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六十年發展路徑回顧

1949年—1977年

建國以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十分純粹的計劃經濟成長模型，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的經濟列車在運行了多年以后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從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間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全社會的物資緊缺，企業活力蕩然無存。

出于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當時的工業發展以重工業為絕對優先，尤其是把軍工業放在最首要的地位，輕工業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則出現了嚴重短缺。此時的工業并沒有布局在具有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為了出于安全考慮，被放置在交通成本相對較高且布局分散的山區，當時的工業發展效率低下且難于形成規模效應。

1978年—1983年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發展的元年，在該年3月他當選為政協主席，這位“新中國的夢想家”拉開了中國經濟崛起這出令全世界震驚的大戲的帷幕。

改革先從農村突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18個農民簽訂的大包干契約打響了改革的第一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中國的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的同時，把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了，在土地嚴重缺乏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轉而進入工業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進而促進了大量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的意外崛起。

在這個階段以“放權”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被推向了舞臺的最前端，中央和各級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進入了擴大自主權的試點范圍。1980年1月22日，國務院發布了《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規定工業企業在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和供貨合同四項計劃指標后可以按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這項改革對于煥發國有企業的活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也成為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有企業改革的主線。

當國企老總們正在為企業自主權和政府博弈之時，另一批人則在試圖在我國的沿海地帶創立出一個“經濟特區”，時任招商局董事長的袁庚是這批人中的帶頭人物，他提出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又能依靠其沿海和鄰近香港的區位優勢吸引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兩者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沿海工業。很快這一提議得到了落實，自此捅破了計劃經濟這個“鐵桶”，在沿海地區打開了一個通往世界的“洞”。蛇口開發區籌建半年后，深圳特區開始建立。

1984年—1991年

1984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在離開深圳特區時他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一個月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及海南島，形成了沿海全境對外開放的格局，沿海工業進入了飛速發展的軌道。

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一批農民企業家被逐漸推到了改革的舞臺中央，鄉鎮企業的崛起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有關資料顯示，1984年我國的鄉鎮企業有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而短短兩年之后則發展壯大到1515萬家，擁有勞動力近8000萬，實現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五分之一，到1991年時總產值突破億元大關，輕工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這個階段在我國的企業發展史中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1984年被人們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王石、張瑞敏、柳傳志、李經緯、潘寧、牟其中等一批響當當的人物先后在這一年開始創業，進入原始資本積累階段。

1992年—2000年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這在我國的改革史中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南巡講話的內容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隨后召開的十四大明確確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后的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各項投資明顯加大，主要經濟指標相比于經濟過熱時的1988年還高出不少，GDP增長12%，工業生產總值更是高出了20%。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1994年開始中央和地方共選擇了2500多家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行了試點。同時在這個階段中央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國有經濟逐步向關鍵性和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集中。

當國有企業改革正在穩步進行時，民營企業已經異軍突起，從“補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組成部分”，占據了半壁江山。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江浙地區，悄然地發生了我國企業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產權變革—“量化改革”（指的是鄉鎮集體企業的資產通過評估后將集體資本全數或部分退出，經營者以贖買的方式獲得企業的主要股權），變革之后江浙一帶成批量地出現了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這些私營企業家們為我國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入了對外開放的新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向型企業逐漸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角色。2003年全國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超過了50%。

“中國制造”在全世界廣泛存在，從通用電氣到東芝，從西門子到伊萊克斯，從飛利浦到惠而浦，從諾基亞到摩托羅拉，從戴爾到IBM，幾乎所有的世界名牌都有產品是在中國生產的，“中國制造”依靠低價的土地和勞動成本已經在集裝箱、家電、電子玩具等領域的上百個產品市場占據全球份額第一的位置，盡管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到了我國的出口貿易，但是并沒有影響到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對外貿易如火如荼地發展的同時，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仍在進行。國有資產委員會的成立以及“國有企業重組計劃”等相關政策的出臺，表明政府希望形成一種“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的理想的企業格局：大型國有企業全盤控制產業鏈上游的壟斷性行業，而靠“輕小集加”起家的民營企業則在產業鏈下游的競爭環境下求生存。但是現實往往與夢想相背離，在“二次重工化”的趨勢下，民營企業不甘于待在下游，出現了一場如火如荼地“重型化運動”，戴國芳號稱鐵本要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劉永行在包頭砸下100億建設百萬噸級的鋁電一體化項目，“飼料大王”轉身一變想做“鋁業大王”。

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大膽探索中，我們已經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雖然在改革過程中，我們曾經有過曲折和失誤，但總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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