各自的角度說說。

     

    陳棟生:討論題出得很好,“開發區”是改革中的創新之物,最早是蛇口工業區,以后是14個沿海開放城市,幾乎每個城市一個(共12個)一直發展到現在的54個。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雖已起步,但整個講還是計劃經濟,體制環境很不適應引進外資、對外開放的需要;投資的硬環境,各種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全國要求一、兩年馬上變,“局部突破”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建特區、設開發區,恐均源于此。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博導、中國社科院榮譽委員 陳棟生

    20多年來發展的業績證明這條路是對的,開發區在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就業等多方面,特別是在推進經濟國際化方面發揮了窗口、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在開發區所在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面貌更新上的作用就更大,更顯著。
    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國情、世情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新的環境、新的使命,在開發區發展的某些方針上做出與時俱進、循時應變的調整,在新起點上推進開發區上新臺階恐怕是需要的。
    第一,開發區的示范、輻射或帶動作用過去主要是針對對外開放、引資而言,今后似應體現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之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之路,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成為國家和所在城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排頭兵。
    再如,二十多年前,開發區的重點是創建投資環境、招商引資,特別是引進工業項目作大作強經濟;而現在同樣要“四位一體”,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堅持以人為本,完善社會管理,擴大公共服務。這些任務都要求開發區的“管委會模式”有所發展,有些開發區可能會成為所在城市的新城區,長春市已經這樣做了。 針對已經發生的變化,媒體通過反映新變化、新要求的評選指標;發揮導向作用很有意義;對主管開發區的職能部門,也可發揮反應民意、借助民智的作用。

     

    劉培強:非常高興參加,這么多專家,機會非常好,非常難得。我一直找法律專家,原來在這了,自己搞不行,一定要有資深的專家參與進來,不然搞不起來。另外今天的題目非常的深刻。陳老講的一針見血,講的非常到位,的確有這些問題存在。
    現在開發區作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比較早的一個布局,應該講經過20多年的發展,還是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一個,現在開發區的模式我們國家應該講是最多的。查查英國的貿易區怎樣,去交流一下,結果查到4個自由貿易區,打電話兩個已經沒了,一個說我很快就會沒了,變成監管倉了,變成倉庫了。而另外一個說現在還有,還存在,但是過一年以后,恐怕我也沒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開發區協會會長 劉培強

     

    就像您講的,什么也不是萬歲的,當年我們搞開發區的時候,可能還去過?,F在人家換了形態了,這就說明事物的變化,中國將來也會有變化。但是總體來講,我覺得我們國家30年,改革開放的進程也好,經濟發展進程也好,特區和開發區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我們接觸的,我搞開發區也算念頭比較多了,我是86年加入這個行業,參與了這個事情。我感覺因為的確發揮了起步階段叫先頭兵也好,的確起了作用,中國如果沒有這招也不會走的太順。所以現在講多領域、多層次、寬領域都是一步步的。而且現在這些1568家,經過三年整頓之后,國務院共示1568家?,F在無論是推進角度還是功能配合的角度,還是從創新的角度,仍然在發揮著作用。應該是往上走的。我對開發區發展應該有一個總體的判斷,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到了這個階段,開發區的作用發揮的怎么樣,下一步再發展,這種模式還要不要進行下去,如果繼續下去要有哪些個,像陳老講的與時俱進的調整。

    我到協會5年多,那時候跟媒體打交道,我覺得有一個統一認識問題,怎么判斷它,政策都沒了要它干嗎?沒政策區域就沒必要了?,F在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了,當時開發區的體制運行也是有改革的任務,通過改革得到一些經驗。以開放促改革,是這種管理。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了還要不要?所以從不同的角度,還是有不同的看法。經過三年整頓,我感覺從中央的方針來看,從社會的各界輿論來看,還是從開發區自身發展的必要性來看,這個下一步還是要繼續發展,這是我的看法。為什么?國務院若干文件里對高新區,包括十七大的文件、十一五規劃建議,都提到,對高新區很明確的,應該繼續在產業結構調整這方面提升,都有具體的要求。所以在一個實事求是的總結和判斷的基礎上,來研究我們國家的開發區應該怎么發展,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時期。

    那么從開發區的發展來看,今天是圓桌會議,氣氛很好,作用我覺得應該講還是比較明顯的。比如高新區和經開區108家,這里有交叉,比如哈爾濱兩區合區了,這100家里還有一些面,現在應該占中國GDP大概占不到10%,工業增加值應該在15%左右,進出口應該在1/4,每年實際到位外資應該能占到1/3還要強一些,我說的是比較保守的數字。這是從規模上看,這100家大概是這么一個規模。那么從里面的產業結構來看,我們現在講高新技術產業,很多都是加工類的,自主知識產權并沒有在我們這里,只是歸類到高新技術里去了。從這個概念講,這100家自身的高新技術產品應該在一半以上。這是國家歸類的,不是它自己認定。而且產業集成度應該是比較高的,比如中國的IT產業、汽車產業、化工產業、機械類產業,集聚度比較高,我不知道用什么指標衡量,比如中國的汽車大概一年不到一千萬輛,300萬廂在開發區。但還是在往上走,所以這個集聚度帶著產業鏈基本形成。所以從產業布局的科學來講,應該說這是走了一條比較符合我們國家的路子,這不是計劃安排的,是按照產業規律集聚起來的。比如科技的研發的中心,服務外包的一些,雖然剛開始,一些新型的產業,比如生物醫藥,也開始有了布局。也就是說中國在進行市場化、工業化推進過程中,對外開放、改革開放的推力形成了開發區這種格局。我覺得這是我們國家探索新型工業化、國際化、消滅二元經濟這些大的策略中,這都是很好的基礎。

    第三我們國家的國情、資源是一個非常大的瓶頸。但中國的人口眾多,也是一個基本國情。所以怎么在這種情況下,又要發展又要節約資源,還要把人養活,集約經濟、循環經濟特別重要。這種開展的模式下一步發展怎么引領往這方面發展,恰恰是緩解這些瓶頸的很好的方式。叫不叫區不管它,這種產業格局、這發展模式應該是我們國家走的路子。這種模式由誰來運作,不叫開發區運作可以,但這種模式我們是不是認為符合國家發展、符合國際趨勢,這是要做的分析。

