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勝利：企業家的歷史責任
說到企業家的歷史責任，往往有人會與企業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混在一起。我認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歷史責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般表現為階段性、現實性，比如向遭遇突發性困難群體獻愛心，金融危機時不裁員、不減薪等，這些都體現的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而歷史責任就不同了，歷史責任是公眾對企業家的縱向考核，也許是幾年，幾十年，或者時間更長。從這個意義講，一個企業家兌現社會責任容易，體現歷史責任就困難多了。
從歷史責任角度看待我國企業家，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體可以分為這樣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這個階段，企業家任勞任怨，品德高尚，成為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是企業家們最光彩的年代。如倪志福從北京永定機械廠總工、黨委書記成長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全國總工會主席；郝建秀從青島國棉八廠副廠長，一直晉升到國家計委副主任等。這些企業家無論在企業還是后來進入政界，一直都有不俗的業績，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贊揚，經受住了歷史考驗。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開始到上世紀 90年代中期。這個階段，中國的企業家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企業家們從計劃經濟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以后，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主要特點是：個人對企業對社會的付出遠遠多于回報。這個時期中國企業家的典型代表有長虹電器的倪潤峰，浙江海鹽的步鑫生以及我——馬勝利。 1985年7月，新華社發表關于我的《一心想著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廠長馬勝利》長篇報道，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自此以后的 20多年里，人民日報、新華社再沒有出現過集中宣傳一個企業家的長篇報道了。
第三個階段自 1995年代開始到現在，隨著首都鋼鐵集團總經理周冠五因兒子周北方經濟犯罪受牽連，企業家隊伍中貪污腐敗丑聞不斷，首都公路發展公司董事長畢玉璽、中石化經理陳同海、中國建行行長張恩照、茅臺酒集團公司喬洪等著名企業家經濟案件被媒體曝光后，中國建國以來企業家在人民群眾中的既定形象基本被顛覆，企業家本人的歷史責任更加難以體現。
中國的企業以及領導這個企業的掌舵人、企業家，如何經受住歷史檢驗？我的體會是無論時代發生怎樣的變化，體制、政策有什么樣的不同，但一事當前，辨別是非還是非常容易的。比如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進模范作用，多想著國家和企業等，企業家自己就會永遠站得住腳，處理這些問題的關鍵環節，多數情況下靠企業家的道德，如果道德天平稍一傾斜，就可能走向歷史的反面。
我先后四次見過鄧小平，記得有一次與鄧小平座談，他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問小平同志，允許富的人里面包括我馬勝利嗎？小平反問我，你說呢？我說不包括。他笑了。我說要是包括我的話，沒幾天我就富了。要是允許局長、市長先富，那富的更快了。我們這些領導人應該是帶領大家富起來，而不是個人帶頭先富。廠長、市長帶頭先富，那還不出問題？小平同志笑而不答，說明他是認可我的看法的。我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 我干了十幾年廠長，其實是最早富的，從1985年到 1987年我承包了石家莊造紙廠三年，按照承包合同應得的獎金 270萬，那時候，錢是很值錢的，工人工資每月100多元，你說270萬要現在該是多少錢？可是，最后我一分沒有拿，向中央交了黨費、給學校捐款等等。到后來被免職時，每月只有幾百元的工資。企業家的歷史責任，是企業家通過處理企業中的一個個具體行為體現的。
當然，企業家的經營行為對歷史負責，僅靠企業家的道德自我約束是不夠的，尤其是對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為主的股份制企業，還必須要有明確的政策限制和必要的監督體系。這一點，我作為老一代企業家感受很深，在我們那個年代國家有規定，企業領導的工資不能超過工人工資的3倍，一直執行了好多年，工人與企業領導的關系也比較融洽。后來就不一樣了，企業改制后，企業領導與工人的收入，不再是 3倍，30倍了，有的達到300倍、3000倍，甚至上萬倍。你說，這樣的差距能不出問題嗎？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完善國家政策，靠企業或企業家自身是解決不了的。
還有，中國企業家的歷史責任，還應通過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讓企業與企業家的責任聯系更加緊密，一提到某個企業，就會使人們聯系到這個企業的企業家，這就是企業家最具體的歷史責任體現。這一點，國際上的著名企業做得非常好，如松下電器公司的松下幸之助，福特汽車的福特先生等，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必須承認，以企業家名字命名企業，在有效提升企業家的知名度的同時，也將企業家與企業的命運更加牢固的結合在一起。
反觀我們國家的企業，則很少有用企業家命名的，比如長虹電器如雷貫耳，中國的消費者有多少知道倪潤峰的？聯想電腦在中國的普及率很高，但使用電腦的群體中，恐怕知道比爾·蓋茨的要比知道柳傳志的人多得多。如果說我們的國有企業因企業家變動頻繁，難以用企業家名字命名，但我國的民營企業中也很少有以企業家名字命名的。從企業和企業家的歷史責任角度看，以企業家的名字命名的企業，將會有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根據黨的十七大大精神，我國要實現城鄉統籌，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機遇，我認為，越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家越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多一點歷史責任感，這樣做對企業家自己、家庭以及整個社會都是非常有益的。
(李季平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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