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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被迫的“隱”時光
    何曉鶴
    2011-04-14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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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曉鶴/文 那是2002年夏天一個周五的早晨,陽光明媚,窗外甚至有鳥叫聲。但我卻無暇顧及,我正無比沮喪地給我的同事王勝忠打電話。我告訴他,華夏這篇稿子我實在寫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完成稿子的剩余部分。

    直到現在,我都覺得那一天是我記者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一篇好的新聞報道所需要的全部元素都在我的手里,可我卻寫不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感謝王勝忠,他隨后的妙筆讓《莊家華夏》這篇報道接近完美。當然,還不止于此,這篇報道所擁有的大量事實證據也來自于他。

    2002年,中國證券交易市場成立十年有余,但內幕交易以及信息的不透明,不對稱肆意的市場中,那時很多證券機構利用委托理財經營資格,在證券市場中左右逢源,監守自盜。華夏證券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他們與太極集團間那些不得不說的事,業內時有傳言。而我們通過各種關系拿到了大量的華夏操作太極集團及其他股票股票交易的資料,翔實得讓我們震驚。

    不過,當我們7月中旬拿到這些證據的時候,我們一直糾結于要不要報道。

    2002年的經濟觀察報,在這篇報道之前很長的時間里,沒有什么引起轟動的文章,這讓當時的總編輯何力很是焦慮。他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和王勝忠說,沒有打得響的東西啊。

    王勝忠也很是焦慮,一方面,他焦慮著何力的焦慮,另一方面,我們拿到的證據可能會為很多為我們提供證據的相關人帶來麻煩,如果寫了報道,這些麻煩如何應付?

    不知道,從外館斜街到安貞橋,那一路上的風景是否還記得我們的心情。那年7月的最后一天,我和王勝忠在夏日夕陽的余暉中,在這條路上走了好幾個來回,商量這篇報道要不要寫,會不會惹來一些麻煩,那些麻煩都會是什么,我們又要如何應對。那時,我們都還年輕,熱情沖動,勇于承擔,但同時對很多事情又是心懷忐忑。

    最后還是比我年長些的王勝忠頗有些壯士不回頭地說:“寫吧,報紙需要這樣的東西”。

    報道刊發的那個周五的晚上,何力打電話給我,說,我給你們起了一個新的名字,童珊。然后,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筆名只是一層薄薄的保護膜。

    即使我和王勝忠都對報道刊發后的效果做了我們認為充分的評估,但事實還是出乎意料。

    8月5日,當期報紙上攤售賣后,兩三個小時內,全都“賣”光了。我的很多同事,跑了很多報亭都買不到我們自己的報紙。

    據說,在亞運村的一個報刊攤,我們報紙剛剛上攤沒幾分鐘,攤前就停了一個奔馳車,兩三個壯男下車,“豪爽”地包下了那個攤位我們當期所有的報紙……

    為了躲開“賣光”后的麻煩,隨后的一周,王勝忠去了深圳“隱居”。我則關掉手機,在家吃睡宅著。當時和我住在一起的朋友開玩笑說,你別惹我啊,惹急了我把你們倆都供出去。

    好吧,現在,我招供。童珊,并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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