    排頭兵這都沒錯的,還得有引領,中國太大了、太不平衡了。在又是說,我們現在國家的國際化程度怎么看,包括產業融合度,服務經濟的下一步的融合度,我覺得很多領域,我們的國際化路子還要往前走,還有很大的差距,不然十七大不會提出那幾個“化”出來,在中國仍然要有先頭部隊,仍然要有對接以后有利于輻射的幾點。我認為開發區已經有基礎了,它的人才結構、產業結構,所處區域的位置應該都有了。所以從這幾條來講,我一直說,包括現在的資本市場,過去三維主沒錯,當年說怎么來的,是發展概括出來的,也不容易,84年批準,最早的區,04年批準的時候,我們也很謹慎,14個開放城市,一個城市辦一個開發區,上哪找建工廠的地方?那時候得有小環境,讓人家來得建新廠啊,得有電話吧,總得有一個環境吧。所以那時候國家非常慎重,14個城市都是最好的城市,結果還有兩個城市沒辦開發區,沒批,一個是溫州,一個是威海。每個開發區的起步區就三平方公里,而且正趕上整頓,12個開發區又壓了面積,壓到16點幾。那時候辦一個項目應該是行政給錢的,到了開發區這兒,不給錢,叫資費開發,就開始改革計劃體制。那時候哪有貸款?然后人民銀行貼息。所以最后出來一個政策叫財政留用。新政財政全留給當地,但這是空話,一直沒用上這個政策。這種情況下到1991年,14個開發區就是100多億的產值,10個億是出口,所以也很難。但后來南巡講話以后,一步步,國際化、產業化轉移。到現在面積多大呢?這個文件非常細,連單位面積產出都算出來了,但是這100家面積總體來講還是比較集約,產出率還是比較高的,但遠遠沒達到我們的要求。所以這個過程中做了很多的探索,比如計劃體制改革,土地要進入市場,土地的改革。用人制度的改革,那時候講要打破鐵飯碗,打破鐵交椅嘛。包括現在的管理體制也是改革,另外推進了管理體制的改革,一開始說福州開發區拿了一個項目審批單,把它放大,一個項目100多個圖章,你說那怎么辦項目?

    這20幾年的歷程,我們也在總結,我也要好好總結一下經驗,走到今天就是陳老您講的,就是與時俱進,開發區業面臨著自身的改革。進入新世紀以后,二次創業,怎么創,那時候大環境已經變化了,我們也在往前走,用國家的發展戰略來構思自己的改革。這樣創業我感覺有幾點,一個是要體制的創新,經過十幾年發展,自身的體制有些也在僵化、回歸,比如有的管委會人也膨脹了,雖然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畢竟發生在管委會這個樓里,所以也要重新改革,像天津泰達,把所有干部全部解聘,再全部招考。在這個位置上也要有危機感的,當然大多數還是有基礎的,回來這個崗位了?,F在很多機構都上掛了,比如土地局、環保局、規劃局,這些原來都是開發區有權批的,現在都上去了,這個情況下怎么做新的對接,這都要改,部門怎么重新設置。過去開發區沒有社會管理局,現在不是又明確了,帶村帶鎮了,輻射了,社保這些東西怎么搞。

    第二是產業結構二次創業,現在發展到一定階段,產業要重新進行布局,所以開發區的產業集聚是從2000年以后就非常明顯了。原來到開發區,一講叫招商,對外推薦自己,八大產業、十大產業,什么都來,都有,現在不是了,現在是三大產業、四大產業,集聚的,這要構造。

    第三個是在規劃方面,按照新的目標、新的方向重新做規劃的布局。為新一輪發展,從規劃層面上做好。構造了就變化了,不構造可能變化的沒這么快。

     

    陳棟生:關鍵的變化在哪,濱海新區我前幾年去,我們北京擔任整個三環、四環的推二進三,變成城市當中的功能區、新城區?,F在濱海新區就是天津的一個心區別,一、二、三都有,生產生活都有,是一個社會了。

     

    劉培強:對,我就把情況給大家匯報一下,新時期怎么發展它,非常重要。所以借這個機會,我是開發區協會的,協會應該是當橋梁,所以把開發區的情況匯報一下。

    在有就是人才重新構造,有些新產業了,新的發展方向,人才就非常重要。所以現在大學城、藍領學校啦、留學生創業園啦,這些東西都出來了。所以總結2000年前后,04年提出要變,所以陳老講的,與時應變,那時候開始變,討論這個東西大家也非常慎重,這種新的方針依托了過去的基礎,同時賦予了提升的內容。外資是提高外資質量為主,出口是優化出口結構為主。過去以工業,現在是以現代制造業。加上兩個致力于,原來致力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第二個致力于是致力于現代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比如服務外包等等。促進它成為一個多功能的一個產業區,這是04年提出的。

    高新區也出了一個細分目標,怎么把產學研的路上把高新區的科技含量提高,瞄準更高的目標,在科技研發上怎么發揮作用,這兩個東西,國務院辦公廳都有正式文件下發了,而且那時候就出了出口加工區,新的模式出來了,保稅區是做功能調整的。這幾種區這些年都在按照新的功能、新的方向往前走,這是開發區大概的一個前期的情況,現在主要是發展到一個程度,二次創業的特征,近幾年國家有什么指導方針的變化,大概是這么一個情況。

    但開發區認識的不統一,大家反映也很大,就是開發區太多了,這個根在這里。這個模式還是不錯的,符合我們國家的發展戰略,符合我們國家的近期國情,我覺得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符合改革開放大的方向走。但我們國家的開發區太多了,最多的時候6千多家,現在仍然很多,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這是很頭疼的問題。為什么這么多,我也說不清楚?,F在我們的資源沒有這么多配置給這么多開發區,就算你是好的,對的,應該的,但沒有這么多資源,不可能的,造成一個后果就是得到都爭唄。03年開始,93年整頓一次,03年整頓一次,03年還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國家采取了程序上的創新,各部委帶著去考核,最后確定了,一個是兩級審批,國家批和省批。第二個是規范名稱,不能什么都叫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經濟技術開發區?,F在又多起來了,什么循環區。03年整頓一個是兩級審批規劃,第二是名稱規劃了。第三是面積規劃了,而且天上地下呼應,衛星檢測,很嚴格了,但沒有全盯,盯了一部分。應該講之后開發區的發展,現在還差了一個文件還沒發,三年整頓之后應該有一個指導出來。

    最近國務院發了一個文件,國家辦的開發區都有一個要求,這是在文件上的,文件上都有要求,應該按照要求走,省里要按照省里布局做,所以現在大體就是這樣的情況。從這一兩年看,有什么新變化呢?一個是因為土地受到了嚴格的控制,現在土地是要有指標的,嘉興開發區,一年就有幾百畝,地就在那,但你不能動,我覺得是好事。沿海地區在引資結構上更加注重跟產業鏈的銜接,第二加大服務業的建設,人氣這就起來了。光點產業現在也起來了,服務業上在加強,搞環保、清潔的,這方面來發展。

    第三個是著眼于培植新興產業,加大人才的儲備和培養力度。我感覺挺有水平的,有很多研發機構在做。保證現象搞生物醫藥外包的,也這方面聚集。生物醫藥財政比較好,這樣引進人才、培育新興產業它有財力,再一個是運行機制上也做了新的探索,比如怎么跟資本市場結合,現在真正的上市公司,什么中關村、泰達,我一直想中國開發區要有一個板塊在資本市場上。另外開發區要培植上市公司,要有一些優質資產。這些新變化要看出來,不是占地,不可能了。第二要講效率,講投入產出效率,我們國家的開發區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過去我們的開發區都是管委會制,講問題。在國外沒有管委會,或者極少極少,這是中國開發區的一大特色,恐怕也是中國這幾年發展這么快的動力,不然很難解釋。所以過去的開發區都有一個地在后面,有效率不太講究,因為投入回不來沒關系,不斷有地跟,項目來吧,反正我有地。

     

    陳棟生:開發區沒有給錢柜,就給了地,那個地是比黃金還貴。

     

    劉培強:上海米行開發區,如果沿海開發區都能做到一個月一百億的水平,你說哪用的到這么多地?這里還是有問題,還是要有一個改革和提升的余地,所以下一步這些問題,包括現在危機也來了。因為開發區本身是一個企業集聚地,是反映中國工業的風向標,因為每個開發區都聚集上萬家企業,現在經濟危機來了,開始了多項政策,都沖著工業企業來的,退稅率、所得稅、勞動法。所以現在開發區的企業業面臨著很多問題,開發區里的企業遇到問題不就是開發區的問題么?陳老講的創新環境,但創新也有很多環節,開發區來講,要是推創新,過去講投資環境是要引資的,現在是創新環境了,在這么高成本的環境下,在看不清楚的國際經濟局勢下,開發區下一步發展業面臨著很多不利因素。大家非常關注這個事情,嘉興開發區、廣州開發區都來了,我說今天下午要開這個會,他們覺得這個會很好。

    我就匯報這么多,把開發區的情況摟一下。

     

    新望:講的很好,劉會長從意識到未來,包括陳老師講的創業自主創新能力,也是一個衡量開發區的指標,包括劉會長講的,產業集聚程度,對評選指標很有意義。如果下一步要搞評比的話,我覺得應該在劉會長指導下,評比活動要客觀扎實,另外我們把開發區的歷史上的老人,都請來,把會開城一個高層論壇,再請劉老師講講。

     

    肖金城: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我重點介紹的是特區和開發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意思就是通過特區和開發區,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很晚才接觸到開發區,我是1999年,發改委有個題目,叫特區和開發區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戰略,我們當時正在研究西部開發戰略,所以由從西部改到東部去。因為科技開發區都在東部,當時在開發區一個一個調研,那次調研對我的觸動比較大,從那開始我認為開發區是個好東西,好東西都要學、都要辦,你能干為什么我不能干?你認為好東西你們要干我們也要干,所以一下子就搞多了,多了就要整頓、要規范。

    國家發改委國土研究所副所長、博導 肖金城

     

    開發區我后來研究的結果,開發區有成就,有問題,應該說要有戰略,有方向。我們研究了開發區的戰略和開發區的方向,我很多場合講的都是老調重彈,很多是99年我們調研之后形成的報告,報上去沒引起什么反響,過了5年我參加了國土資源部整合開發區的專家組,劉會長是專家組成員,當時是整頓。給了我們幾百個開發區,說哪個保留,哪個撤掉,我們也沒去過怎么知道,所以我建議,應該有一個辦法、有個標準才好確定。所以提出之后找我們,有一大堆東西,看的眼睛都花了,也不知道哪個保留,哪個撤掉。

    由此感到,開發區發展中,對開發區經驗的總結和戰略還有法律,一個開發區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沒有把它上升為法律或者上升為國家的東西,總是在整頓發展、發展整頓這樣的軌跡。這次我講開發區,合肥有一個會,開發區主辦的長三角的合作論壇,我講了開發區,所以我覺得,談到開發區,應該和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成就很大,經驗很多,也存在一些問題。問題我們不能用一句話概括,我們浪費了很多土地,污染了環境,這點我們應該反思,能不能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發展模式,對現在科學發展觀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向,要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如何建立,實際上我就提出,集中發展、集群發展、集約發展。

    如何集中發展?實際上大家比較認同的,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項城市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這次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最引人眼球的就是土地流轉,法律和政策以前并沒有明確流轉到底合不合法,土地怎么管理,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個內涵的就是耕地要向規模經營集中。只有規模經營才能發展現代工業,那么工業怎么辦,那么就是工業向園區集中,向園區集中就得有園區啊,沒有園區怎么集中?說辦工業,又要工業向園區集中,沒有園區不就矛盾了么?所以2004年調查的時候,都搞了工業園區,整頓的時候都取消了,只能是國家和省兩級批的,其他的都是非法的。不讓我們辦工業區也可以,我們就辦工業基地,管委會沒有可以找基地組織。

    我就想到,我是把開發區、高新區、保稅區、邊境經濟合作區等等都是開發區的種類,都可以概括為開發區,只是級別低一點,就是有一個發展的問題,發展農業還是發展工業?

     

    陳棟生:跟北京到東南海那邊,把老百姓都搞糊涂了,一個鄉一個鎮,搞一個工業園區是對的,相對集中啊,實際很簡單,本來蘇聯就有,比如東邊的紡織廠,叫紡織區。但我們講的開發區是當時在計劃經濟下面,長期封閉,現在一下要把老外請進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開的一個特區,不過是一個小特區而已。但現在還有小特區,就是出口保稅區,很多政策上以差異,我們進去都要檢查的。這些都已經把下面的干部搞糊涂了。

     

    肖金城:我認為中國開發區數量多,從現在看,我們有66個城市,要不要發展工業,要發展工業你總得給個工業園區吧,有660家,之外還有1644個縣,縣要不要發展工業,要發展工業就1600家,19000多個鎮,要不要發展工業,要發展工業就19000多家,鎮有發展工業職能的,在哪里發展?肯定要搞各園區,不搞園區就在老百姓農田里搞,那肯定會村村點火。像浙江,有一個發展局長坐車,我說你們浙江人蓋個四層樓,也必要么?哪住的了那么大的房子?他說你不了解,一個樓里就是一個小工廠,雇了很多農民工,哪了訂單到家里生產,很多消費者都是從家庭樓房里來的。這就要搞處理廢水,排到哪里?都排到土地里去了。我們叫水質性缺水,會多的很,但是都不能喝。我們的土地,要把土地處理好需要一千年,我們的地貌改善要一萬年,這就是說要把工業集中發展,污水才能處理,不至于污染土地,我們還要對土地加以重視,他們說自己地里種的糧食自己都不吃。

    第二開發區的合理性是必然的,另外我覺得開發區的問題出在哪里。我說開發區的問題不是數量問題,是規模范圍的問題,我們后來搞的開發區,就像國家審批的時候,30平方公里,實際上是很嚴格的。但后來批的開發區,或者地方政府辦的開發區,面積都在50平方公米、100平方公里。我到一個縣,每個開發區100平方公里,規模很大,招商引資。另外因為范圍大,投入很多基礎設施,花了很多錢,所以在財政上造成了很嚴重的負擔。他們爭了農民的地,給人民很少的補償,甚至不給補償,所以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后來信訪主要是農民被占用地之后,利益受到傷害,所以引起了國家重視,一棒子打在了開發區頭上,這是03年、04年的整頓。

    所以我覺得開發區是改善投資環境的重要舉措,改革開放之初,我們要招商引資,很多人思想不同,敞開大門讓外國人投資。另外我們過去辦工業是一個項目要修路,讓外商投資是很難做到的。所以我們搞了開發區,一個是派的人都是觀念最新、能力最強而且開放意識最強的一批人,素質最高。搞開發區管委會,把舊體制、舊觀念、舊模式屏蔽在開發區之外。第三利用貸款,以土地做抵押做融資,搞基礎設施建設,完善了硬件。后來搞了小機構,大服務,小政府大市場,一條龍服務,這些體制創新的措施。這些措施確確實實對招商引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既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又改善了投資的軟環境。所以招商引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每個城市的開發區都是工業的集聚區,確確實實是對改革開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開發區的問題我們也分析了,也有很多,比如舊體制的問題,有撿到籃子里都是菜的問題。還有在選擇上,為了避免蒼蠅蚊子對我們的腐蝕,把經濟開發區搞的很遠。對服務就跟不上,晚上形成了鬼城,沒有人。所以這是一個問題。當時提出的戰略還有叫未來搞開發區,一定要依托母城,這樣可以減少很多投資,不用修那么多路,也不用搞那么多的服務業,從現在來看,當時提出另外三個戰略,第一個是體制創新戰略,就是體制應該說不但不能回歸,還要把體制向前深化。而且我們覺得體制創新應該向選社會示范,我們行動體制改革的時候,要學學開發區。第二是三個并重戰略,第三個是滾動開發戰略,我們當時覺得土地一次性征用過來,但項目、基礎設施是陸續投入建設的,所以不要把土地一下子弄過來,弄過來就是曬太陽,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是一次性規劃,分期實施、滾動開發。當然后來的政策很怪,一次性不把地征下來,后面征征不到了。另外政策又多變,先規劃大一些的都占了便宜,小的就了吃虧。我們提出的戰略是作為國家的政策是有穩定性的。

    我單獨講講三個為主、三個并重,開發初期三個為主是合理的后來就要與時俱進,開發區再堅持三個為主已經不夠了,我們提出三個并重戰略,第一內外資并重,就是開發區不僅要引進外資,也要引進內資,改善投資環境不要光把好的環境給外國人,本國人也要享受啊,所以不管外資內資企業都要進入開發區。第二內外銷并重,我們提出外國人到中國投資,目的是要進入中國市場,不讓內銷光外銷是增加了招商引資的困難,所以我們說還是應該允許內銷。第三是二三產業并重,當時搞工業,尤其是遠離母城的開發區是不夠的,應該是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要發展,這是99年提出的戰略,叫三個并重戰略。

    后面我講一下開發區的作用和方向,實際上開發區的作用,我們覺得很多,但核心的作用就是經濟增長點,一個城市通過辦一個開發區,集聚工業,工業在這里有良好的投資環境,企業獲得很好的服務就可以獲得很快的發展,對于這個城市來講,就支撐了城市的經濟發展,所以事實證明,現在統計,有開發區的城市,城市的開發區的GDP比重占一般城市的30%到50%,甚至更多。所以劉會長也可以總結總結,開發區在一個城市方面,經濟增加值方面是很高的。

     

    劉培強:像天津、大連、上海這些大的開發區,占GDP比重,他的GDP大概70%左右應該是工業GDP,占到所占城市的20%左右,大城市嘛。

     

    肖金城:我們做了一些戰略研究,通過多次調研發現一個問題,天津濱海新區面積很大,270平方公里,但GDP主要產生在技術開發區,應該說天津技術開發區支撐了濱海新區,因為2004年就占了40%以上,到2010年估計是半壁江山天津濱海新區,而且主要GDP的發源地是天津技術開發區。

    另外我們的開發區的方向,作為開發區來講,可能確實是要運用好,但如果一個具體的開發區,像天津技術開發區就30平方公里,全占滿了,管委會變成物業管理了,天津開發區的居民不能不投票啊,我要接受公共服務啊,所以我覺得開發區的服務就是新城區,我在合肥做報告的時候,合肥開發區還有很多開發區到我那里去,說你的觀點我比較認同,現在我的開發區不是搞項目招商引資,我們管很多居民,很多居民的事很麻煩,準政府有沒有完善的政府職能,覺得居民的問題很撓頭,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們覺得開發區就是依托母城,甚至第三產業開發區都可以,但一旦開發完畢,就要恢復成城區。當然政府的體制應該學習開發區,不要搞政府捆綁,這樣開發區就可以走出孤島,到一個新的地方技術開放還是可以搞的。建筑師不能自己建了房子自己住下了就不建房子了,我們建了房子自己到新的房子建房子了。開發區管委會也一樣,這個地方開發完了,到另外的地方讓它又有成新的城區。

     

    周漢華:我們主要是05、06年開始研究開發區的,當時科技部火炬中心委托社科院工經所的呂政教授負責做一個比較大的系統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是希望國家進一步出一個政策,促進高新區的發展,第二是希望在土地政策上和國土資源部有溝通,第三是稅收這塊,優惠政策方面看能不能有所進展,第四方面是希望進一步加強法律在開發區當中的作用,由我負責牽頭。

    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周漢華

     

    那兩年跑了近20個高新區,很有感受,原來對這塊不太熟,后來多了許多認識。最后我們提交了一個專家建議,《國家高新區條例》,然后也一直關注這塊的發展。我想我發言主要是講高新區,實際上就是園區經濟了,主要還是講就我們研究國家高新區的感受談談感想。
    我覺得就是三句話,第一確實是充分肯定高新區或者園區在推動經濟發展、引領自主創新,包括推動體制改革等等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從很多經濟指標上來說(不管是占GDP總量、研發投入、單位面積的產值、投資的力度等等),尤其是國家級高新區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同時培育了一批很好的企業,像北京到中關村是最典型的了,而且北京培育出來的自主創新的成果和企業也是實實在在的。除了經濟上的成就,在社會、城市的形象引領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去很多城市,都要看看新區,很多都是高新區連接在一起,成為了城市的發展地標了,另外也推動了傳統的管理方式,首先講到中關村條例,最先在國內提出法無明文即可為,另外,小政府大社會,包括行政管理的一站式、避免多頭審批,都是從高新區首先提出來的。高新區的發展可以說已經推動了行政體制的發展。

    第一句話,園區經濟對經濟發展、政府體制改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是不容忽視的。第二句話就是要很清晰的看到園區經濟發展當中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你要多跑一些地方也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方面,問題特別多,過一段時間就要整頓一次園區,沒問題怎么老整頓啊,問題是什么呢?就是說很多地方主要是土地方面的問題,為什么園區越來越多,就是以地生財。我覺得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只要管理措施到位還是好解決一點的。我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園區要達到的目的,并沒有完全達到,國家高新區53家和6000多家園區的概念還是不一樣,你要承擔自主創新,建設創新性國家的任務,但你去看了很多,發現還是跟國家原來改革開放之前的有些領域一樣,和以前到處建的房子一樣,千篇一律,真正做出有特色的,像中關村這樣的很少。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千篇一律,低水平重復。再有就是沒有有效的退出機制,如果要看激勵機制,所有人都有,沒有人說退出不搞高新區。比如入園的企業有優惠啊,地方政府也有激勵啊,有政績啊,管委會更有優惠了,管委會還是有人的啊,也有激勵。說中央部委有沒有激勵,也有啊,只有說中央領導說太多了,要講政治了,大家才說是有問題。你很難發現有什么機制能夠形成有序的退出,我們剛才提到。就像國企體制一樣,只能進入不能推出,一定會久了之后就向低端看齊了。第二句話就是要清醒的認識到它的問題,包括政府管理創新上,有些停滯不前,有些地方沒有什么創新,在產業結構上還是比較低端,很多企業到區里來就是注冊一下,對外合作,管你要優惠政策,自主創新能力也不強。真正來說科學發展或者可持續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并沒有真正的像預期那樣發展,所以問題也很多,要不就不會整頓。

    第三句話是園區經濟下一步發展要準確的定位。我同意劉會長的觀點,它確實在中國預期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引領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自主創新的一個搖籃或者是土壤,這個方向還是要堅持。對未來定位是怎么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使它真正更好的發揮作用,這個問題上大家是有共識的,需要通過法律的方法,提高到更高的層面,實現體制、機制創新。當然,在咱們國家的立法歷史上,不是沒搞過的高新區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弄過兩次,最后放棄了。

    為什么不成功?主要在于最初的立法思路還是想搞區域優惠政策,沒有更多從體制創新上著手。結果,在審議中,常委們的意見主要就是國家現在的發展,慢慢的更多的是實行全國統一的產業政策,而不是搞區域優惠政策,現在特區都沒有什么優惠政策了,高新區再去搞優惠政策當然是不可行的。

    所以,當我們提出專家建議稿的時候,我們的基本思路就是依靠制度實現自主創新,而不是單純靠國家提供優惠、給地、蓋房子。國際上一系列的關于競爭力、創新的很多論述、各國的排名,我們做了比較多的研究,已經揭示了,你要有相應的管理制度、政府宏觀政策,只有制度到才會有創新。制度決定技術。這從我們國家這些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也證明了,比如深圳靠什么?政府也沒有給什么錢,更主要的是給一個先試、先闖的空間。園區也自己明白了,一次創業很難指望了,很難期望得到更多的優惠政策,二次創業無非就是要在制度上進行打造,因為中國只能通過差異化發展、通過局部構造有利的制度環境。深圳原來有很多改革創新,然后再往外擴散。所以各個區域的安排,生命力就是先試、先做,能夠在優先打造一個適合創新的環境,更主要的是行政環境,一般意義上的行政環境是約束創新,比如,我們的審批很多,影響企業的經營,再如,我們的行政檢查也多,今天是衛生的檢查,后天是稅務的檢查,各個部門檢查,使企業無法正常經營。我們認為,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主要的問題就是行政管理落后,導致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最主要的根源。要解決問題,必須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為創新提供一個合適的制度環境。

    后來我們搞了一個專家建議稿,主要是學習和借鑒了各國這些年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很多新的創新,體制創新不能停留在口號上。比如說從政府組織上怎么進行創新,比如管委會沒有執法權,行政組織架構上,政府機構職能怎么安排,行政組織、管理程序、政府機關和公眾的關系、社會事務的管理,尤其政府和企業、市場關系的處理上,等等,怎么來進行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我們做了比較多的研究,把其他國家這些年的東西做了比較研究,并據此提出一些改革建議。后來與火炬中心領導和一些高新區的同志交流,覺得我們這個思路很好,開拓了他們的思路。原來的思路停留在怎么向中央要土地,后來我們說應該主要靠體制改革、體制創新解決。具體制度設計比較多,無法一一列舉。比如,許多高新區的同志開始一直希望高新區能不能有一些更大的立法權,類似于特區立法。經過研究,我們認為可能按照深圳的做法不太可能了,因為深圳當年獲得經濟特區授權立法,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相當于是從中央得到了一個空白立法支票。高新區那么多,又不具備經濟特區的地位,不可能得到特區立法權的,所以我們吸收借鑒了英國放松管制立法的經驗。如果在園區里,某些負擔或者某些條件、約束確實是影響到了園區的發展,可以通過特別的方式由相應的立法機關在園區里調整甚至是中止實施某些規定。另外,又比如,現在有一個現象,園區基本還是有條條的,各管各一攤,戰略是國家的事,基本都是部門的事,所以怎么使國家戰略真正變成國家都關心的事,要通過制度安排,使得不同的部門都能加入進來。另外像退出機制,我們認為民間評比就特別有效,我們到臺灣去座談,你就發現民間的評比很重要,因為它會引導投資的流向。很有意思是說怎么設計一種有一個官方評價,又有民間的評價,對園區形成一種競爭的壓力。

    園區到了今天,可能不僅僅只是一個方向或者一個口號的問題,可能現在需要做更扎實的工作,就像中關村的條例,在實際發展中創造出的很具體的經驗,現在就需要把這些東西攏到一起,通過立法的方式推動。我們覺得關鍵是方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二中全會講2020年基本形成有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也就是說還有完善的空間,園區作用是什么?就是體制上先走一步,輻射其他的地方,至于產業結構調整的事,或者企業應該做什么,很多是市場決定的,由市場解決,國家只是定一些標準,哪些園區做什么特色,有一定的標準、引導就夠了。我就講這些.

     

    新望:你說的是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方向和思路,包括法律上能不能給一個空白支票。

    周漢華:給空白支票的可能是很小的。

     

    劉奇洪:各位專家、各位老師,陳老師也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的主席,有幸見到陳老師非常榮幸。

    河海大學教授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奇洪

    講到開發區,對開發區的研究,我跟在座的不一樣,我是從長三角土生土長的,而且在我們國家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生活過。另外我本人在珠三角工作過多年,因此,我把長三角和珠三角研究與我的所學專業(區域經濟)結合比較緊密。

    首先,我們現在講的開發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包括我們講的深圳特區,實際上深圳特區在80年代初搞得最好的就是當時招商局搞的蛇口工業園。另外一個,開發區也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我們目前選擇什么樣的工業化什么道路呢?不管從珠三角還是長三角來看,現在的經濟發展,單純的內生型工業化不行,單純的外來型工業化也是不行。所以要內生和外來相結合,開發區要針對這樣的情況做調整。

    開發區這個產物其實在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了,只是那時不這么叫。眼光再放遠點,我現在研究長三角、太湖流域,甚至在工業化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各種原始工業的聚集地。上個禮拜我去珠三角看了一些開發區,實際上這里的開發區名稱還是各不一樣,只不過現在強調的是國家認可的開發區。有時候中央政府取消開發區,為什么?實際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為什么這樣講呢?現在來看,像江蘇的張家港、昆山等地,他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了西部地區一個省的經濟總量,我們看到他們的發展有開發區的作用在里面。

    回顧20世紀80年代,如果沒有開發區可以說就沒有現在的昆山,當時江蘇省經濟總量排第一是無錫縣(后又改稱錫山市),接下來是江陰、常熟、張家港、武進、吳江、太倉,昆山在江蘇排名在十名左右。但由于昆山搞了開發區,昆山抓住了機會,瞄準了昆山離虹橋機場比較近,還有我們國家西部地區的軍工企業,需要到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因此,到昆山投資的第一批企業就是軍工企業,并不是現在看到的臺資、港資,我們一定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那就是開發區是外來型工業化選擇的一條必由之路。還有昆山順應了時代的潮流,與時俱進,產業不斷調整、升級,最后發展到現在,昆山成為世界上著名的IT生產基地。

    講到開發區,也有它的管理體制弊端,有人講是體制創新,但我不這樣認為。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實際上開發區體制不是創新反而重復了好很多改革開放以前的弊端。第一,開發區不是一級行政區,導致了開發區管委會的權利高度集中,這是一種倒退、是一種落后,包括中關村、珠海、張家港等高新區、保稅區一些高管層的案發。這方面案例很多,因為開發區沒有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權利是高度集中的,強調的是所謂“效率”,監督成了“真空”。

    第二,開發區還是促使政府行政機構膨脹的很好的途徑,特別是90年代。舉一個很鮮明的案例,1997年,整個廣東珠海市人口不到100萬,但由于作為一個特區城市,地方政府權力很大,可以自行設立開發區,結果最多時候建了9個開發區,每個開發區都是一個政府單位,分了很多官員,當時珠海行政機構官民比例在全國來講,可能除了首都以外,珠海是最高的?,F在我們回頭來看,為何行政區越來越多,其實很多是開發地區變形的,這是事實。

    第三,還有一個權利行使問題,很多開發區因為權利很大,另外,又沒有什么特色,結果現在的開發區越來越同化、惡性競爭。我們現在看高新區、經濟開發區,其實區別很小。蘇州兩個分管高新區和工業園區的副市長,在20世紀90末就發生為了爭奪同一個外商,你說我的壞話,我說你的壞話,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我們的標題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開發區的影響。直接影響,開發區融資越來越難,招商引資越來越難,另外市場維持和開拓領域越來越難,飛地型工業化和拼湊型工業化越來越不具有可持續性,這是非常大的挑戰。

    我下面講講中國開發區固有的問題,第一是中國各類開發區審批政出多門、名稱繁多,第二是開發區趨同現象嚴重,普遍缺乏升級機制。我曾經問過昆山許多朋友,昆山一些所謂先進企業,其實跟當地產業升級沒有太大關系,一些企業連當地領導人也根本進不去的,只是建了一個廠,感覺很先進;還有上個禮拜,我在廣州,聽說富士康集團除了保留深圳外,其他地區的企業都要關閉、停產,搞的都是代工生產,根本就沒有什么先進的原創東西可言。2005年我在東莞一個鎮做戰略規劃咨詢,當時東莞領導跟我說,你看東莞搞生產電腦的,什么都能生產,但缺什么?缺生產電腦的心臟,核心的東西不在我們這里,所以東莞最大的痛苦就是這個。目前我們國家的開發區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第三,開發區成為城市化重要的載體,社會管理任務越來越重,但現有職能不能適應發展需要。我在常州高新區調研,高新區反映,目前社會管理、服務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很難適應管理的需要;另外,高新區管理部門,現在怎么來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現在還沒找到。第四,開發功能越來越弱化,開發成本呈上升趨勢,現在主要是再開發。

    講一下關于我們城鎮化與開發區的問題。目前很多開發區既成為了城市化的重要載體,但又變成房地產商獲取暴利的重要途徑。這里舉個例子,我們國家級旅游開發區在1992年批了十幾個,除了大連、三亞還是屬于旅游開發區和武夷山開發區不成功外,其他都變成了房地產開發區了。

    未來開發區發展趨勢怎樣,第一,開發區要以制造業為主轉變為以制造業、服務業并存或以服務業為主的開發區,即開發區產業由硬產業為主向軟產業為主轉變趨勢。

    第二開發區投資主體由海外增量投資為主變為海內外存量調整與增量投資并存。

    第三開發區由景觀開發為主轉變為功能開發為主,功能定位必須明確,不能趨同。

    第四開發區由同質競爭,轉為異質競爭,找到定位和模式上的創新。

    第五開發區要側重產業發展轉變為重視產業、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

    第六開發區要由初級要素導向為高級要素導向轉變,現在長三角和很多城市也意識到這點。

    第七開發區由側重開發區為主,變為側重服務為主。

    第八要有項目導入,資源導入轉變事件導入。

    關于評選指標,我個人感覺至少有這幾個:規模指標、發展指標、結構指標、生態指標、區位指標、基礎設施指標、社會支持指標、技術支持指標。

    由于時間關系,我就講到這里。

     

    新望:下面劉敏講一下,你們團隊做過一個重要城市競爭力的課題,請介紹一下。

     

    劉敏:各位領導、各位專家下午好,受蒲宇飛主任委托,參加今天的研討會,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03年以來,我和我們的團隊跟隨蒲主任,與世界銀行、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合作,共同開展城市投資環境的研究。世界銀行主要做定量研究和城市排名,我們主要做城市案例研究,然后結合每年的投資環境論壇推廣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動城市投資環境的改善。

    國家信息中心綜合管理部政策研究室 劉敏

     

    2003年以來,投資環境論壇已經舉辦了五屆。5年來,我們的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合作模式越來越成熟,投資環境論壇也越來越高層化、國際化。與投資環境研究主題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國際組織、研究機構、企業界都參與到我們的論壇中來,反映出社會各界對我們的認可度還是比較高的。

    昨天接到通知說參加今天的研討會,我認真思考了一下,開發區的發展研究,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城市這個層面的研究更有意思,城市相對來說要虛一些。對開發區的發展,我有一個認識,那就是,開發區的發展是城市發展和國家發展的縮影,開發區的發展軌跡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宏觀形勢和政策變化的軌跡。

    如此觀之,我們也可以從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當前開發區發展面臨的形勢?從而回應今天的會議主題。

    首先,我們可以從投資、出口、消費三方面的情況來分析當前的宏觀形勢:

    從投資角度來看,今年1-9月,外商投資新設立企業同比下降26.25%;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43.74億美元,同比增長39.85%。但是,1-8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增幅是41.6%,表明使用外資金額的增幅比1-8月下降1.75個百分點。而今年9月利用外資金額的水平則低于07年的月平均水平。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資進入勢頭的減緩。

    從出口角度來看,今年1-9月,我國的貿易順差比上年同期減少49.2億美元,同比下降2.6%,雖然出口額同比增長了22.3%,但是比上年同期回落4.8個百分點。而凈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則由上年同期的2.4個百分點下降到1.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出口形勢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從消費角度看,在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出現放緩趨勢,股市低迷使財富效應消散的背景下,今年的內需增長也將面臨比較大的壓力。劉會長剛剛談到,我國的100個高新區和經開區,吸引外商外資的比例占全國的1/3,出口額占全國的1/4,創造GDP占全國的1/10。所以,我認為,宏觀層面面臨的壓力在開發區這個層面可能會放大。

    當然,我們在分析總體形勢的同時,也要看不同開發區的情況,要看到在同樣的外部形勢下,不同的開發區所面臨挑戰和機遇是各不相同的:

    一是當前形勢對以出口為主特別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開發區影響比較大,但對以國內資金和市場為主的開發區影響相對較小。最近國家提高服裝、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高附加值機電產品出口退稅率,支持優勢企業和產品出口的政策出臺后,能緩和外向型企業面臨的出口需求下降、利潤空間變小的壓力。但是由于全球經濟下滑導致的外需下滑嚴重,出口下行的趨勢很難扭轉。

    二是從區域角度看,當前形勢對中西部的開發區影響相對較小,東南沿海開發區受到的影響較大。三大區域的投資情況可以說明這一點,1-8月,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投資增長分別為22.6%、35.3%、29.1%。

    三是從開發區特點來看,對依靠傳統的政策優惠發展起來,且企業科技含量低的開發區是挑戰,對依靠人才優勢、產業聚集優勢、服務優勢發展起來,且企業科技含量高的開發區是機遇。

    四是結合產業和行業的來看,部分行業需求增長比較快,且成本結構中原材料等要素成本比例比重低,以這類產業為主的開發區受到的影響相對會比較小。相反,有一些行業和產業,需求波動比較大,且生產成本里原材料比重比較高,例如:家電、建材、鋼材,這樣的產業和以這類企業為主的開發區受到的影響相對會比較大。

    總的來說,對于金融危機和宏觀形勢對開發區的影響,應該全面地看,辯證地看:既要看總體趨勢,也要分析個中差異。目前的形勢對于好的開發區來說,機遇應該是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對于促進區域的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有好處的。最后,因為外向模式受到影響,還能夠推動我們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

    以上是我關于宏觀形勢對開發區影響的認識。下面,基于當前形勢,對開發區的發展提三方面的建議。分別是宏觀角度,中觀角度和微觀角度。

    從宏觀角度談開發區的發展,無非是適應宏觀形勢,抓住機遇、明確方向。在我們的文件和媒體中,有一些關鍵詞值得關注,例如:環保、節能、節地、創新、升級、就業等等。以土地為例,十七屆三中全會后,開發區利用增量土地將受到較大的限制,利用土地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不管是宏觀調控還是未來的一系列單項改革、綜合改革,都會加大對土地要素的約束,提高土地利用成本,所以開發區對存量土地要進行合理的規劃和整合。以環保為例,新稅法和新目錄中關于發展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清潔生產、能源綜合利用等領域,應該是未來開發區招商引資的特點??傊?,從宏觀層面來看,無非是要打好環保、節地、節能等幾個牌或者打出一套組合拳。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后區域經濟、鄉鎮企業,包括開發區的發展很多時候是依靠制度競賽,打政策擦邊球,取得了飛速發展。這個認識有一定道理,但是這里的發展主要還是短期的發展,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會遇到很大困難和問題,尤其危機形勢下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和問題。

    從中觀角度談開發區發展,是說開發區如果充分依托所在城市的戰略優勢、人才優勢、信息優勢、產業優勢謀求發展,將容易形成比較良性的循環。從城市角度來說,我想講三個“勢”,一個是順勢,就是順應區域和城市的發展戰略,謀勢定位。舉個例子,最近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推進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將長三角定位為先進的制造業基地,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區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區域,那么這個區域的開發區就要向這樣的戰略定位轉型。其他的產業不是不能搞,不是一下子轉移出去。但是,區域發展定位是一個強信號,勢必引導政策的配套、要素的流動,順勢而為總是容易占據先機。

    第二是借勢,個人感覺,開發區的發展模式里帶有對開放主導的依賴性和與國內經濟聯系的隔絕性。剛才專家們用“鬼城”、“孤島”來形容一些開發區,我想也是這個意思。在開放模式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應目光向內,借助所在城市的人才優勢、產業優勢、信息優勢、智力優勢,實現自我增值。包括:加快開發區的城市化建設步伐,參與所在城市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結構調整,提高與周邊地區的產業關聯度,通過周圍地區的整體發展實現開發區的自我增值。再比如借助本地研究機構的智力優勢,發揮民間機構、半官方組織在促進要素整合、信息溝通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第三是蓄勢,個人認為,經濟危機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優勝劣汰”機制,體現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雖然代價很大,但好的開發區和強的企業,發展空間應該是增大了而不是減小了。在經濟低迷的時候,開發區不妨把精力轉一轉,致力于練好內功,蓄勢待發。比如轉向戰略思考、差異化定位,轉向人才、技術等要素的集聚、內生資源培育及服務的改善等。

    最后,我還想到關于造勢的問題,觀察報力推的開發區排名應該是開發區推薦自己的大好機會。

    從微觀角度看開發區發展,是說開發區的發展應該適應企業的需求,降低三方面成本,解除企業的后顧之憂。這幾個方面在任何時期來說應該都有它的適用性。一個是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這里的降低稅收成本和傳統意義上的稅收優惠有一些差異,是對符合宏觀政策、符合區域和城市發展戰略的企業,適當給予一些優惠政策,這里的優惠更多的體現為獎勵和激勵,而不是低成本的含義。第二降低交易成本,有兩個方面,一是要降低企業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發展運輸、物流、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二是要降低企業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改善投資軟環境,簡化辦事流程。談到這一點,就想到劉會長剛才說的,改革開放初期,有企業為了批個新項目,要蓋上百個章?,F在如果還有這樣的開發區,估計是沒有生存空間的。另外,開發區管委會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機構,本來它的建立是為了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為企業提供便利。但實際上呢,開發區管委會究竟是降低了企業的交易成本還是提升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呢,這些都需要我們通過調查研究來尋找答案。

    第三關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有兩個著力點:一是在建立靈活、有效的信貸政策方面下工夫,例如建立信用平臺。二是打造開發區品牌,搭建多種形式的融資平臺。

    最后,在我們調研城市投資環境的時候,還有一個發現,就是企業發展中有一些后顧之憂,比如:人才的落戶,人才子女的就學、老人就醫等問題??赡艿脑?,開發區也要考慮在這方面為企業排憂解難。

    總結我的發言,可以歸納為一個結論:開發區的發展應該跟企業共成長,跟所在城市共發展,跟國家共繁榮。如果以上三個方面的關系都處理好了,那么在宏觀形勢好的情況下,這樣的開發區應該是發展得最快、發展得最好的,即使在形勢不好的時候也應該是穩得住的。

    魏谷:對高新區了解的比較多一些,因為工作關系。經濟技術開發區了解的少一些,除了泰達。所以我想,我只談點個人觀點,不代表哪個工機構。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副社長 魏谷

    我想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國家土地計劃實行20多年,開發區就是在土地計劃下發展起來的。國務院要求進行一次系統的總結,最近一直在外面調研,怎么來回答國務院的要求,正好碰到金融危機,也去了一些高新區,總天來看還不錯,特別是西安、武漢、成都,這樣內陸的高新區,反而感覺是非常好的機遇來到了。從高新區的各項經濟指標來看,確確實實感覺到比以前發展的更快,這說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在研究美國經濟的時候,都做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說技術創業和技術創新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可能是一種更加健康可持續的、抵御風險的模式。

    所以我想就這個方面說,聯想起2000年前后,高新區搞二次創業提出的,所謂二次創業就是以創新能力建設為核心的二次創業。那時候跟泰達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時候提到,對技術開發區來講也存在產業升級的問題,就是說如何能夠從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的產業的企業升級,在全球資本流動中,如何破解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低端鎖定。

    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來重視,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更加重視本土創新,重視發展一定量的創新創業的中小企業,在這方面我就想,因為幾年之前,外商來的非常多,蘇州市政府感覺到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一下外商大量涌入之后蘇州的產業基地如何發展,當時我也參與,一起做了一個蘇州高新技術產業的布局規劃。這里我們提出作為蘇州這樣一個高新技術產業來看,應該說已經到了時候,在外資大量涌入的時候,需要更加重視整體創新,作為政府來講,要拿出相當大的財力,來吸引并且來支持本土創新,所以幾年以來,蘇州市政府每年拿出幾個億,來支持本土創新。到現在為止,經濟發展已經不完全是外資主導,民營經濟作為第二個層面越來越占據主要位置。所以我感覺吸引外商投資和支持鼓勵本土創新,我認為對于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來講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我感覺到要更加重視集群化發展,大部分高新區,目前只是完成了地理概念上的企業集聚,同類型的若干產業,而且是大行業的集聚,但這樣的集聚從產業鏈角度來看,并不能充分的發揮出一種集聚的效應。產業集群從我們國家來看,大量的分布在浙江這樣的地方,非常自發的形成產業集群。但是這種產業集群有一個非常致命的弱點,都是成本型的,希望集群帶來低成本的效應。類似這樣的金融危機里,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因此集群式的發展如何通過創新網絡的引入,如何像創新集群的方向走,對任何開發區來講,都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很多專家談到其實開發區的土地都是非常有限的,邊界并不是無線的。但集群的發展和輻射是無線的,所以我認為,對于開發區來講,要更加重視如何把集群創新平臺放到開發區,如何把集群核心企業放在開發區,從整個城市或者整個區域的角度,如何發揮開發區的區域整合能力,通過集群式的設計,使得開發區的區域經濟結合得更加緊密。

    第三個方面,我想開發區大有希望,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我們國家市場經濟的先行者,也是改革開放的深度實踐。面對現在新的國際經濟形式,開發區的改革開放,我認為存在者更高程度開放的問題,就是說從產業發展角度來看,我們過去的三十年大量的利用海外的直接投資產生的產品和產業鏈的轉移,應該講很多的理順和實踐表明,產生的效應是非常有限的。作為發展中國家,要打破技術的低端鎖定向高端走,必不可少的技術創新,從開放的領域講,恐怕要更加重視技術創新,或者國際的技術創新。有統計表明,在全球技術貿易額遠遠高于商品貿易額,但技術貿易額90%以上是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真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貿易額只有百分之幾。這也說明更加重視國際技術轉移,可能會對企業行業有更大的作用。

    這的三個方面是我個人意見,供大家參考。

     

    艾曉光:各位專家、領導,本來本來是我們公式董事長,但時間實在安排不開,實在抱歉,我重點研究是管理學,經濟學略微有些涉及,但對這方面有點感想,聽了大家的發言自己感觸很深。

    我想問問會長,開發區有沒有一個退出機制?

     

    劉培強:退出機制原來行政上喊出來過,黃牌,但還沒聽說哪家由于黃牌退出。但有升級的概念,大家都在爭這個東西。

     

    艾曉光:為什么想到這個問題呢?因為我們自己內部研究員了解到,發現各種開發區已經很多了,包括十一回老家,唐山人,我們縣里也搞了一個,后來開玩笑說咱們鎮里是不是也搞一個?那咱家也一個得了。十一前去江蘇,周圍全是工廠,我看搞的也不錯。

    因為搞管理研究的,我們公司也是一直跟大型企業接觸比較多,我從管理學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從我個人來講,我更愿意把開發區作為整體的組織來考慮,作為組織來說涉及面很多了,這東西因為時間問題就不能都談了

    北京仁達方略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副總裁 艾曉光

     

    從戰略上說 ,首先很多開發區定位不是特別準,從管理學角度講,戰略要解決三個問題,在那里競爭,解決競爭領域或競爭市場的問題,再有就是如何競爭?依靠什么競爭?這里僅就第一個問題簡單談談。其實我理解這應該是一種聚焦,開發區實際上也有一個問題,以前進入開發區感覺很隨意,反正你有錢就進來,不管你做什么,現在則 是在做一個產業的選擇,要有自己的特色,進入園區的企業互相要有一個協同作用,不能產業之間不搭界。

    我覺得政府應該對合理競爭有一個引導和規定,另外從文化上,大家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談了不少,我想從開發區管委會這塊談談就開發區長遠發展來說,除了管委會的機制、制度、模式之外,是不是更重要的考慮如何在開發區培養創新的氛圍,如果不能帶來創新的企業,是否可以考慮不允許進入。我跟很多企業接觸,這種文化氛圍短期之內可能看不到,但中長期影響還是很大的。我也從事過房地產行業,做寫字樓,一開始也是你只要有錢不管什么企業都可以進來,后來慢慢的有選擇了,跟我樓里的要求、整體氛圍不和諧的,多少錢我也不讓你進來,這樣也容易吸引相關的客戶,就跟中關村一樣,搞機械制造的肯定不會來,也不允許進來。開發區這塊在創新的氛圍、創新的機制、創新的平臺上,是不是做一些更大的工作。

    最后提一下,因為常跑西安,西安高新區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整個定位也好,感覺很準確,我來之前還找了一下資料,我看了一下前管委會景主任講的西高新的定位就是“努力將資金引向研發等高附加值領域,通過加快外資企業的自主創新,對本地企業的自主創新起到示范和引領作用”。我覺得很清晰,也很準確,戰略指引性非常明顯,詳細如果落實到位,西高新的發展不可估量。

     

    新望:我們想,開發區協會、經濟觀察報把這個事嚴肅、客觀的做下來,一個是成立一個指標體系,然后有一個指標發到大家手里。還想成立一個評委會,請行當里比較知名的專家聯合做。在大家的支持和指導下,把這個事做好。以往做了兩個評選,一個是最受尊敬企業,做了七年,和北大光華做的,影響非常好,認為是有一定分量的評選。還做了一個評選是最佳營銷案例,做了六屆,我們想做的很嚴肅的做下去。另外把價值真正提升一下,把從事開發區的人有真樣的榮耀,把閃光的地方評出來,做一個論壇或者評獎,辦的有聲有色。

     

    ——完——

     

    (本文由會議現場速記整理而成,未經與會者人審訂,網站將在近期內完成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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